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病”与心理咨询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明子 杜玮

　　发于2021.3.22总第988期《中国新闻周刊》

　　刘倩曾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视频部门上班，用她的话说，大公司就像一台结构复杂、不停运转的机器，而自己是这个庞大系统里一个没有生命的螺丝钉。一切都是从她升职后改变的。从工作6年的业务岗被提升到管理岗后，她发现，每天处理人际关系的时间与精力远远超过处理业务本身，同事之间的互相倾轧、甩锅与内卷化竞争，让刘倩在越来越忙的同时，也越发怀疑这份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刘倩渐渐变得“不开心”“很丧”。此后两年，工作绩效也从“优秀”一路下滑到压线及格。她在2016年离职前去医院看诊，医生说她当时已经处于抑郁状态，但还没到“病”的程度，不用吃药，可以找心理咨询师“话疗”。

　　在进行过几次咨询后，刘倩开始自学心理学，如今已经转行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在刘倩的来访者中，不乏与她经历相似的人。他们有着收入不错的工作或很好的学习成绩，社会功能相对完好，但就是不快乐。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在2019年公开表示，中国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不仅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加快，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也大大增加，国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呈现出比单纯的躯体健康问题更突出的态势。

　　心理咨询平台“简单心理”在2021年1月12日发布了《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这份报告在对四万多人进行调研后发现，不论什么年纪、收入、行业或性别，77.54%的来访者表示，最让他们苦恼的就是“情绪压力”，即个体在焦虑或恐惧等情绪的作用下形成的心理紧张反应或状态。

　　心理咨询火了

　　现在，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每天有1000多人来访，日门诊量是1990年代的20倍。“咨询需求的增加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只有在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被满足后，人才可能关注心理状态和内心感受。”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部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主任委员张海音说，1980年代以前，人们只有身体上生了重病才会去医院，实在顾不上心里是否郁闷。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后，人们对心理卫生知识有了更多了解，对心理健康更为重视，需求也随之增加。

　　张海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二三十年前，到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求助的来访者多为神经症性障碍，包括社交恐惧症、抑郁症、强迫症等等。随着心理咨询服务谱系拓展，咨询室不再只为患者服务，也会面向普通人群或心理亚健康人群，求助问题除了心理方面的困惑，还有职业发展、情感问题、伴侣关系、家庭问题等个人发展问题，包括“我该选什么大学、什么专业、什么工作”、“结婚后如何与婆婆相处”等等，这些问题如果长久未能解决，也会给人心理带来影响，发展出抑郁、紧张、焦虑等情绪。“与二三十年前相比，现在的人们对自己内心的感受更重视、更敏感、更关注，所以才会把自己的感受呈现出来。”张海音说。

　　而《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则显示，有81.81%的受访者自述有过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当人们在谈论心理健康的时候，最关心的依然是“抑郁、焦虑、压力”，这与2016年的调查结果高度相似。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下普遍的焦虑感与现在的社会缺乏确定性相关。这位专家生于1960年代、80年代考入大学，他以自己的经历举例说，过去，每个人的一生基本可以按计划“计算”出来——农村孩子大多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大学毕业生则被分配到在城里某个单位工作一辈子。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机遇与竞争并存，现实生活充满未知，有未知就意味着风险，有风险就会给人带来压力与焦虑。

　　由中科院心理所2017年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教师、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工人、公务员等不同职业群体，普遍反映“压力大”。例如，有10.2%的公务员受访者表示“压力水平比较高”。而脉脉数据研究院则在2018年推出“行业焦虑排行榜”，根据行业平均薪资、行业人才年平均跳槽频率、职场人对行业压力的主观评价三个维度，将不同行业的焦虑进行量化，IT互联网行业位列榜首，文化传媒行业与金融业紧随其后。

　　“现在社会竞争激烈，个人主观体验到压力是正常的，一个人没有压力也不会成长、进步，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对待压力。”上述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专家说，个人要学会缓解压力，如果能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就更好了，如果压力大到实在扛不住，则要去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或医生的帮助。

　　这位专家指出，人在适应压力的过程中，自然就会产生焦虑、恐惧、抑郁等情绪反应，其中，焦虑更像是各种不良情绪的底色，普遍存在于多种心理问题背后，因此看上去更为普遍。一个人从出生到老，都会承受基本的生存焦虑，即便是小孩子，为发展自身能力、满足父母期待、老师同学评价等等，也会承担相应的压力和焦虑。

