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道门，他是从底下钻进去的，贴着地，两腿蹬直，碎石渣子硌红手臂。

他是最后一个，门里已有好几个同伴，还有他刚刚塞进去的水、睡袋、帐篷、便携燃气炉、茶壶和食物。

9月里一个酷热的下午，距离广州中心城区30多公里的花都区山前旅游大道只有零星的车辆驶过。没人注意到，有几个人潜入街边围墙后的世界。

那里的景象十分魔幻。刺目的阳光穿过云层，照向草丛中锈迹斑斑的栏杆。不远处有几栋别墅，城堡造型，水泥外墙，窗口没玻璃，黑洞洞的。四周只有蝉鸣，没有人，到了晚上，这里漆黑一片。一个专门的地理学名词形容这样空置或废弃的城区——“鬼城”。

在过去的5年里，以黄海清为首的“二打六”艺术家团队闯入全国30多个鬼城，喝茶、做饭、过夜……把日常生活移植到鬼城，又通过艺术展览把鬼城拉进都市人群的视野。

睡完鬼城，他们回到现实世界经营各自的生活与艺术空间。最初的7名成员如今还剩下4人，忙着为10月下旬的鬼城主题展览准备新的作品。

没有人忘记最初的口号：要睡到全中国没有鬼城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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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区的这处鬼城对来访者并不友好。黄海清每走一步，都不得不挥起长柄伞，拨开疯长的杂草。

这里临近芙蓉嶂水库，散落着形态各异的别墅，大部分是初具雏形的水泥毛坯，有几栋刷着米黄色的漆，阳台装了罗马柱。还有几处未封顶的框架，承重柱的位置裸露着几束钢筋，戳向天空。

登上高处，才勉强看清这片建筑群的全貌。根据楼盘广告的描述，这里占地340多亩，一共有166栋欧式别墅，每一栋都带有开敞的前庭、围合的后院和超大的地下室。那几片没有房子也没有高树的荒草地，应该是广告里的私家停机坪和高尔夫球场。

“太浪费了！”黄海清5年前来过，也是这样感慨。当年“二打六”为了生火做饭垒起的砖块还在原地摞着，旁边一棵小树，当时半米多高，现在枝条伸进别墅二楼阳台。

2015年秋天，收到南京艺术学院第三届“复调·中国艺术生态调查展览”的邀请之后，黄海清、林超文、刘奎纬、潘学城、陈艺儿、黄秋霞、苇风这几个职业画家，决定以“二打六”团队的身份集体完成一个作品。

在粤语里，“二打六”是小喽啰、小角色的意思。他们常常用广东话把“艺术家”说成“艺术渣”，定下这个名字也有一种自嘲的意味，“就是一帮无足轻重的人，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黄海清介绍，在以广州美术学院为主流的广东画家圈子里，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的他们挺边缘，作品不受重视，想法也不被认可，“干脆就去瞎搞一番”。

那几年，广州的物价和房价都在飞涨，原本4元就能吃一顿的快餐，过个年突然就涨到了10元。讨论方案时，鬼城这个议题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那么多人买不起房子，却又有那么多房子烂尾或空置，“既然有房没人睡，那我们就去睡一下吧”。

虽然都是油画方向出身，对“二打六”这帮人来说，行为艺术和架上绘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创作和表达。这一次，他们的画布是鬼城。

南京的展览开幕当天，“二打六”没有一个人在现场。他们身处南京禄口的一处鬼城。当时还没有直播平台，他们买来监控摄像头和信息卡，把活动影像实时投影到展厅的一面墙上。

在一排排铁盒一样的烂尾楼前，他们生火，把水烧开，用砖头垫起小桌板，把广东人钟爱的茶具摆上去。鬼城里来了人间烟火，看上去是一幅怪诞的画。潘学城解释，这种对比和反差感正是他们想要呈现的，“就让大家去思考，为什么在人住的房子前，人的存在却显得格格不入”。

