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均检案1200余起，看“法证先锋”如何让物证“开口说话”
作者：潘雨洁
“女博士”“学霸刑警”“鉴毒师”……旁人眼里，星玉秀身上自带“光环”，“朋友都觉得我的职业神秘又‘高大上’，其实跟检测员差不多，”她乐呵呵地说。
星玉秀是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科学技术研究管理中心副主任，从警13年中，这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说话温声细语的“法证先锋”整日与实验和数据为伴，试图用科学和缜密还原真相。
每个案发现场都是一次“考试”
“昨晚，法医同事们通宵解剖，刚回去休息了，”上午十点，星玉秀的办公室很安静，电脑桌面上，束着马尾的她认真盯着仪器前的数据，“那时我刚入行，检测枪击残留物时同事拍的。”她回忆。
星玉秀所在的理化实验室主要负责各类刑事案件相关物证的检验鉴定。“要判定毒物毒品的属性、测定含量，”星玉秀介绍，“最常见的就是检测涉案人员体内的乙醇含量，根据血样数值判定是否构成酒驾。”此外，一些交通肇事案件中，实验室还负责检测纤维、玻璃、油漆等微量物证。
图为星玉秀在实验室做血样检测。潘雨洁 摄
“一般男同事去现场勘查，我们在实验室提前统筹，待样本送达后即刻开始。”星玉秀说，首先要查看物证信息、检查生物组织有无腐败，分类制定检测方案，“有时样本数量较多，光上机前的处理工作就需要一整天，再根据仪器生成的报告在电脑中检索、匹配、反复分析调整，才能得出鉴定结果，出具法律文书。”
2013年春节，青海省海南州某县发生药酒中毒案，星玉秀和同事连夜开展检验，于次日下午将检测结果告知医院，及时为抢救工作指明方向，最终2名患者脱离生命危险。
图为星玉秀在实验室做血样检测。潘雨洁 摄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做笔记是星玉秀坚持多年的习惯，拉开抽屉，几十本笔记按年份排列，上面中英文字迹工整并穿插配图，用不同颜色标注重点，“我会经常整理，需要时就能迅速查阅。”她说。
图为星玉秀的笔记。潘雨洁 摄
每次做完实验，她会仔细做好留存归档，试管、杯子清洗、擦拭得干干净净，“实验室的卫生能体现数据的准确性，”星玉秀相信，每个案发现场都是一次“考试”，既考平时功夫也考临场应变，“必须互相配合、信任，更是对细心与耐心的考验。”
图为星玉秀整理档案。潘雨洁 摄
做错不后悔，没做过才后悔
大学读生物制药专业，星玉秀原本是藏药厂的质检员。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预备读博的她，因机缘巧合报名了公安系统的考试并顺利通过，“用现在的话说，我也算跨界了，”她笑着说，“比起在科研院所做基础研究，我觉得公安机关的工作更具体，能直观体现出我的价值。”
图为星玉秀在实验室整理药品试剂。潘雨洁 摄
2016年，星玉秀偶然看到公安部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的通知，没多犹豫就报了名，“从小没出过远门，很想去看看，”随后赴美国李昌钰刑法及刑事鉴识学院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访学。
跟在教授身边做实验、听讲、参观，他高度自律和人格魅力令星玉秀深感钦佩。“教授最出名的一句话，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星玉秀觉得，这也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印证。
从“跨界”当刑警、只身赴美求学，到今年和同事一起尝试建立青海省首个新精神活性物质数据库，在星玉秀眼中，一切“从无到有”均始于理念转变，“别因为条件不够先去限制自己，不要害怕出错，往远看、勇敢尝试，梦真的会实现。”她说。
图为星玉秀在办公室电脑前工作。潘雨洁 摄
“无可替代”的背后：无奈与光荣
目前，青海省公安系统从事理化检验的只有9人，星玉秀和同事要负责实验室、仪器、数据、鉴定书等各项工作，年均检案1200余起。
相比各行各业中不甘当“螺丝钉”的年轻人，因其工作性质的专业与特殊，星玉秀的“无可替代”让人羡慕，然而对她来说，光荣与无奈恰如硬币的两面。
2011年，星玉秀怀孕了，彼时实验室人手紧缺、案件繁多，工作时吃上顿没下顿、睡觉打地铺，她克服了加班加点的体力不支，却放不下心中的隐忧。
图为星玉秀在实验室仪器前观测数据。潘雨洁 摄
“虽然穿着防辐射服、戴着口罩，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接触毒物、强辐射、挥发性气体。”她回忆，“搞检验分工细，别人即便有心帮忙也无力，操作设备、实验环节还得靠自己，心里确实害怕。”
如今，十岁的儿子习惯了每天放学最后一个被接走、在同学家吃饭写作业……“丈夫是狱警，我俩的工作都要随叫随到，没办法花更多时间在孩子身上，”星玉秀说，“儿子从小缺乏安全感，我们晚上加班回家晚，他总要开着灯才能睡觉。”
图为星玉秀展示实验用到的溶液。潘雨洁 摄
有心酸亦有茫然，日复一日面对器材、药品、数据，星玉秀也曾想过尝试别的工作，“但还是舍不得脱掉这身警服，”再看看低头工作的同事、默默辛苦的丈夫，觉得既心疼又感动，“也让我多次提醒自己，守住心中的‘度量衡’。”
“做实验时，脑海中时常浮现案情画面，觉得受害人需要帮助，”她说，“只有专注眼前，尽力拿到更科学、更令人信服的数据，才能拯救生命、挽回财产损失，找回公平和正义。”
【编辑:朱延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