　　刘倩的一个来访者对她说：“我想不到，短短一年，大环境推动着我从一个佛系妈妈变成了一个鸡血妈妈。”这位来访者的孩子在小学时并未花过多精力补课，成绩也一直不错。但在孩子升到清华附中考进创新班(即重点班)后，为了不出局必须学奥数，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了学习上的“军备竞赛”中——别人家孩子上一个奥数班，他们就要上两个。妈妈和孩子都笼罩在一种弥漫性的焦虑中。

　　《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对两万多青少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孩子们的整体压力源就是考试。这些孩子即便考上了最知名的大学，可能仍会感到“迷茫”，情绪低落，有强烈的孤独感与无意义感。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对此提出了“空心病”的概念。“其核心问题在于缺乏支撑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他撰文分析称，“空心病”群体受害于一种功利化的社会价值观，即人生目标只有金钱、地位，学习和工作只不过是追求这一目的的手段。

　　当这些得了“空心病”的孩子长大后，就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前述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专家说，他们那代人要解决生存问题，人在面临生存压力时的韧性是最强的，心理问题的影响反而比较小；而他的孩子这一代物质条件更好，生活起点高，面临的选择和诱惑都更多，如果从小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就很容易迷失。

　　刘倩从小就是“听话的好孩子”。她从北京一所“985” 大学毕业后，先后就职于广告与互联网行业，在外界看来“每一步走得都不错”。但这些都不是刘倩真正喜欢的，她感觉自己像是被裹挟着往前走。

　　在调查了505名职场人之后，《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有50.89%的人在工作中感受到“无意义”，近五成受访者表示“缺乏目标”或“感到迷茫”。“个体产生无意义感的重要原因就是总在身不由己地完成周遭环境强加给自己的要求，通俗点说，难免总有点为别人而活的感觉。”张海音分析说，比如，个体服从“996工作制”、年轻人浸染在努力加班赚钱买房的氛围中等等，社会越发展，个体越容易感到自己的渺小，无法与大环境抗衡，被淹没在所谓主流观念或快速运转的社会节奏中，无暇顾及自身的真实需求，从而跟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脱离，这时就比较容易产生“自己这么拼命到底为什么”、“活着有什么意义”等感受。

　　刘倩开始关注自己内心感受也是在基本物质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人到中年，在北京有车有房，刘倩开始关心自己“内心是否得到满足”。“就像荣格提出的中年危机，人到40岁左右，突然发现很多地方不对，前半辈子活在别人的认为中，下半辈子要还给自己。”她说。

　　由于心理咨询有一定经济成本，付费咨询人群大多为高收入行业从业者。据《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近90%的来访者为本科及以上学历，近五成来访者从事IT、互联网、文体、文化传媒、金融等工作，超过一半的付费来访者来自一线城市。

　　有的人更容易有负面情绪

　　刘倩现在每周有半天到一天在“12355”青少年服务台做志愿者，接听青少年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热线，在刘倩接到的求助热线中，以孩儿妈居多。拨打热线的青少年中，女孩大多在倾诉学习上的困扰，很多刚上高一的女生会因为成绩下滑而自责烦恼，小男孩则有五花八门的话题，有一些还是关于青春期性萌动的困惑。

　　“高校学生做心理咨询的原因和社会群体不同，很多是出于自我探索的目的。”心理咨询师李松蔚说，他在北京大学心理学读研期间，担任北大校医院心理咨询中心与北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咨询师，2012年到清华读博后，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老师。有的学生因为“拖延症”来到咨询室，有的是因为无法处理大学里的人际关系，还有人是因为性取向问题。高校心理咨询免费，学生有充裕的时间，他们希望从各个方面探索自己、了解自己。

　　女性来访者是心理咨询的主力军。《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女性来访者几乎是男性的3倍之多。“从心理咨询的问题分布来看，多数与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相关，而跟情绪有关的国内外所有流行病学调查都显示，女性来访者几乎是男性的两倍。”张海音指出，这样的数据并不意味着男性心理问题不多，只不过女性会更敏感地感受到自己的负面情绪，并愿意通过“倾诉”的方式来调节。男性不太会因情绪痛苦而求助，可能会采取其他方式疏解，如饮酒、吸烟，有时甚至是暴力。