那次展览持续了一个月，他们以广州为起点一路北上，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睡了10多个鬼城。他们躺过亚热带的红土地，闻见了鄂尔多斯的煤味，来到江西婺源时，身后的烂尾楼都建着精美的马头墙。

每一座鬼城背后都有故事。虽然在规划行程时查过资料，现场带给他们的震撼还是超出想象。

在惠州，他们见到了“为拆而建”的鬼城。整个村子搬空了，只剩下四五层的小楼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当地村民听说要征地，往自家地皮上疯狂加盖，等着政府按照面积来赔付拆迁款，结果规划没来，楼就扔在那里了。

到了中山圣贤山庄，他们被雄踞在山上的庞然大物镇住了。那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烂尾项目，原打算建成“中山地标式建筑”。水泥钢筋结构已完工，“人站在底下就像蚂蚁一样渺小”。根据网络可查的资料，这里1997年开始动工，2000年主体建筑基本完成，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完工。在2009年的中山“3·28”招商会上，圣贤山庄还被列为境外招商项目，后来就没了下文。

“到一个地方觉得已经很大了，到了下一个地方就是‘哇，这个更大更猛’。”黄海清说，等他们来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基本上整个人都崩溃了”。车窗外掠过黑森林一样无边无际的空置楼群，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这里的鬼城现象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过，随着煤炭业的衰落，当地人口大量流失，很多开发商跑路。有数据显示，2010年该市房地产开发施工面积为4122.4万平方米，而近几年的竣工面积加起来不超过130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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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趟鬼城之旅，“二打六”去了6个人，挤进一部车，后备箱塞满，踹几脚才能盖上盖。大家一路聊天、唱歌、吃辣条。唯一不轻松的是黄海清，作为唯一有驾照的人，他有时一天要开十几个小时车，“开到脸都绿了”。

遇上查车，他们就抱起睡袋，盖住缩在陈艺儿腿边的黄秋霞，从窗外看，不超载。

在赶赴下一个鬼城的途中，他们在服务区搭帐篷，每隔两三天才能住一次酒店，人洗澡，设备充电。那是一个月里为数不多的舒适时刻。鬼城不好睡，早上五六点阳光会把人照醒。有一回在郑州，半夜下起雨夹雪，冰水透过了睡袋，他们逃跑了。

自称“长得像钟馗”，林超文通常负责守夜。其他人钻进帐篷睡了，他就坐在营地外围守到两三点，身旁放着一把40厘米长的劈柴刀。

鬼城里当然没有鬼，但林超文说“有也不害怕，可以平等地交流”。他更担心人，除了要小心避开保安，他们还撞见一帮人藏在废宅子里赌博，见过吸毒者留下的针筒。

有一次在安徽，刘奎纬前去一个鬼城踩点，刚翻进围墙，就发现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拄着拐杖看着他，两人对视了一会儿，几只鸡从他们中间跑过。为了缓解尴尬，刘奎纬把手背到身后，假装自己前来视察。往里走，他看到有不少农民工住在这儿，有人拉起绳子晾晒一家老小的衣物，还有做饭的厨房。

“二打六”团队最终放弃了这里。刘奎纬却觉得欣慰，“他们才是真正住鬼城的人，他们住得比我们好”。

大部分鬼城没有人，夜晚没有灯光，月光很亮。林超文在寂静中陷入思考，他读过一条2014年的报道，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对媒体说：“有研究数据显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这意味着现在中国两倍的人口也装得下。”

“这么多的房子空着，那么多人又为了买房努力一辈子，甚至抹掉理想。”林超文非常难受，走进鬼城让他对这种浪费有了更具体的感知，“还有那些建筑工人，鬼城里面的每一面墙都是他们一砖一瓦砌起来的，但他们可能花几十年也没法在城市里真正安家。”

