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旧址——位于郑州市钱塘路中段82号的郑州二七纪念堂。该纪念堂于1953年2月7日正式启用。（资料图片）

郑州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策源地之一。深冬时节，记者来到当年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旧址——位于郑州市钱塘路中段82号的郑州二七纪念堂，探访红色足迹。由此向北步行约700米，便是矗立在二七广场的郑州二七纪念塔。

1951年9月份，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旧址——普乐园修建二七纪念堂，以纪念“二七大罢工”。1953年2月7日，纪念堂正式启用。二七纪念堂是新中国最早的纪念性建筑之一。

郑州二七纪念塔内展示区展出的油画，再现了当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的场景。

惨无人道的考工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业务三处处长朱建新介绍，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大会遭到军阀无理阻挠。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实行总罢工。2月7日，京汉铁路全路罢工工人遭到武力镇压。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教唆和支持下，调动2万多名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同敌人斗争中，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表现得无比坚强。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份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在铁路、海员、五金、纺织等行业组织产业工人工会。提及二七大罢工的背景，朱建新说，在当时建立的铁路工会中，以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的工作基础较好。

20世纪初的军阀混战，导致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生存，纷纷到铁路上找碗饭吃。他们遇到的第一关就是考工。那时，在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考工难，考工难，入路难似上青天，压断筋骨累折腰，有的一命染黄泉。”

究竟什么是考工？当时，有种名叫扁担簧的机车配件，重达200斤，资本家规定，凡是来参加考工的人都必须扛起它走上100米。在走的过程中，工头会冷不防地往工人的腿窝儿里猛踢两脚，工人身不弯、腿不颤才算合格。参加考工的人都是穷人，吃不饱饭，面黄肌瘦，哪有那么大的力气。不少人在参加考工中被压得口吐鲜血，落得终身残疾。

当时京汉铁路工人劳动强度之大骇人听闻——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2小时至17小时。他们一天工资仅2角钱，但一个总工务段段长每月工资高达1300元。工人拿着如此低的工资，还要遭受名目繁多的剥削和压迫，违反工厂规定就会遭罚款、挨打甚至被开除。当时，铁路工人们过的是“成年累月做马牛，吃喝如猪穿如柳”的悲惨生活。

郑州二七纪念塔内展示区放置的京汉铁路分工会分布图。

在压迫下觉醒

在残酷的压迫下，工人们发出了“军阀刀鞭沾满血，工人何时能出头”的愤怒呐喊。1920年10月份，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在京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李大钊同志曾两次来到郑州为工人们讲学，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1921年8月份，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组织不断建立，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在这种形势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威胁到了他的利益，因此吴佩孚下令禁止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军警妄图对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

工人代表们对军阀的无理行动表示极大愤慨，决定照常召开成立大会。他们不顾生死，冲破军警荷枪实弹的重重包围，进入会场。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正式开始，“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连绵不绝。这时，武装军警把会场严密包围起来，企图强行解散会议，代表们与之斗争，会议被迫提前结束。会后，反动军警又包围了代表的住处，监视代表行动，占领、封闭、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址。

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愤怒。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自2月4日起举行全路总罢工，号召工人们“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只有前进，绝无后退”。为了便于指挥这次罢工斗争，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组织总罢工委员会，并指定了各分会的罢工领导人。从2月4日上午9点起，仅3个小时就实现了全路2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北起长辛店，南至汉口，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立即瘫痪。

2月7日当天，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终于下了毒手。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警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30多人、打伤200多人。反动军警还闯进工人宿舍，大肆搜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郑州二七纪念塔内一角，展示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各分工会组织的政治活动。（除资料图片外，本版照片均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杨子佩拍摄）

无比坚强的共产党员

林祥谦，福建闽侯县人，生于1892年，共产党员，在江岸机厂当钳工。1922年江岸分工会成立时，被选为委员长，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他立场坚定，冲锋陷阵。1923年2月7日汉口降下大雪，敌人把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用刀逼迫他下令复工，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时年31岁。

施洋，字伯高，湖北竹山县人，生于1889年，共产党员。他是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对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怀有深厚感情，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劳动者的律师”。施洋在1923年2月7日被捕，15日被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年仅34岁。面对残暴的军阀，他展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在这次大逮捕和大屠杀中，共有52位同志牺牲，300多人受伤，1000多人被开除。在这次惨案中，许多工人被打成重伤，敌人不许医院救治。工人们被打死了，敌人还不许家属收尸。残暴的军阀甚至割下被捕工人的头颅，将鲜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火车两边，沿途威吓罢工工人，一时间腥风血雨扑面而来，工人的鲜血染红了京汉铁路。

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界民众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自由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刚刚走上政治舞台时的英勇气概与革命精神，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烈士们的精神永垂不朽！（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工人阶级始终跟党走

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进行的中国民主革命，长时间里没有弄清革命对象和动力，没有正面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为了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5月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大会总结了以往工人运动的经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目标，同时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引导工人阶级走向团结奋斗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发动者、领导者、先锋队和作战部。在这次罢工斗争中，京汉铁路上的共产党员，为捍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发挥了卓越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罢工斗争中的核心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七大罢工开创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组织跟党走的历史典范。

