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军人谢彬蓉扎根大凉山支教
把孩子拉回课堂送出大山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扎甘洛村坐落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龙头山上。上山的路紧挨着悬崖,蜿蜒曲折,半山坡一处相对平整的空地上,有一个活动板房教室、一片狭长空地做“操场”、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一间土坯房宿舍,这几乎是扎甘洛村小学的全部。
这里甚至称不上是一所小学,而是一个位于扎甘洛村的教学点,今年50岁的谢彬蓉是这个教学点唯一一名固定下来的教师。谢彬蓉曾是空军某部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大校军衔,2013年退役后,她从工作了20年的内蒙古额济纳旗戈壁滩,一头扎进了大凉山。
脱下戎装,站上讲台,原本只是想短暂支教圆一个“教师梦”的谢彬蓉坚持了一年又一年。她把孩子一个一个拉回课堂,这个只有45户200多名村民的彝族村寨,上学的孩子从不足10人,增加到30多人。
谢彬蓉是家长口中可靠的谢老师,更是孩子眼里的“谢妈妈”。通过教育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谢彬蓉想要一直做下去,她说“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坚持
要把孩子们一个个拉回课堂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决心在退役后选择去支教,并坚持这么多年的?
谢彬蓉:我大学读的是四川师范学院,如果不进部队,我会成为一名教师,我也很乐意成为一名教师。我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他退伍后就回到家乡当了小学教师,这对我触动很深,我想我也可以退役后去支教,算是圆自己一个“教师梦”。
开始我只计划当一个学期的志愿者,完成自己这个梦想就可以了。但最终让我留下来的是,我看到当地那种缺少教师、孩子们受教育少的状况,不忍心走。
新京报:当时情况是什么样的?
谢彬蓉:我最初是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附近的一所小学支教,那里的教学条件、孩子们的学习基础和受教育程度很差。支教快结束时我被抽调到当地中心校监考,发现很多孩子考卷大片空白,有的孩子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不忍心走了。后来我就到了更缺乏教师的扎甘洛村,成为村里教学点的老师。
2015年,刚到扎甘洛村的时候,整个教学点只有不到10个学生,而且这些孩子还不能同时来上课,需要给家里放牛放羊。早上8点钟开课,有的孩子11点才来。家长也不重视读书,尤其是女孩子,家长觉得孩子十几岁就要嫁人,长大了也就是在山里放牛,用不着上学。
所以我当时去了最重要的任务,是家访,给家长们做工作,一个一个把孩子们拉回课堂。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改变?
谢彬蓉:我待了将近一年的时候,来上课的孩子陆续多了起来。因为家长们看到,这个老师留下来了,能持续教课了。过去教师流动性大,孩子们上着上着就中断,干脆就不上了。
有家长和我说,你开课晚一些,太早了孩子们还要干活,来不了。我不同意,孩子们上学就要按时来,进教室就是要敲门,课堂是神圣的。
当时除了扎甘洛村,旁边几个村的人也找来,希望孩子在这里上学,我说只要我这间教室放得下,都可以来。
2016年新学期我组建了新的一年级,是30多个孩子的“混龄”一年级,有的孩子六七岁,有的孩子十几岁,现在他们已经五年级了,没有孩子中断过学业。
改变
教育就是希望更多孩子能走出大山
新京报:上课教孩子们什么?
谢彬蓉:开始我重点教他们生活习惯,刷牙、洗脸、洗衣服,讲卫生、懂礼貌,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技能,告诉孩子们在学校要说普通话。课程上,除了语文、数学、思想品德之外,美术、体育、音乐,这些都要有。这五年,我已经教了他们4套广播体操了。教室里有图书角,孩子们有图书可以看,我还会带着他们看电影、下棋。
“六一”儿童节我们会组织文艺汇演,端午节带孩子们一起包粽子。也会有别的支教老师来几个月或者一个学期,给孩子们带来新鲜的知识。
新京报:为什么除了文化课还会增加很多业余活动?
谢彬蓉:这虽然是山里的一个教学点,但我想别的孩子能学到的知识让他们也可以学到,该有的仪式感他们也得有。过去孩子们的童年只有牛羊、山坡,和家里脏兮兮的小猫。
童年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的灵魂尽可能地丰富起来。我不是科班出身,教得不一定有那么好,但是我想用我的热情带动他们,我的爱是在他们身上的。
新京报:5年来那里有什么变化?
谢彬蓉:我们部队上有一句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经济环境、社会环境都变好了,国家非常给力,精准扶贫后路修平整了,村民们都住上了新房。人们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发生变化,起码家长对教育重视程度提高了。
但是教育是一个柔性的东西,不像房子修好了,它就可以住70年、80年甚至更久。教育如果不去持续引导的话,它有可能会断层,所以要持续扶持教育。而且,教育才是阻断他们贫困的根本之策,既急不得也等不得。
我班上一个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连跳了两次级,我看得出是个学习的好苗子,我就和组织提出让孩子到重庆读民族中学,组织上也特别愿意给孩子这样的机会,现在她已经在重庆读了初一。能把孩子带出大山我很高兴,教育也是希望更多孩子能走出大山。
新京报:你自己的军旅经历是否对孩子们有影响?
谢彬蓉:大凉山的孩子本来就像山风一样,在山间放牛,自由惯了。而我自己平时站着就很端正,走路有精气神,房间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被子叠得笔直。这些他们都看在眼里,逐渐有了规则意识。这和我们部队里的要求一样,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未来
能继续做下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新京报: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什么?
谢彬蓉:一直以来都说是我对他们付出,实际上孩子们也在教会我怎样对待生活,教会我怎样与大自然融合,我和孩子们相互鼓励,一起成长。
今年初山里下大雪,我送几个路途较远的孩子回家,雪地里路滑,经常奔走在山里的孩子们知道路况,比我还灵巧,一路上他们都在照顾我,呵护我,怕我滑倒出事。
还有一次,我背着一个身体不舒服的孩子回家,她在我背上喊了一声“阿嫫”(彝语中“妈妈”),我的心一下就化了。他们反馈的都是悄无声息、不需要大张旗鼓但我能感受到的那种爱。
新京报:你多久可以回一次家,每年陪伴家人的时间有多少?
谢彬蓉:我对女儿的陪伴从她小时候就很少,她读书期间我一直在部队,回家机会也有限,现在她已经在上海工作。支教以来我每年寒暑假在家,每次将近一个月时间,家里人也很习惯这样。
新京报:未来还有什么计划,有给自己制定时间表吗?还要支教几年?
谢彬蓉:今年春节前我脚崴骨折了,现在多数时候还在卧床休养,但孩子们的学习不能耽误,我给他们安排了一些作业,不能让他们中断学习。我在尽快恢复,等自己好利索了赶紧回去给孩子们上课。
没有给自己制定时间表,我只有一个方向,但不会具体细化,因为变化太多,把当下的每一个点做好就可以了。只要那边的孩子们和家长有需求,我自己的身体还允许,我就会一直做下去,能做下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辑:王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