这些思考让“二打六”后来的作品更加充实。2016年，他们在河南封门村的鬼城挑了一块砖，用电锯切碎，再将碎片、颗粒黏合成一款新砖，在北京的一座美术馆里展出。

2018年，他们从各地鬼城收集建筑工人留下的布鞋、毛巾、草帽和手套，用水泥重新雕塑，标识来历，像文献一样展出。他们还用中国传统的拓印手法，把在鬼城捡到的废弃物件变成一幅幅水墨画作品。

这套听上去意境优美的拓印作品包括现场“胸口碎大石”。林超文仰面躺在展馆的长凳上，胸前铺好宣纸。鬼城捡来的砖涂了墨放上去，刘奎纬挥起大木棰，一砸就拓印出一个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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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受到作家韩寒影响，刘奎纬觉得自己有点“愤青”，他经常在微博上刷社会新闻，围绕社会问题进行创作。准备毕业绘画时，他的构思是：未来全球气候变暖，人类不再需要穿衣服，身上唯一的遮盖物是过滤有毒气体的口罩。

为了说服潘学城和林超文当模特，他请两人吃了一顿酸菜鱼。不过后来，两个模特谁都不愿意脱光。最后在刘奎纬的画上，未来的人类站在冰川或荒原，身上留着口罩和裤衩。

他们3人还有陈艺儿是大学同班同学，也是班里为数不多选择职业艺术道路的几个。2010年毕业之后，同学大多去当教师，有一些考上公务员，还有几个回去继承家产。

林超文害怕按部就班的生活。他留着一头长发，从初中开始思考人生，结论是没有什么盼头，考虑出家。后来他遇到了画布，就一头钻了进去。“我有自己的路，干吗不去走？路上会有遗憾，但起码我来过，我是为自己活的”。

对潘学城来说，画画意味着自由。提起画笔，蘸上色彩，落下的每一笔都不可预知，也不可复制。他不想做循规蹈矩的工作，不喜欢“重复重复再重复”。

为了争取展示和推广作品的机会，他们经常背着一沓打印在A4纸上的作品小样去画廊毛遂自荐，“要不然怎么可能轮得到你”。和同门师兄黄海清、师妹黄秋霞还有策展人苇风组成“二打六”，就像是互相支撑、抱团取暖。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想方案，以集体的形式做作品，从架上绘画扩展到装置、雕塑和行为艺术。

根据2016年的数据，全国共享单车用户数激增700%，野蛮生长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在广州，“二打六”成员见到许多被毁坏或丢弃的共享单车。有的扔在那里无人问津，甚至堆成了“坟场”，还有一些被人为损坏，随意丢进河道。

“共享时代变成垃圾时代”，2017年，名为《共享时代》的行为艺术作品由此得来。黄海清他们穿一身黑，赤脚下河，从河道垃圾中把共享单车打捞起来，再用特大黑色塑料垃圾袋包裹，运到展览现场，让这些“遗体”陈尸在美术馆。

那时距离ofo小黄车停运还有2年。现在回看，刘奎纬觉得，艺术作品有时扮演先行者。如果日常的工作是人类发展的流水线，那么艺术更加前卫、创新，通过不断地尝试和探讨，艺术也许能提供看世界的新角度。

“我希望我们有力量，但它非常微弱，很多时候只够把问题提出来。”黄海清说，他希望更多人关注鬼城、反思鬼城，可能就会带来改变。

此前有媒体报道了他们睡鬼城的事，新闻评论栏里，有人认同，也有人说无聊，“一群人吃饱了撑得难受”。黄海清毫不介意，“只要有讨论，就说明这件事有意义”。

他期盼鬼城还能活过来。“有决策权的人把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不要换个领导就换个开发思路。或者把它改造成创业园区，这样它不就有新的生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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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花都鬼城的别墅，黄海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这里能给我们做工作室该多好。”阳光从落地窗透进来，一楼客厅空阔亮堂，层高容得下大尺寸画框，也足够做雕塑工作间。黄海清手一挥，“给‘二打六’每人一套”。

