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伫立在我国湖北省境内，扼守汉水中游。境内文化遗址众多，享有“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称。

而距离襄阳市一千多公里，与中国隔海远望的韩国的江原道域内，也有一个“襄阳郡”。光是重名便罢了，两地还存在大量相同或相似的地名、文化、风俗，甚至连布局风格也如出一辙，恍如从一个模子中刻出的“双胞胎”。

这，究竟是为何呢？

两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复刻的“亲兄弟”

从地理位置来看，两个“襄阳”，“边儿”都挨不上。

中国的襄阳市，坐落在湖北省西北部，身居内陆，北邻河南省南阳市，南部靠近湖北省荆门市。

韩国的襄阳郡，属于江原道下辖的行政区，依海而居，位于关东地区三八线南侧的江原道东北部。溯及历史，得到六百多年前。1397年，新罗的翼岭县改为襄阳府，1416年又被改为襄阳郡。 

韩国襄阳郡地图

让两地民众都觉得神奇的是，稍稍对比两地情况，就能发现相似之处比比皆是。韩国襄阳郡不仅在布局上和襄阳城极为相似，更有着汉江、岘山、鹿门寺、太平楼等山水风景和建筑物。若是翻开湖北省襄阳市的地图，以上这些地标和建筑，定是一找一个准。

地名，往往根据地理环境和时人喜好而定，若是硬说两地的先祖恰好通了心智，想到一块儿，也勉强能说得过去。可是，论及文化习俗，两地也仿佛早就“商量”好了。《江原道襄阳郡邑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襄阳郡）喜游宴，业农业，恤丧塟，信巫鬼。”学者们一考证，这和历史上的中国襄阳风俗几乎是一模一样。

熟悉襄阳历史的人知道，羊祜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历史名人。羊祜(221年-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和文学家。司马炎建立西晋后，羊祜曾出任都督荆州诸军事，负责镇守襄阳（今湖北襄阳）。在任期间，羊祜对内减轻赋税，惠及百姓，安抚民心；对外殚精竭虑，平息边害，为平定东吴、统一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难能可贵的是，羊祜本人清俭廉洁。史书记载，他还常常用自己原本不多的俸禄周济贫苦百姓和将士，能干、清廉、深得民心。如此有功于社稷还不贪功、不背主，自然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信任和器重。羊祜逝世时，襄阳百姓自发罢市，晋武帝更是亲着丧服，哀泣不已。其人功勋显著，后世欧阳修称其“功足以垂于不朽”。

羊祜画像 羊祜在世时，非常喜欢登临岘山，感怀时世。斯人已逝，襄阳百姓便在岘山上为羊祜建碑立庙。后来羊祜的接班者，也是著名文学家、军事家的杜预感念前辈功德，看到人们一看见石碑，便泪流不已，于是将这块石碑取名为“堕泪碑”。据学者考证，此碑在历史上屡立屡毁，又因近代铁路修建被破坏，现已不存。不过，从后世文人“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的诗作中，当世人仍可一感“堕泪碑”之存，及其背后羊公的倾世功勋。

韩国襄阳郡一直设有“岘山文化节”，后又改名“岘山文化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纪念羊祜，正是文化祭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若说是先贤盛名远播，但在襄阳郡的岘山公园内，也有一块堕泪碑，这块石碑立于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当地历史文献对堕泪碑的介绍和国内记述稍有不同，将其得名原因归为时人在碑前声泪俱下地诉苦鸣冤，即“其后穷民之有冤者，必抱牍碑前而泣曰：‘令监倘知此冤？’邦人至今传以为堕泪碑”。

但据中国学者考证，此种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一种模仿色彩，也可据此推测，此处所说“堕泪碑”的原型就是中国襄阳的那块，只是时代久远，在后世流传中有了一些变化。

更让人不解的是，韩国襄阳郡还留下了非常多和中国古襄阳关联密切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比方说，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襄阳歌》，在国内已然失传，但在襄阳郡仍保持着原汁原味的乐曲和音调，广为传唱。朝鲜王朝中期的诗人金尚宪写过一首《送权缙赴襄阳郡》，诗云：习家池观已生尘，岘首残碑阅几春。江汉风流只虚事，鹿门须觅姓庞人。一首七言绝句，却含襄阳五事。而这种现象在李白所著的《襄阳曲四首》之《岘山》中也能一见。更不必说，襄阳郡至今还保存着春节祭祀先祖、清明祭奠先人、端午食粽、拔河等文化习俗。

两地间千丝万缕的勾连也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交流。20世纪90年代，中、韩两襄阳主动结为友好城市，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韩国襄阳郡在对外的宣传资料中这般介绍自己：“襄阳本是中国湖北省汉水沿岸的一个小城之名，它的美丽自然景色和地理环境、人们的禀性以及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态度和士大夫精神、习俗等都和我们襄阳相似。” 

如此相似为哪般？

中、韩两地襄阳有着诸多相似类同，就像是分落两地的双星，其间缘由，也引发了各界的猜测和研究。

最早有学者提出一种假说，认为远古有两个名为“罗”和“卢”的小国，战国末期，有人带着这两地的移民有准备地逃离秦国，东渡到韩国，也就把中原地区的地名带到了当地。 

不过，据其他学者考证，别说战国末期，就是秦初期国内也还没有襄阳、江陵、淮阳等地名，更何况羊祜还要等上四百多年才能出生。如此，此假说也就失去了成立的依据。

更被学界认可和推崇的是另一种推测。有学者曾通过梳理、对比中韩两地的历史文献，提出一种可能，认为这些地名和风俗的确是被人为从中国带到了高丽（朝鲜半岛古代国家之一），但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迁徙。