“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红”。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团结、牺牲、奉献精神，彰显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公平正义，勇于反抗黑恶势力和残暴统治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长期激励和教育着工人阶级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激励我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肩负起新的历史时期赋予我们的时代重任。（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杨子佩）

二七纪念塔成红色名片

1971年在二七烈士殉难地建立的二七纪念塔，是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牺牲的烈士、发扬革命传统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也是郑州这个英雄城市的象征。纪念塔上陈列有关于大罢工和“二七惨案”的图片、实物和史料，以详实的内容再现了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二七纪念塔是一座建筑独特的仿古连体双塔，1971年7月1日开工建设，10月1日对外开放，就建在汪胜友、司文德等革命烈士牺牲的地方。塔高63米，共14层。此外，纪念馆内还有很多铁路元素，比如走廊中的铁轨扶手、窗雕等，这些都配合了纪念馆的展览主题。”郑州二七纪念馆学术研究部主任庞倩华长期从事二七大罢工相关研究工作，为记者讲述了郑州二七纪念塔的前世今生。

郑州二七纪念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子佩摄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两万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多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京汉铁路总工会对外发表宣言，并提出了维护工人权益的五项条件。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工工人，京汉铁路工人林祥谦、施洋、高斌等52位同志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是京汉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没有退却，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踏着烈士的脚印，继续斗争。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与此同时，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布恢复。京汉铁路郑州分工会恢复后，在继高斌烈士之后，汪胜友被推选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司文德被推选为工务处工人总代表。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为了配合北伐军打败吴佩孚，汪胜友和司文德等组织了秘密工会小组，经常在夜间到郑州至新郑间的铁路线上，卸掉连接钢轨的夹板，致使列车脱轨，中断敌人交通运输；割断电线，造成铁路指挥瘫痪。吴佩孚9月17日败退郑州后，对郑州铁路工人下了毒手，接连发出六次严查赤化的布告，到处缉捕工人。

1926年10月6日，汪胜友、司文德不幸被逮捕，带到伪十四师军法处关押。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汪胜友和司文德两位工人阶级的无畏战士，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痛斥军阀，视死如归，表现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信念。10月15日，二人被杀害在郑州的长春桥（今郑州二七广场）。

1927年6月，北伐军打到郑州后，工会为两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新中国成立后，汪胜友、司文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当时的长春路也更名为二七路。为缅怀先烈，继承和发扬京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精神，1951年，郑州市人民政府将郑州市西门外长春桥旧址扩建为二七广场。

1951年5月，与军阀一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在苏州被捕，1951年7月8日和16日，先后在郑州和江岸进行宣判大会，判处赵继贤死刑，并在江岸车站执行枪决。1952年2月，郑州各界代表和铁路工人与市民约3万人，在郑州二七广场举行公审大会，公审和处决破坏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工贼张世荣，并公祭汪胜友、司文德两位烈士。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承载着“二七精神”的郑州二七纪念塔自落成对外开放以来，每天吸引着大量的海内外游客，成为郑州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名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回声|“二七精神”历久弥新

郑州二七纪念馆社会教育部讲解员石琳正在介绍汪胜友、司文德两位烈士的英雄事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子佩摄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初露锋芒时精彩而又悲壮的亮相，先烈用热血铸就的“二七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行。

这种精神是争人权争自由的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二七大罢工的革命斗争是响应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号召，全路工人所求的不仅仅是本阶级的利益，更是为了争取全国劳苦大众的自由和人权。这种斗争精神，表现出一种高度的革命自觉。

这种精神是团结战斗、生死与共的革命信念。在大罢工期间，京汉铁路工人不惜用生命和鲜血来贯彻和执行团结战斗的宗旨，既注意全路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又与各地无产阶级相互支持。比如，“二七惨案”发生后，津浦、粤汉、道清等各路工人及武汉、北京、上海等地的工团、学生以及海外华侨都做出罢工决议，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把全国的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团结战斗，生死与共。

这种精神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京汉铁路总工会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的密令发出后，全路2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全路客车货车一律停止，京汉铁路陷入瘫痪。罢工期间，工人们秩序严整，坚决执行“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的纪律。

这种精神是不怕流血牺牲，不屈服于武力的英雄气概。最初在得知吴佩孚禁止总工会开会时，全体代表就表示“坚持斗争如期开会”；在代表前往会场被反动军警包围时，“奋勇拼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在罢工宣言中宣布“决不后退”。2月7日，长辛店、江岸、郑州等10多个站的铁路工人们赤手空拳与军阀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表现出了不屈服武力的精神和英雄气概。

先烈们怀着“让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浴血斗争，义无反顾。施洋是著名的律师，有温馨的家庭、不菲的收入，本来可以过着体面而安逸的生活，但他却甘当“贫寒的律师”，把收入大都用来济贫扶弱，保障人权，伸张公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二七精神”也注入了新的内容。进一步提炼“二七精神”的内涵和价值也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二七精神”的提炼可以从以下几个因素去考虑：

