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有“红绿灯”的学校。

红绿灯装在每间教室和宿舍的墙角，听不见铃声的孩子依靠它知晓上下课的信号。学校有一条近百米的盲道，看不见路的孩子踩着淡黄色的盲砖，能找到回宿舍楼的路。

一位视障学生走在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盲道上。李强/摄

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坐落在福建省三明市麒麟山上，241位特殊的孩子正在此接受15年的免费教育。他们大多从三明市的12个县区来，在视觉、听觉、智力上存在障碍，还有一些是自闭症儿童。

学校以前叫三明市聋哑儿童学校。现任校长李勤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1989年他还在泉州师范学院念特殊教育专业时，就被告知三明市在筹建“聋哑学校”，希望他毕业后能够回去工作。

李勤多次向来访者讲过，学校是如何在一片荒坡上建立起来的。

1991年8月，他刚从泉州毕业，和3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此，当他们沿着麒麟山的羊肠小道往山上走时，看到的是一间破旧的瓦房和偶有牛羊吃草的空地。

1991年11月，第一栋教学楼盖起。那年冬天，三明下了一场大雪，天气很冷。首任校长黄金莲带着教师四处招生，从1991年年底，到1992年年初，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跑了三明市辖的12个县区，但只招来28人。

“大部分家庭的态度是，‘哎呀，孩子还不如在家里面帮忙干点活，有碗饭吃就行。’”李勤告诉记者，在传统的认知里，那个年代“残疾还不是残疾，是残废”。他记得，刚办学时，有家长带着孩子从学校门口经过，说“你不听话，我给你送到聋哑学校去”。

一位教师正在给听障班的学生上课。

很多时候，他们要在闽西山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找到聋哑儿童的父母反复做工作。有一次，他们辗转汽车、拖拉机，最后步行到永安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找到一位12岁的聋哑少年。在田野里见到孩子父母时，两位农民既惊讶又感动，竟有老师到地头上动员孩子去上学。但当得知要交钱时，有些沮丧。

“不一定一下子就交掉，你能交多少交多少。”李勤说，那时候很多孩子靠赊账上学，“先交十块，过两个月有钱了，再交二十。”

1992年5月6日，第一批28名听障学生入学，小的8岁，大的14岁。那时，算上校长黄金莲，学校里只有6位职工，特教老师只有4位。由于师资力量缺乏，老师身兼数课，一位做财务出纳的工作人员在学校里教起了舞蹈。

如今学校员工已增至66人。自建校以来，从“特校”毕业的414名学生里，25人考上了大中专院校，279人进入企事业单位，110人自主创业。

视障者、特校2001届毕业生江华，已是三明市华一精诚中医门诊部员工们口中的“江院长”。但1992年的春天，当第一批的28个孩子有机会到学校念书时，12岁的江华因为青光眼，失去双眼的视力，也失去继续在村小念书的机会。

“小学四年级以后就慢慢辍学了。”江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个年代）你看不见了，就没路走了。”

如今39岁的江华记得，父亲最后一次带他去医院看眼睛是1995年。他们从将乐县老家的村子出发到福州市，再乘轮船到上海。在上海市的一家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也未能治好眼疾。“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江华说，是隔壁病床一位香港的阿姨给了父亲50元当作路费。

他的眼睛依靠残余的光感尚能捕捉到微弱的太阳光，世界一片模糊。在村子里那间破旧的老瓦房里，江华时常一个人扒着窗户流泪。

“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能靠什么活下去。”多年以后，江华仍能忆起那种“非常绝望的状态”，他甚至产生过不想活的念头。他摸索着做家务，去地里帮父亲收稻子和烟叶，时常弄得满身是伤。胳膊上至今留有被沸水烫过的痕迹，手被刀切过，也被火烧过。因为视力障碍带来的生活障碍太多。

“在农村，（盲人）要么学算命，要么去要饭。”奶奶说，“你实在不行到村口那庙里去敲敲钟，能够有口吃的。”

一位视障学生使用助视仪识字。

17岁那年，他的命运有了转机。

1997年，“超龄”的他被破格招进三明市聋哑学校，成为“插班生”。上学那天，父亲带着他，从天蒙蒙亮出发，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到三明市。

那时不比现在，视障的学生没有专门的教室，只能挤在一间宿舍里学习，也只有少量盲文教材。江华说，自己从早到晚都在学，学盲文要用小锥子在盲文板上戳孔，他的手指无数次被扎流血。

江华印象很深的一次是，自己晚上学盲文时抱着书睡着了。因为眼睛看不清白天黑夜，醒来后以为天亮了，他摸索着拿书到宿舍外学。后来回到宿舍才知道，他是凌晨12点醒来的。在“特校”，江华用4年时间，打开了盲文的世界。2001年，作为第一批特校毕业生，他考到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如今的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开设了属于自己的盲人按摩班，听障学生有了属于自己的教室和宿舍楼。教室里配了助视仪，供那些尚未全盲的孩子看书，课桌上摆着一摞摞语文、数学等盲文教材。

一个男孩儿把语文课本放在助视仪下后，脸几乎贴在屏幕上，等一个字放大到耳朵一般大，他开始读：“小竹排，顺水流，鸟儿唱，鱼儿游……”