　　同样遇到压力，为什么有的人容易产生负面情绪，而有的人却没有？张海音分析，这与每个人的个性基础相关，包括一个人所面临的工作压力、家庭压力和性格等多方面因素。例如，有的来访者首次咨询的问题是“工作状态不好、没办法好好上班”，但导致无法“好好上班”的抑郁情绪的根源可能是家庭问题没有处理好；同时，个人性格很可能还在加重心理问题，负面情绪是多种因素综合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结果。

　　在遇到类似困惑时，不同求助者走出心魔的过程也不一样。刘倩曾有一位年轻来访者，因为从未得到上司“口头赞许”而苦恼，并因此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已经抑郁了一段时间。这位来访者在自诉过程中发现，他的上司在用行动表达对他的认可，比如曾向其他团队力荐过他，所以只咨询了一次就解决了问题。但同样在“与上司相处不好”这个问题上，刘倩的另一位来访者就咨询了40多次，问题根源是来访者和她母亲有冲突，一旦上司表现出来访者母亲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时，来访者就会特别烦躁。

　　简单心理平台对2020年的来访者进行了统计，来访者平均进行了10.82次咨询，有17.35%的来访者进行了20次以上的中长程咨询。那么一位来访者应该做多少次心理咨询？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心理咨询的对象是生活中遇到心理问题或心理痛苦的正常人，与心理治疗的不同点在于，心理治疗的对象是精神障碍患者，二者的区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教授、主任医师丛中说。

　　丛中认为，咨询次数和来访者性格、来访目的相关。有的来访者人格比较成熟，比较独立，原生家庭和现在的人际支持环境都比较好，疗程就相应地会短一些，疗效也会好一些。而有的来访者人格比较幼稚依赖，疗程就相应地需要长一些，如果坚持不到最后就停下来了，甚至会觉得没有得到相应的、自己所期待的“有效帮助”。

　　刘倩的来访者一般会进行20次左右的咨询，咨询期最长的一位来访者在进行完第41次咨询后，又选择了一位新的心理咨询师。李松蔚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期限，通常在10次咨询内结束咨访关系，假如10次咨询都没有解决某个现实问题，他不认为来访100次就能解决。

　　“遇到过度依赖的来访者，治疗师只能提供某种程度的心理关注，却无法达到来访者期待的程度。”丛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来访者有所失望的时候，治疗师就去共情来访者的期待和失望，并且在来访者失望的时候，治疗师不离不弃，陪伴来访者，并一路跟随来访者一起长大，这往往需要更长的疗程才能完成“从依恋到独立”的人格发育过程。

　　另一方面，有些咨询的目标明确，就是要消除一些症状，适合做短程咨询，而有些来访者想要做“深层治疗”，不但要消除症状，还希望了解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负面情绪，希望人格更完善，咨询过程自然比较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做一辈子的心理治疗，因为没有一个人的人格是完善的。心理治疗过程长短不由病人决定，而是外界环境决定，比如美国就是由医保决定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仇剑蓥说。

　　心理咨询不是必需品

　　相比于在咨询中得到的帮助，刘倩觉得自己是在学习和上课过程中自愈的。辞职后她在家上网课自学心理学，其中一节课讲到“自我接纳”，刘倩感觉自己的症结被人一语道破，她自省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的内心、从没真正接纳过自己，所以总是感觉别扭、纠结，甚至痛苦。刘倩把那节网课反复看了三遍，狠狠地哭了一场，此后，整个心境发生了转变。

　　在心理治疗中，人本主义学家罗杰斯认为，每个人的心理内部都有自我完善的内在潜力，心理治疗不过是促进该潜力的自我实现。“医生治病的前提和基础是病人自身具有恢复健康的内在潜力。医生的治疗工作也仅只是在病人的自身康复能力的基础上而发挥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丛中曾撰文分析，治疗师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来访者成长的治疗关系和情境，来访者借助这样的治疗关系和情境，就可以逐渐地恢复自身的心理健康了。

　　如果最终可以自愈，那么心理咨询的作用是什么？“就像快要溺水时突然被人托住了。”刘倩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给久病的人服下止痛片，疼痛暂缓后才有力气主动康复。

