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袁全 杨有宗 杨恺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上海新冠肺炎感染者总数已突破50万人。面对新冠病毒威胁,白衣天使恪尽职守、外地医护千里驰援……历史将会记住为上海这座城市付出的每一个人。
王梦婷:
“我要和家乡一起战疫”
4月23日凌晨3点左右,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正在护士台值班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下称华山医院)护士王梦婷听到她所负责的病区发出声响,赶忙和一名同事跑去查看——一名80多岁的感染者正准备起床。
“您这么早起床要做什么?”王梦婷问。
老人回答:“我得去找我一个朋友,我们约好了今天见面。”
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是医护们的重点照护对象。王梦婷连忙说:“现在时间还太早,您再睡会儿,睡醒了我们再去找朋友行不行?”
在医护们的劝说下,老人重新回到床上睡着。
方舱医院,原本是为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准备的隔离收治场所,眼下被上海赋予新的使命——随着定点医院收治压力加大,临港方舱医院内1.36万张床位中,有2000张床位被升级改造,用来收治普通型以上感染者和高龄感染者。
据了解,临港方舱医院由6个物流仓库改建而成,每个仓库上下两层,为进出方便,收治老年感染者的改造升级床位全部位于一层。
“这些床位都是离护士台最近的。”王梦婷介绍说,改造床位不但划定专门区域,位置也有讲究,离护士台近,方便医护人员观察。
王梦婷说,对高龄感染者要更关注他们身体的变化。“比如需要吸氧的病人,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测一次血氧饱和度,低于95%,就要给他们吸氧,低于90%要采取面罩吸氧等措施。”
对王梦婷和其他医护人员来说,在方舱医院照顾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感染者和照顾高龄感染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之前接收的感染者症状轻,无论是发烧还是咳嗽会主动向我们表达,但很多高龄感染者没有表达能力,需要我们更耐心细致地观察和询问。”
特别是一些高龄感染者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照护他们的一大任务是帮助他们翻身。“平躺两小时,就要帮他们翻一次身。”王梦婷说,一些高龄感染者长期卧床,不翻身很容易皮肤破损,产生压疮。
细心、乐观,是王梦婷在同事心中最突出的“人设”。这位上海姑娘1999年出生,是一名准“00后”。
“小时候我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发烧,总要打针,当时我就想,我长大了也要给别人打针。”王梦婷笑着说,2019年8月,她进入华山医院从事护理工作。
今年初,华山医院准备组建预备队,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需求。王梦婷主动向所在科室报名。
王梦婷的理由很简单:“我们这一代是被祖国精心呵护长大的一代,尽管新冠病毒来者不善,尤其是奥密克戎传播速度特别快,但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犹豫。”
王梦婷说,临港方舱医院4月5日开舱,医护人员普遍在3月底就已集结。“从来方舱到现在已经接近一个月了,按规定,满一个月可以要求‘换防’,但我主动申请留下来,我要和家乡一起战疫。”
另据了解,临港方舱医院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5至6天,目前已出院人数超过3万人。
李卫鑫:
“待沪上平安,儿再来给您磕头”
4月2日凌晨接到出发援沪的通知,武汉市江夏区援沪医疗队领队、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李卫鑫,即刻和其他23名医护人员出发前往上海。
出发那天因为不想吵醒熟睡的父亲,李卫鑫只是看了一眼父亲便轻轻关上了房门。
没想到,这匆匆的一瞥成为他跟父亲的永别。
3月底,李卫鑫已经知道其所在医院需抽调人手支援上海。面对家中老小,李卫鑫说他有过片刻的犹豫,但父亲说,他在武汉疫情暴发时曾作为首批专职医师前往一线负责收治,在抗疫上有经验,还说:“你要是过去的话,孩子我来帮你接送,家里的事情你放心,把自己照顾好就可以了。”
李卫鑫下定决心出发援沪。
安顿物资、开会培训、汇报情况……在沪上抗疫连轴转下,李卫鑫也难抽出时间跟老人打一通电话。
4月7日下午5点左右,刚结束工作的李卫鑫从方舱医院出来,还没来得及吃饭,就收到邻居转发的视频:一位老人突然晕倒躺在了地上。“我一眼就认出是我父亲,因为他只有一只完整的手臂。”
李卫鑫心如刀绞。李卫鑫说,他家在湖北省应城市陈河镇陈余村,父亲是一位普通农民。1988年,父亲在参与村里集体抗旱时突发意外,抽水机的皮带把左上肢轧断。
李卫鑫在写给父亲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多年后老父曾说过,当时万念俱灰,本想了却自己不给家里添负担,但想起儿女仍当幼小,无人照顾,遂忍着巨大的心理悲痛和身体剧痛呼救,此后左上肢彻底缺失。
高考时,李卫鑫不负众望考上武汉大学医学院,是家里唯一一个,也是当时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得知消息的父亲一边开心地笑,一边不断挠头。
李卫鑫知道,父亲为他能上大学感到高兴,但面对学费心中不免发愁。于是,寒来暑往,卖菜、卖副食、卖香肠……他的学业是父亲单手托举起的。
