吴春红回家这一年
16年前卷入一起投毒杀人案，河南高院去年终审改判无罪，吴春红案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
东南角，是周岗村地势最低的宅院。村口的硬化路抬高了水平线，多数村宅都用水泥垫高地基，建起了小楼，但那座宅空了16年，仿佛被时光遗忘。在豫东民权县的黄河故堤，旱涝分明，到了夏季，雨水绕过高处，灌进这最低处。
这是吴春红的家。
16年前，2004年11月15日，同村电工王战胜的小儿子中毒身亡，大儿子幸免于难。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投毒杀人案。
两天后，当时34岁的吴春红穿着拖鞋被从家中带走。辩护律师说，在此后的审讯中，他承认投毒。
他连续承认了三次，此后再也没有认罪。2005年至2008年，吴春红被商丘中院三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河南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第四次，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他无期徒刑，河南高院二审维持了判决。
2018年9月29日，最高法院指令河南高院再审此案。2020年4月1日，河南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宣判吴春红无罪，当庭释放。
202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提及，对“吴春红投毒案”等冤错案件，坚持疑罪从无、有错必纠，建议改判无罪。同时，制发错案责任追究意见，对近年来已纠正重大错案逐一启动问责程序。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
女儿吴莉莉把这条新闻转给吴春红，他捧着手机掉泪了。“我看到检察长说能追责，我心里非常激动，国家真的太好了。”
如今，无罪释放已近一年，吴春红在努力跟上现代生活。另一方面，他与王战胜一家仍处于僵局。
王战胜要求重启对当年投毒案的调查，记者获悉，目前调查无突破性进展。他挂断记者数十个电话后，发来短信，“别打扰我了好不，我想过平静的生活。”
对儿女的愿景
恢复自由一年后，吴春红的体重从130斤长到160斤。他已经51岁，小肚子微微凸起。方脸，头上的短发夹杂星点的白，展开眉头，右眼珠却无法与左眼看向同一方向。
他的右眼现在只有微微的光感，他说是在监狱里哭坏的。侄子上学时淘汰的双肩包背在吴春红肩上，背包外侧拉链坏了，口子敞开。吴春红的座驾是被外甥淘汰的自行车，路在他的眼睛里是斜的，他慢慢骑着车，汇入人流。
骑车时，吴春红揣兜里的手拿了出来，暴露了手背上一片片深红的疙瘩。那是牛皮癣，同哭坏的右眼一样，都是16年监狱生活的印迹。
医生告诉吴春红，牛皮癣是因为他身上有真菌，就像“草种”，压力大时“草原”长出来，压力减小“草原”就枯萎了。
牛皮癣比以前少了。吴春红说，除了治病，他现在依然面临着另一种压力。
心头病是给儿子成个家。儿子虚岁已有27，农村结婚早，同龄人都有了孩子，有的还有了仨。
顶着“杀人犯儿子”的压力，吴春红儿子10岁辍学，最初只能去家具厂做小工，几年后，进了电子厂，在流水线上熬到成年。儿子多年来一直在外奔波，在工地上给人绑钢筋，开混凝土搅拌车跑长途，还送过外卖。但因为家贫，始终攒不出彩礼钱，熬成了“大龄剩男”。
这些年，彩礼价格水涨船高。“没攥着30万都没希望。”吴春红说，除了这笔彩礼钱，他还必须给儿子在县城买一套房子。在民权县，精装修新房每平方米7000元，如果选个二手房，每平米也要5000元。算来算去，买个差不多的三居室，再加上装修，就要花掉百万。
在狱中时，吴春红时常熬夜写申诉状，出狱后他依然睡得晚，这些时间就用来看新闻。他告诉记者，羡慕南方的婚俗习惯。他说的正是时下新闻里流行的“赘婿”文化，即在南方某地嫁女儿，女方家全款把房子和车子置办齐，还给盘个店，不对男方提出经济要求。