　　心理咨询的价值在于能够提供相对纯粹的咨访关系。李松蔚解释说，心理咨询师不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对来访者进行判断，而是站在来访者的角度和处境提供帮助，这与朋友、家人的角色天然不同。比如，当孩子说自己遇到困惑时，很多父母会否认这个“困惑”，不然就好像承认了自己对子女的教育出了问题，父母常对孩子说“你遇到这点事不算什么”，而孩子听到这样的回复时会感觉自己不被理解，从而放弃向父母寻求帮助。

　　还有很多困扰是来访者不敢同自己亲近的人诉说。比如，“结婚后遇到有好感的人怎么办”“有异装癖怎么办”“自己对同性有好感怎么办”，对于这些隐私问题，来访者更愿意花钱、花时间找个专业的提供咨询服务的人来聊一聊。

　　然而，过度重视情绪问题也可能对康复起到反作用。“任何心理障碍都涉及从正常到异常的连续谱，很多人介于两者之间，有情绪起伏，但还没到异常状态。”张海音分析说，心理学概念的普及有利有弊，“利”的作用是主要的，让很多原本不知道自己有心理障碍的患者得到了专业、及时的帮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症状没那么严重的人，因为看到相关资料而对号入座，甚至夸大了自己的症状。

　　一位心理咨询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举例说，他有一位年轻女性来访者，产后自己查抑郁量表对号入座，越看越痛苦，便来做心理咨询，发现实际情况并没有产妇自己想得那么严重。

　　专业心理学概念在被广泛接纳的同时也存在误用的情况。例如，“原生家庭”理论时下非常流行，似乎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与情绪问题都能从原生家庭中找到原因，原生家庭在一些文章中被认为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这样的论断完全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张海音说，还有强迫症、抑郁症等各种神经症性障碍也常被误用、泛化，一个人出门前习惯性多锁几次门就说自己是强迫症，事实上，强迫症患者同时存在强迫和反强迫的冲突，反复洗手到出血还是不受控地强迫性洗手，患者自身非常痛苦，需要专业的医学治疗。

　　有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美国青少年患抑郁和焦虑症的比例出现了大幅激增。2020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等人在《娇惯的心灵》一书中就指出，学校的过度保护换来的却是学生脆弱的心灵，校方很多措施的初心在于保护学生群体不受语言和思想侵扰，但好心办了坏事，让学生动辄陷入认知扭曲，最终反而增加了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同时，有证据表明，类似的趋势在加拿大和英国也有发生。

　　“我强烈反对对孩子进行特别多的心理健康教育，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是看不见心理学的。”前述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专家说，中国很多学校所谓的心理健康教育就是开一门课、发一本书，老师摇头晃脑照本宣科，流于形式。他表示，好的心理教育是老师懂心理学，把心理学知识融入到日常教学和学校管理中。

　　这位专家还指出，从科学和统计学规律来说，并不存在情绪完全正常的人，人应该相信身体自我矫正和平衡的能力，有时，“不开心”的情绪在睡一觉醒来后就会消失；同时，他建议每个人都可以了解一些心理学常识，知道什么情绪是正常的，什么时候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士。

　　心理疾病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早就存在，但它成为一种概念或文化现象则是被定义出来的。丛中在《心理治疗与咨询的终极目标：来访者的症状是如何消失的？》一文中分析，医生付出专业劳动获利无可厚非，但如果没有“病”这个概念，病人就没有对“病”的自觉意识，更没有求医的行为，那么，医生也就失去了收入的市场和来源。因此，医生需要不断地去宣传“疾病”和“健康”的概念，开发和培育市场，然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前来寻求医疗帮助。

　　心理咨询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不是治疗疾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李松蔚认为，心理咨询服务的是那些没有人格层面或深层次心理问题的人群，他们在生活中遇到挑战、压力，迫切希望有人可以帮他们分析现状、推动支持他们实现目标，功能定位类似于健身教练。

　　张海音认为，如果一个人过度接受心理咨询，就意味着其一直处于被降低要求对待的环境中，容易忽略自己的潜能，总期待别人替他解决问题，无法继续完成学业和工作。

　　“心理咨询只是其中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不是必需品。”李松蔚说，不是所有人在某段时间觉得自己遇到了压力或挑战，就必须做心理咨询，他可以找朋友去喝喝酒、唱唱歌、聊聊天，或者一个人看本书，或者休息两天，很多事情就想通了。心理咨询只是若干种方法中的一种，而且还不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一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倩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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