毕业工作第一年,李卫鑫提着年货回家,带回500元钱给家里过年。“老父亲拿着500元钱,满面笑容。我添子后,父亲每天乐呵呵看着孙子跑来跑去,都是笑容。平静的日子似水流过无声无息,现在想来也是一种奢侈。”李卫鑫说。
在李卫鑫看来,父亲很坚强,从不说苦喊累,平时也不怎么生病,能吃能喝,没想他会突发疾病。
李卫鑫说,参加抗疫两年多来,他和父亲交流不是特别多,父亲特别内向,不善表达,有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扛。一个月前,父亲刚过70岁生日。“母亲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我平时忙,那天放下手头工作,买酒买菜,和父亲坐在一起,难得说了很多话。”
李卫鑫有一些想对父亲说却没有机会说出口的话:“父亲这一辈子都为我们操劳,从来不说自己辛苦,总是说对不起我们,没有给我们最好的。他不知道,他的精神就是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也正是父亲的精神,让我坚持从事这份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让我坚持在抗疫一线从不言弃。”
父亲离世后,很多领导和同事劝李卫鑫回家,再见父亲最后一面,都被李卫鑫委婉谢绝。“我相信父亲不会怪我,因为如果是他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如今,李卫鑫依然带着父亲的嘱托和精神,坚守在援沪抗疫的一线。
李卫鑫坦言,近期随着上海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增加,方舱医院部分转为定点医院,救治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工作难度和强度都有所加大。“但总体还算顺利,我们也在不断调整策略和方案,相信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硬仗。”
“爸,儿子不孝,待沪上平安,儿再来给您磕头。”得知父亲去世,李卫鑫在朋友圈写道。
李萍:
“我们会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各种意外”
早上8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区(下称仁济医院南院)的血透室已一片忙碌。
医护人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着三层防护手套,艰难地将透析液安装到每一个仪器上……这是上海封控期间,仁济医院南院血透室护士长李萍的工作常态。
李萍所在的仁济医院南院4月4日转为接收阳性患者的定点医院。“当时有184名在院透析患者,需要分流到本院的东院和西院。”李萍说。
分流工作需通知病患家属。李萍和同事争分夺秒,在4月5日凌晨逐一将方案告知每一个病人和家属。
突如其来的变化难免让患者和家属产生不理解,需要李萍和同事耐心说服。“记得有一个病人每次打过去电话都被挂断。后来我们辗转联系到他的女儿,她也很不理解。”
李萍和同事十分体谅特殊时期病患的难处。“有的病人上了年纪,又没有交通工具,确实存在困难。我们会主动为患者多想一点,在患者群里鼓励他们结对,看看如果哪家有车,可以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一起拼车去医院。”
疫情不仅给患者就诊带来困扰,也让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陡然增加。李萍说,她每日8点前做好个人防护后进舱,安装透析治疗所需的管路,为机器做好准备后,即通知病人治疗。
“病人的治疗时间约3.5个小时,每周3次。工作人员在舱内的时间基本是5至6小时,期间我们不能进食饮水,也不能上厕所。此外,我们还需要提前准备好机器,达到病人能上机的要求,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分钟甚至更多。”她说。
疫情带来的人力资源短缺加大了工作难度。李萍说:“我们原本配备了4位工勤人员,目前能够在岗的只有1位,也只每天上午在岗。这样我们护士就要自己搬运透析液,一桶透析液大概在15公斤,再加上防护服的重量,都需要我们自己把它从库房搬到机器上。”
为减少医院的非战斗减员,李萍所在的护理团队自3月上海疫情暴发初期就进入全闭环管理,在医院和闭环酒店之间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虽然有近两个月时间没有与家人见面,他们却成了李萍最坚实的依靠。“我丈夫是医院心外科医师,前几天也加入我们并肩战斗的行列,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却仍未见面。”
李萍还有一个今年参加高考的儿子。“儿子也有过报考医学院的想法,这段时间上网课对他也是自我管理的考验。学习方面父母能干预的不多,还是靠他自主。希望我和他父亲在战疫中的经历能给他树立一个榜样。”
李萍认为,阳性血透患者的诊疗需求更为迫切,难度也更高。“我们刚开始接收到的阳性病人,基本都是快一周时间没有透析了,也不敢进食。直到转入定点医院才可以稍稍放缓。”
李萍说,对于新冠病人的救治,医院有专门的病房收治,肾脏科主任每天会对这些病人查房,根据查房结果调整透析处方。
李萍坦言,疫情压力下,病患难免将情绪传导到医护人员身上。“每当这个时候,作为护士长我就更需要保持冷静,既要安抚病患也要让护理姐妹们能有信心把工作做好。我很自豪,我的护理姐妹们都是好样的,她们都选择在医院一线共同战斗。”
更让李萍欣慰的是,“一些病患也能站在我们的角度为我们考虑,和我们一起做其他病患的思想工作,让我们很感动。”
对李萍而言,每天的日子都在步履匆忙中飞驰而过,很难有机会静下来思考。“我想疫情过后,我们会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各种意外。” 【编辑:孙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