在周岗村街坊眼中，“盘个店”是成功的标签，吴春红对女儿的愿景也是如此。
吴春红女儿吴莉莉出嫁时刚满20岁，那时候是2012年，吴春红还在狱中，她基本没什么嫁妆。吴莉莉只有初中学历，在美容院给人“做脸”，底薪800块，推销出化妆品才能赚到提成。女婿是货车司机，每年大部分时间在外奔波，吴莉莉一边工作贴补家用，一边照顾三个孩子。
在街坊邻居眼里，在美容院上班不够体面。“不能让她总是伺候人。”吴春红说。那家美容院开在市场旁边，顾客许多是小生意人，身上带着鱼腥的味道。除了给这些顾客洗脸、用理疗器推油和敷面膜，吴莉莉还要帮客人捏背捶腿。这在吴春红眼里，是在“伺候别人”，仿佛低了一等。
春节过后，还没出正月。吴莉莉不打算在美容院干了，她丈夫也想在县城陪孩子生活，于是夫妻俩合计后，贷款五万，盘了同学的一家烟酒店。3月13日，吴春红在这家店仿黄花梨材质的大桌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那天是吴莉莉开店第10天，酒柜上摆着价值不菲的洋酒，但都是前老板的货，吴莉莉只是帮忙售卖。
烟酒店客人寥寥。“昨天别人买了一盒烟，收款20元现金，赚了两块钱。又卖了一瓶酒，卖了400块钱，我们进价就是396元，赚了4块钱。”吴莉莉从来没做过生意，找不到靠谱的进货渠道，卖不出去酒，也赚不到什么钱，“啤酒一箱进价是50元，售价也是50元。”第二天，吴莉莉把店退回去了，损失几千元押金。
2020年8月6日，河南高院作出了262万余元的国家赔偿决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是68万元。此前吴春红申请的金额是1872万余元，申请的医疗费、误工费，都没有得到法院支持。他对此提出复议，目前尚未有结论。
吴春红决定，等获得赔偿，先给儿子在县城买个房子，“让他自己找媳妇吧，找有缘分的”。
女儿“盘个店”的构想遇到挫折，他本想等有钱了，投钱给烟酒店，但吴莉莉很快把店退了，他又想将来投资给女儿开奶茶店。他打算在学校附近找个店铺，人流量大，让吴莉莉带着弟弟一起干。
被操心的人
现在的吴春红暂时还一穷二白，靠亲人接济。他还没有住所，尽管亲人向他敞开了家门，但他总感觉住着不方便。
回周岗村时，吴春红和父母住在已去世的三弟家里，三弟几年前患癌，不想把钱投入和绝症对抗的“无底洞”，就盖起一栋三层小楼，留给了父母和孩子。
此后，吴春红大部分时间呆在县里。一开始住出租屋，亲戚替他交了几个月房租，后来吴莉莉婆家出资在县城买了房，他就搬去与女儿同住。吴莉莉家有三个孩子，她公公在外打工，婆婆与她一起居住照顾孙辈，尽管从没把话挑明，吴春红仍认为和亲家母住在一起“不方便”，去找女儿的次数越来越少。
最近一段时间，吴春红住到了妻妹空着的房子里，那是妻妹为自己儿子准备的婚房。吴春红也提到，妻妹的儿子已经到了婚龄，他不可能长住。
春节过后，他的妻子回到广州的灯厂继续打工赚钱。他给记者展示妻子工作时的视频，不大的厂房里只有三个工人，他们把晾干油漆的灯架搬到操作台上，两名男性工人不戴口罩，但他的妻子在口罩外还套了防毒面具。
她如此注重防护的原因在于，吴春红的三弟因肺癌去世，家人怀疑是在家具厂遭到了油漆污染。
吴春红进不了厂。春节时，同样在广州打工的二弟告诉他，进工厂需要体检，他的皮肤病过不了关。他还想留在家，干打家具的老本行，但由于一只眼睛看不见，他拿起刨子，找不准直线。他也曾去县里的家具厂寻找卖力气的简单活，但一看到年轻人光着膀子冒着汗，他也跟着出汗，是虚汗。
他只好游荡在妻妹开的火锅店里。早上，他帮着连襟买菜，中午收拾餐桌、打扫卫生，晚上忙时，他帮后厨剪虾线。妻妹一家供他吃住，他不要工钱。
在火锅店没活干的时候，他就到不远处的庄子文化广场绕圈。民权县是庄子故里，广场中间有个巨大的庄子石像，人们聚集在石像的脚下，带着小娃娃在充气娱乐场玩耍，摆弄着健身器材聊天，拥挤着套圈，或是扎成堆下棋打牌。
吴春红把手揣在兜里，表情木然地穿过这些人，对什么都提不起劲。