故事得从宋末元初说起。大蒙古国时期，蒙古曾多次入侵高丽，高丽无奈之下成为其附属国。此后，高丽王国和元朝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高丽国王为了稳固权势，主动依附元朝，高丽也成为元朝的一个行省和宗藩国。元朝对高丽，也算厚待，将历代公主嫁入高丽成为皇后，其子成为未来的国王。这为事实上的元朝和高丽建立了姻亲舅甥的关系。

此前，南宋为了对抗金、元，可谓呕心沥血，还沿着长江中下游设立了三大战区，而在位于中游的荆湖地区，建立了一个以襄阳为首的防御体系。可惜，蒙古铁蹄侵入中原的野心从没动摇，公元1268到1273年间，蒙古军对南宋襄阳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猛烈围攻。五年苦战，樊城还是未能保全，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为了换取全城军民性命，襄阳守将吕文焕率领全城守军投降。很快，南宋覆灭，立国三百余年的宋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投降的宋军被元朝重新编组，称为新附军。一遇到战事，就派各军中的新附军出征。

吕文焕率军投降 图片来源于网络  据文献记载，这支曾坚守襄阳整整五年的军队，被迫从襄阳北上，路途苦寒，极为艰辛。9月12日才获得御赐冬衣，免于冻死，10月17日抵达大都（今北京），被免去了死罪。出身游牧民族的元人对领土有着极致的追求，元朝多次组织大规模远征日本、安南（越南古名）等地的战争。而这支军队，被整编为远征日本的部伍，由蒙古军官和蒙古汉军中遴选的军官率领。

日本和高丽相距不远，高丽国王得了元朝的庇护，尝到了甜头，也不会对着干，慢慢地开始支持征伐日本。至元二十年（1283），元朝在高丽设置了征东行省，高丽国王任征东行省省丞，专门负责管理高丽和征伐日本之事。不止如此，根据记载，元朝还曾在高丽重镇和边远要塞等地设立许多镇边万户府，派驻大量军队，其中的主力便是新附军。

襄阳这支军队的命运转折也和高丽有关。原本这支军队会被直接安置在高丽，负责征伐日本，至元十年（1273年）10月，高丽国王向忽必烈发出请求，说自己国家小，粮食欠收，言外之意是养不起这么多新附军，无论如何请元朝将这支新附军暂时驻扎到元朝境内靠近高丽的东京路。不过东京路离高丽非常近。事实上，这些新附军也就成为宗主国的驻军。

因为连年战争，高丽当时缺乏男丁。根据史料记载，进驻军队的同时，元朝还按照每人四匹绢的价格为这些士兵在高丽买妻。兵士们娶高丽女子不说，按高丽的习俗，女性和男性一样享有家庭财产继承权，这让娶了当地女子、寓居该地的将士们可以通过“女婿”的身份继续留在当地。

虽然后期元朝裁撤这些驻军，但据考证，高丽非常想留下本土女子和他们所生子女。有学者推测，按这样的条件，将士们想继续留在高丽也绝非难事。再后来，朱元璋推翻元朝，王朝更替，史书新著，但深受元朝庇佑的高丽不愿承认这些事实，明王朝也不屑高丽的进贡。于这些将士而言，归国条件不成熟，许多人自然也就选择留在了高丽。

客观来说，作为驻军，新附军们摆脱了“囚犯”的卑微身份，获得了一定权力和尊严，但身处异乡，独望明月之际，这些国破家亡的兵士又怎能不念怀故土？他们无力改变什么，只能将故地的地名、文化、风俗、节日等等移植到异国，在异乡中勉强存留一份故地的念想。有人推测，因为襄阳新附军居多，后来的政权把这块儿区域改名为襄阳郡。随着这种融合的加深，这些地名、文化、风俗等历经时光涤洗保留了下来，形成数百年后两地“地同名，民同俗”的“奇观”。 

不解之缘

襄阳市和襄阳郡的奇妙缘分，像一面镜子映射着中韩两国的文化联结。事实上，除了襄阳郡之外，韩国境内还有江陵、鞍山、利川等同中国类似的地名。这些地区往往都存留着非常多和中国相似的文化风俗。 在地缘之外，中韩的文化交流、融合还渗透在许多方面。比如在医学领域，中国本土的《脉经》《明堂经》等经典医书曾被新罗（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国家之一）奉为重要教材。汉朝时期，朝鲜半岛的一些国度受到中国音乐文化影响，开始流行琵琶、筝等乐器。而到了隋朝和唐朝，朝鲜半岛的高丽乐得到了中国的认可，被列为隋七部乐、九部乐和唐九部乐、十部乐之一。

诗歌文化上，两地亦有交集。著名的新罗诗人崔致远12岁入唐，18岁成为进士，其所创作的诗歌被收入《全唐诗》。另外，佛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金地藏”，其原型便是新罗僧人金乔觉。史传，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他入唐求学，后来苦修七十多年，终成正果。

历史恍如一场神奇剧目，风云变幻间，叙写着许多新奇而巧合的篇章。依水而望，互为邦邻。如同这些重合的地名，中韩之间的确存留着诸多未解之谜，或许也是两地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