以历史为基础。这个历史既包括二七工人运动的历史，也包括郑州市的城市发展历史等。立足于历史，提炼出的城市精神才具有厚度。

与时代相结合。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更好弘扬历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把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争做出彩河南人的时代背景融入进去，提炼出的新时代“二七精神”内涵和价值，才能和“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共同构筑起河南人的“精神脊梁”。

同群众更贴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城市精神的提炼要引导党员干部勇担使命、开拓进取。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的工人阶级在那场“为了争人权争自由”的革命斗争中，充分表现出了“革命自觉、团结奋斗、纪律严明、勇于奉献”的精神。无论“二七精神”的内涵怎么变化，“听党话、跟党走”的核心思想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郑州二七纪念馆学术研究部主任 庞倩华）

讲解员说|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烈士高斌留给家人唯一的一张照片。 （资料图片）

郑州二七纪念馆留存有一张高斌的珍贵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21年，纸质，略有残缺，高14厘米，宽10厘米。1921年1月底，高斌在临近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时，拍了这张照片作为留念。

“照片上的高斌头戴烟灰色毡礼帽，上身穿黑粗布棉衣，下穿黑粗布棉裤，裤腿扎着腿带，脚穿圆口黑粗布鞋，左手叉腰，右手握着布伞，怀表链垂在胸前，表情凝重，整个人英姿飒爽。”郑州二七纪念馆社会教育部讲解员石琳详细地介绍。

“据高斌的女儿高玉霞生前回忆，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长春桥附近的戏院普乐园召开成立大会。时任京汉铁路郑州分工会委员长的高斌，特意去照相馆拍下了自己人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石琳说。

2月4日，上午9点，高斌按照总工会的指示，下达了总罢工的命令。2月4日下午，驻军郑州的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勒令高斌复工，高斌未予理会。2月5日，罢工斗争有序进行，气急败坏的靳云鹗将高斌押送到司令部，威逼他下复工令未果。恼羞成怒的靳云鹗将高斌关押起来，施行三不政策：一不准进出，二不准睡觉，三不准和工友亲属接触。关了一夜，高斌仍不下令复工，靳云鄂又命令将高斌游街。

2月6日早上6点，高斌被戴上手铐、脚镣游街。天上飘着雪，地上结着冰，高斌一步一个血脚印，昂首走在大街上，从敦睦里走向大同路，又走向车站，到了车站，军警又把高斌的衣服扒光，将他捆绑在路灯杆子上，也未能逼迫高斌下令复工。

2月7日上午，靳云鄂命令去掉高斌手铐脚镣，办酒席宴请高斌，还让叛徒林宝弟陪坐劝降。高斌怒斥叛徒为虎作伥，正告靳云鄂：没有总工会的命令，我们决不复工，这就是京汉铁路工人的统一信条。靳云鄂看到高斌软硬不吃，只好重新给高斌戴上手铐脚镣，押回牢房。

2月9日，在郑州铁路工人的强烈要求下，靳云鄂被迫释放高斌。出狱的那天，高斌浑身是血，饥寒交加，奄奄一息，不久便离开人世，年仅30岁。

高斌临死时，把妻子高氏叫来，交给她一张带血的照片说，这是他在总工会成立时的照片，一定要保存好，留个纪念。髙氏请来工友，将丈夫安葬，又将照片缝进了自己的棉袄里小心保存。

1942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高氏带着女儿逃荒到密县一带。不久，高氏病饿交加，自知来日无多，就把女儿玉霞叫到跟前，从衣服里取出高斌的照片，向女儿讲述了照片的来历，以及高斌参加二七大罢工的事迹，嘱咐女儿千万要保护好父亲的遗像，永志不忘。

这张全身照是高斌留给妻女的唯一遗产，也是烈士留给我们的历史见证。“仔细看这张全身照片，上面还有斑斑血迹，虽已久经岁月，但仍令人触目惊心，那是军阀酷刑的有力罪证。”石琳介绍。

1971年，为纪念京汉铁路大罢工，郑州市决定在烈士们曾经牺牲的长春桥附近建起高63米、共14层的仿古连体双塔建筑。高玉霞也将这张保存了几十年的老照片赠送给郑州二七纪念馆。如今，二七纪念塔早已经成为郑州最著名的地标，在熙熙攘攘、昼夜不停的车流中，静静伫立，默默地保存着这座城市过往的历史和骄傲。（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留言薄

郑州铁路局职工赵德云：身为铁路人，心里对京汉铁路大罢工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无比崇敬，工人们在我们党的带领下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精神将永远激励我前行，工人阶级有力量！

郑州市民欧阳正：长期生活在郑州，从小就对二七塔和二七精神耳濡目染，今日得以深入地了解，更加对革命先烈万分敬仰，也为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骄傲。

郑州工人路小学学生张胡轩：感谢革命先烈的牺牲，带给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美好生活。

西安游客薛贵林：能来到郑州了解二七大罢工这段历史，让我感到非常荣幸，向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致敬。

福建游客张秉伦：永志不忘革命先烈遗志，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展望未来，努力奋斗，愿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加速崛起。

北京游客邵井得：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愿中华民族永立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