吴莉莉回忆，在她小时候，父亲好像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儿。出事那年的夏天，父亲几乎每天都在院子里光着膀子，流着汗，切割木材和打家具。那时家里的作坊已经有六七个工人，父亲还规划把邻居家的地买下来，扩大生产，父亲还和姨父去考察过联合收割机，想干割麦子的生意。
吴莉莉说，她父亲还曾告诉她，等到爷爷奶奶60岁之后，要每年给老人过生日。而那时候的她和弟弟，格外地不缺零食。
但现在，时光过去16年，两位老人都已经71岁了，吴春红还没有为他们过过生日。三年前，吴春红的父亲吴庆亮查出了高血糖，又查出了轻度脑梗，高压时常在200mmHg居高不下。这几天，老爷子扛不住了，他腰酸腿疼，走不动路，吃不下饭。他给吴春红打电话，让他带自己看病。
吴春红坐公交车到人和镇，老父亲到繁忙的车站用小三轮接了他。
因为怕花钱，吴庆亮查出病后，从没做过更细致的检查，只让大夫开药。他应对高血糖的方法就是忍住不吃饭，但由于药不对症，他的高血糖始终没降下去，这就像个定时炸弹。
这次，吴春红带父亲做了心电图、胸片和脑血管B超，新农合报销后，检查费不到196元。吴春红还不会用手机付款，他从怀里掏出一沓零钱。
大夫又加了一笔65元药费，这次是母亲付的。大夫是远房亲戚。开完药，他支开两位老人告诉吴春红，吴庆亮的一身病，都是因为操心他的事。
两家人的心结
吴春红被羁押了5612天，这些日子里，在牢笼之外的周岗村，失去小儿子的王战胜家和吴春红的家人间打响了“战争”。
王战胜聘请了律师，要求法院对吴春红严惩，同时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共计6万元。商丘中院在2008年改判吴春红死缓时，支持了13737.5元的赔偿金额。
但吴春红的家人一直没有履行赔偿。
争斗从吴春红被带走后就开始了。一位年过八旬的邻居告诉记者，吴春红被带走后，王家带着亲戚朋友将吴春红的宅院围住讨说法。“持续了好多天，俺们的门都关上了，不敢出门，吓得没办法。”
吴庆亮告诉记者，王家人冲到吴春红的家里，砸碎了锅碗瓢盆，捅破了家具作坊的棚子，还用木棍把吃水的井堵住。吴春红的族亲也被殃及，几个族亲家里的电被掐断了。“把我们几个的家围得像个监牢一样，就连别人的工具和摩托车都不让带走。”
吴庆亮认为，王家当时包围吴春红家，讨说法的另一层含义是要赔偿。吴春红院子的猪圈里，有14头200斤左右的猪，他想把猪卖掉补贴孙子生活，但王家派人挡在收猪的车面前，不让卖猪，吴庆亮报警后，派出所来人调解，一万元的卖猪款先押在了派出所。
还有吴家在河沿边上的20多棵杨树。吴庆亮说，树让王家在晚上伐倒了8棵，运走了3棵，最后又是报警，2700元卖树钱押在派出所。
吴春红向记者确认，当他无罪释放后，派出所把卖猪和树的钱都还给了他。
两家人的仇恨发酵了16年。即使到现在，王战胜仍在坚持为死去的孩子“要说法”。
王战胜家的小楼在周岗村西北角，村子不大，两家直线距离也不到500米。他们竭力避免打照面。2017年初，有记者敲开了王战胜家的大门，他对记者有些抵触，“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也不想提这个事情了。”他重复着这句话，当记者问：“你是否认为吴春红有罪？”他则回答：“他肯定有罪啊，他没有罪，法院能定他罪吗？”
如今吴春红无罪释放已经一年，王战胜对记者更加抵触，发短信要求不要打扰他平静的生活。电话里他留下了只言片语。“（小孩的案子）民权县公安局现在在调查呢，公安局去年就重新开始调查了。”
王战胜曾经的代理律师告诉记者，法院从疑罪从无出发，认定吴春红无罪，“但是也不排除就是他，还要等公安机关侦查才能确定”。这位律师称，具体了解，王战胜“肯定”要求公安机关找到凶手，确定犯罪嫌疑人，“这个很明确，他会一如既往地去找政府部门，来解决这个事情。”
这位律师呼吁，这类疑罪从无的案件曝光的同时，也应对受害人有个说法。“办案单位折腾这么多年，最后疑罪从无，那么这说明这个案件是没有查清呢，还是说没有犯罪事实呢？”他称，嫌疑人被放出来，会令受害人不只承担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承担案件悬而不决的压力。