江华毕业后回三明市做盲人推拿，如今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三明市盲人协会主席。2020年10月，当他穿着印有“20周年再相聚”的短衫，与其他首批毕业生回到母校时，这里已经改名“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

与江华同年毕业的学生刘明，是一位听障学生，先天性失聪。2001年凭借在美术方面的才能，他考入长春大学，如今是三明“特校”的美术教师。

“其实像刘明、江华这样的，还是比较少。”李勤坦陈，“我们毕业了414个学生，仅有25个上大学，其他的要么在工厂打工，要么自主创业。”拿首批毕业生来讲，20年后，他们中有开批发部的，有做汽修喷漆的，有在宾馆后厨帮厨的，也有在纸巾厂、物业公司、彩印厂、纺织厂、助听器厂打工的。

“我们就希望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能够养家糊口，不是社会的负担。”李勤告诉记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从学校的课程设置上看得出来，学校会教他们美容美发美甲、酒店客房服务、沙县小吃、盲人按摩、手工皮具、洗车、缝纫、烘焙、剪纸、串珠等等。

培智班的孩子学做沙县小吃芋饺。

在此教学28年的语文教师黄晓凤知道其中的不易。

1992年建校时这儿只开设有听障班，视障班是1995年增设的，2010年开设培智班，2014年开设自闭症班。他们遇到的学生和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刚办学时只有九年义务教育，2006年增设职业教育，2012年增设学前教育。用校长李勤的话说，这是15年一贯制的全托教育。

但这群教师需要面对的是一群“没法从四面接受阳光”的孩子，黄晓凤如此形容。相比于“普校（普通学校）”，这里“成长”会更缓慢。教师们需要用时间去换时间，需要更多的“爱心、耐心、信心”去教育、服务、陪伴他们。

首任老校长黄金莲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托付于此，多年来一直住在学生宿舍里，和学生们一起生活，孩子们会叫她“校长妈妈”。黄金莲从1991年一直干到2015年才退休。现任校长李勤已经48岁，他19岁就到这所学校，工作了29年，他总是对来访者略显骄傲地说：“我们教师的简历上只有一行。”

很多教师其实是阴差阳错才来到这里。有人起初只是想当一名教师，但没想到分到的是“特殊教育”。不少教师在最初接触特殊教育时都经历过迷茫、无力、不耐烦，后来带着或多或少的不舍、欣慰与成就感留下。

这里一位教缝纫的男教师和一位教美术的男教师，都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学手语，才解决沟通上的障碍。校园里常能听到教师的嘶吼，并非在吵架，是教师在上听障班学生的课，他们用手语授课的同时，还希望让尚存一丝听力的孩子能够听到声音，哪怕很微弱。

在“特校”的烘焙室里，外聘来的沙县小吃厨师说，上周刚教过培智班的孩子包芋饺，一周之后他们就把学的还回来了。她只好在旁边一遍遍地重复，言语温和。

“重复”几乎是每位教师都必须面对的，而改变看上去总是“微不足道”。

有人总无法纠正用袖头擦鼻涕的行为，有人吃饭像撒种子弄得到处都是，有人被叫名字时不理不睬。“很多普通人看来很简单的事，他们可能很难做到。”黄晓凤说，“对这群孩子来说，很多改变都是微小的。”

“聋生理解形容词非常困难。”黄晓凤说，“比如‘鲜艳的’，他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有不断地举例，鲜艳的五星红旗，鲜艳的裙子……他们才会慢慢理解。”

一个女孩身形瘦小，她除了存在听力障碍以外，左手残疾，总是耷拉在左侧裤边上。“这只手基本上没什么用。”手工课教师邓秀兰说，上手工课时，她鼓励她多用左手，最开始只是把左手抬起来，帮右手压着绣花线板，再后来可以配合右手穿针缝皮具，左手的力量一点点找回。

“她要花的时间会比别人多好多倍，不是说一倍，两倍。”邓秀兰告诉记者。

“其实都是特别微小的改变，普通人忽略不计的东西。”李勤说，“对自闭症儿童来说，对他们的改变可能是个沟通开始的，也可能是培养了一个生活技能。比如刷牙、洗澡、整理内务。这个过程要分解成很多步骤。普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李勤接触过一个10多岁的自闭症少年，刚入学时被叫名字像没听见一样。后来有一次他在食堂吃饭，这个孩子主动把碗里的肉挑出来问李勤：“你爱不爱吃，这个我送给你吃吧。”李勤哭了。

自闭症的治疗仍是世界难题。但在这里，教师们并不抱怨，只耐着性子一点点对抗孩子身上的“孤独”。虽然李勤心里清楚，很多自闭症儿童与培智班的孩子最终很难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但“能听指挥，会去劳动，就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这群孩子也总给李勤带来很多惊喜。王国伟是培智班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打乒乓球上表现出独特优势，2019年9月的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上，他拿下乒乓球16-21岁组男子双打金牌、单打铜牌。一个视障的孩子在弹钢琴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天赋，完全根据听觉，学会了不少乐曲。有一位智力缺陷的孩子在识别各国国旗上有近似“过目不忘”的本领。更多的时候，校长李勤强调的是：“我们不跟其他人比，只跟自己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