“我们对工作室的渴望非常强烈。”刘奎纬说，“画家回到工作室就感觉自由自在，像一条鱼回到它的池塘。”大学毕业前，他畅想过自己的未来，他希望能像刘小东、曾梵志、蔡国强那一代艺术家，在厂房改装的工作室里尽情挥舞画笔，通过卖画达到收支平衡，然后专心创作。

现实是，手头拮据的他、潘学城、林超文和另一个同学在城中村租了一套破旧的平房，两室一厅，4个人买了两张上下铺的床挤在一间屋子睡觉，另一间用来堆放画作。把折叠饭桌收起来，客厅就变成了画室。房子旁边有一个化粪池，虽然封了盖，还是会飘来隐约的臭味。

到了2014年，他们总算搬进伍仙桥艺术家工作室，老师江衡和师兄黄海清都在那里，国内外知名的策展人、美术学院教授和画廊创始人来访广州时经常在此逗留，也会带来一些展览和销售作品的机会。

黄海清用“乌托邦”来形容在伍仙桥的日子。除了各自作画，大家大部分时间都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每一天都充满欢声笑语，“二打六”就在那时集结起来。

他们在展厅举办座谈会、艺术沙龙和展览，也弹吉他、打鼓、煮茶。来的朋友不少，时不时就十几号人围在一起煮火锅，茶叶不按罐买，一买就一大提，谁手头宽裕谁出菜钱。

工作室环境变好了，租金也比以往高了许多。油画本身的成本也不低，一支170毫升的油画颜料十几元，林超文有时一个小时就能用完。他常用六七种颜料，一次批发100支，老板以为他是进货商。

理想状态下，画家的收入来源就是卖画，但对年轻艺术家来说，作品被市场接受需要时间和机遇。

黄海清是为数不多的能靠画画养活自己的人。他算是年少成名，大二就卖出了第一幅画，足够他一个学期的生活费。2006年年底，有香港藏家来买他的画，身上背着几十万元现金。还有明星微博发过他的作品。黄海清觉得自己幸运，赶上了绘画市场升温的好时候。崭露头角之后，他跟许多画廊建立了合作。2008年之后，市场不景气了。刘奎纬毕业5年后到伍仙桥才卖出第一幅画，由于缺少经费，他不少装置作品的创意只能停留在草图阶段，几年里攒下近百本画满草稿的速写本。

睡鬼城，参加展览获得的几千元报酬，覆盖不了成本。第一趟鬼城之旅，“二打六”为食物、器材、酒店的费用东拼西凑了三四万元。对行为艺术，他们没太考虑“变现”，5年下来，只有那块切碎重塑的砖头卖了1万元，在林超文胸前拓印出来的水墨作品一张100元。

每次回家，刘奎纬没有钱补贴并不宽裕的父母。反倒是年迈的母亲会在儿子临行前往他包里塞上一两千元，他再把钱塞回枕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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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系统对刚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几乎不存在有实际意义的扶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汪晓曙曾经在采访中谈道，尽管广东有一些扶持计划，但是覆盖面非常有限。

林超文说：“能坚持5年就不容易，10年那就非常牛了。”

为了维持生计，他和“二打六”其他成员去教少儿美术，带美术高考班，做墙绘。带高考班要早出晚归，一周6天课，但是几个月下来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有一次，黄海清、潘学城和林超文跑到天津去更换壳牌的高炮广告牌。他们买了高空作业的保险，搭脚手架爬到四五层楼的高度，换一个挣六七千元。别的工程队5天换1个，他们仨一天就换两个，再加上去加油站更换标识贴纸，一个半月下来净挣10多万元，然后又去睡鬼城。

“反正有手有脚，什么都可以做，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林超文把兼职打工当成是一种体验，从生活中为艺术创作提取养分。

2017年，林超文卖掉了三四十幅作品，但跟买车买房的同龄人比起来，他的财务状况还差一截。他不在意，“一旦买房就会被卷入还月供、换更大房子、换学区房的体系，不知不觉一辈子都丢在里面了”。