吴春红说，他也想要求公安再进行破案，找出凶手。“最起码真正的凶手出来了，我也算清白了。要是没有的情况下，俺那村每个人还是嫌疑对象，我还是想叫公家去破案。”
“我一直在心里想，人家孩子死了没有找到凶手也是烦，但是我清清白白地蹲了16年，我也烦。以后最好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吴春红说，以后当他回到东南角的房子后，会避免往西北走。
团聚
法院宣布无罪那天，吴春红走出监狱，用手机和家人视频通话。当看到镜头里满头白发的母亲，他瘫倒了。“我一看俺娘的脸，感觉心里难受，头一晕，就再站不起来了。”他说，之后司法工作人员把他送去了医院。
刚回家时，吴春红身体虚弱，右眼球萎缩，满身牛皮癣。因此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治病，治病花了三四个月，儿子辞去工作全职照顾。“基本上走一步跟一步。”
与社会脱节16年，吴春红适应起来很艰难，他不敢花钱，这些年猪肉从几元涨到了几十元钱，青菜也贵得“可怕”。
“以前去超市，一百块钱买的东西都提不动，现在小手指一勾就走了。”而基本生活技能也要从头学，吴春红没见过电磁炉，能把馒头蒸成焦炭，为了使用智能手机，他练习了几个月。
去年，吴春红本可以领到260万余元的国家赔偿，但他认为精神损害赔得太少，提交了复议申请，目前还没结论。他还起诉了监狱，要求就他的眼病和皮肤病给出赔偿，也还没有结论。
国家赔偿虽然还没到手，但吴春红想在春节时表达心意，他申请到了五万元司法救助金，想先还一些当年雪中送炭的人情。
他反复提起一个朋友，2004年底，他刚被抓走时，这位朋友援助了他家人1000元，这个数额是两亩麦地一年的总收入。春节前，他去拜访这位朋友，掏出钱要还，对方不收，两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在周岗村，吴春红的同龄人命运各有不同，有人仍在工地干苦活，有的已经资产百万。相比起来，他自己的人生算是最夸张，16年的牢狱之灾，磨去了他的青春，令家人陷入贫困。
对于正在复议中的国家赔偿，“我宁愿不要这个钱，也不想受这个罪。”他说。
“这些灾在我身上，谁也扒不下来了，就是有人替，我那个罪也受罢（完）了，我只有花俩钱把孩子安排好，我受点苦受点罪无所谓。”他说。
春节后，亲人朋友四散到各地打工，只剩吴春红在等待。钱没攥在手里，他无法实现安排好家人的承诺，但他脑子还能转，腿还能跑。
“我想先操心，反正以后避免不了是不是？”由于害怕突然间就要交彩礼，他还没正式找媒人替儿子说亲，于是他就到县里看房，从碧桂园看到学校旁的老公房，从精装修看到毛坯。
女儿吴莉莉关店的前一天晚上，吴春红还在操心。他和开超市的发小接通视频，把店里的酒一瓶瓶照给对方看，询问是否有更低价的进货渠道。店里的高档洋酒吴莉莉不认识，吴春红的发小也不认识，吴莉莉卖不出酒，就自己花钱进了点饮料矿泉水和啤酒，依然卖不出去。
这些操心反而给了吴春红动力。“说实话，我看着是个人，实际上这里头感觉都空了。”吴春红指指自己的胸膛，“如果没有这些事儿，如果没有压力了，我心情一放松，我的身体是不是要像气球一样，一放气就垮了？”
吴春红开始为自己的晚年做打算。
当务之急是把老宅子好好修一修。他咨询了在工地干活的发小，将地基填高，需要买一万块钱的土。他打算，把旧宅修好了，就把父母从三弟家接到自己家，让妻子不再打工，回家伺候老人。
这些都弄好，“家”才算置办齐了。
吴春红不断提起，大年三十，吴家的人16年来第一次聚齐，拍了全家福。
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实习生 梅云秋
A10-A1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编辑:于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