“你有1000万元的时候想有1个亿，你有1个亿的时候又想有10个亿，你永远满足不了自己的物质欲望。”他说，“人都是赤裸裸地来又脱光光地走，够吃够喝就差不多。”

相比之下，潘学城觉得自己跟现实更加协调。他主动去适应市场，在创作之外，专门画一些大众欢迎的题材。他也经常琢磨赚钱的门路，梦想靠投资或经商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回归创作。“并不是说我对艺术不执着，而是说我的安排是让它放长线、可持续发展。因为创作是一辈子的，又不是一两下的事情”。

他在深圳的电影院做过经理，也在佛山试着开过服装厂。在电影院，他要管理售票、排期、投影等，上班两三个月之后“就看得见未来”。后来电影《后会无期》上映，听了好多遍主题曲之后，潘学城决定辞职。

2016年，伍仙桥的艺术家们突然收到通知，房子不能再租。“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在好山好水里唱着歌、吃着火锅，‘嘣’一声，那个锅飞了。” 刘奎纬当时接受采访时说。

搬工作室，装修忙了半年，很多展览和活动被耽误了。适应新环境需要过程，他们花了很久才静下心。

潘学城渴望买一块地，盖一栋工作室，不用被催租、驱赶。刘奎纬总想起鄂尔多斯鬼城看到的那些豪华别墅，比广州花都区的户型规模更大，更接近他理想中的厂房。它们离他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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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艺术为什么非要那么苦？”在一次睡鬼城的旅程中，陈艺儿想了一路。出发前她向家人朋友借了1万多元，“很没有尊严，像过街老鼠”。在广州为了赚房租，她在幼儿园和培训机构教画画。体力和脑力的消耗让她无法专心创作。

2015年年底，从鄂尔多斯回来，她请大家吃了顿饭，第一个退出“二打六”，回到老家佛山。那里2800元能租一套4室2厅的房子，她用其中一个房间画画。她笑称不常出门，不需要买很多衣服，一家三口吃得也不多。从事设计工作的丈夫支持她创作，夫妻俩正在建一座4层小楼，打算留出一层当工作室。陈艺儿觉得作品还不够成熟，但既然决定这辈子做这一件事，那就按自己的节奏来。为了隔绝外界压力，她还关掉了朋友圈。

陈艺儿的退出让刘奎纬很失落，有一段时间甚至不知怎么和她说话。2年之后，他也选择了离开。原因很直白——“欠太多钱了”。

坚持了7年，他始终没能找到生活与创作的平衡点。教艺考课每月能挣八九千元，但是挤占画画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却又到了经济的最低谷，省吃俭用也不够，2017年他已经欠债四五万元。

如今，他和妻子在惠州生活，工作养家，收支平衡了。“如果当时我没有去做，可能我现在会觉得遗憾”，但艺术创作暂且被他摆在次要位置。

黄秋霞也在2018年选择了退出。她回家乡清远当老师，生活变得规律而平淡，跟之前比像是“两个世界”。她结了婚，刚刚做母亲。

“我既想他们留下，又愿意他们走。”黄海清心情复杂，时常怀疑“二打六”到底有什么用。有时候一个人在被窝里控制不住流泪，但睡醒之后又振奋地琢磨接下来做什么作品，下次要去找哪个鬼城，“像恋爱一样的感觉，不断地闹、不断地要分开又分不开”。

如今，苇风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攻读博士，黄海清、林超文和潘学城还在广州。黄海清反复强调，“二打六” 是一个灵魂，跟人数无关，就像一张画，画了20年还觉得不好，虽然不会时时刻刻都在画，但总会继续下去。

去年，他们遇到一位投资人，在广州太古仓成立了一家美术馆，门票1元。他们想利用这个平台，给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艺术家提供展示的机会。下一场关于鬼城的展览也会在这里举办。

在一名网红到访后，这间美术馆成为热门“打卡地”。一到周末，展厅就挤满衣装精致的俊男靓女，稍不小心就会走进别人的拍照区域。一位网友慷慨地在软件里打出五星评分说：“出片率很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轶男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