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省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让愿意生的适龄人群“生得起”“养得好”——

　　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关系千家万户。生还是不生？生几个？并非一个能简单回答的问题。影响家庭做出选择的，既有家庭成员的实际考量，也受经济社会环境种种因素的影响。

　　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多个省份已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并制定实施方案。其中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等内容获得社会广泛关注。考虑到低生育率成因及政策实施的复杂性、系统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分步实施、逐步推进，通过统筹推行“一揽子”政策形成合力。

　　低生育将成为现实问题

　　近期，国务院决定，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消息一出，仅一天，就有超过100万纳税人完成了该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这是一种积极探索，有利于减轻家庭抚养子女负担，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群众生育养育的鼓励和照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什么是“生育友好型社会”？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看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的“家庭友好政策”可提供借鉴。“‘家庭友好政策’支持家庭照料婴幼儿的需求，同时也让家长可以履行工作职责，其实就是让父母在育儿和就业间达到一种平衡。”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重在构建生育友好环境。”陆杰华认为，它不仅包含对生育行为的友善，还包括对两性婚育、儿童成长和家庭建设全方位的友好支持。

　　“在生育政策转变之前，我国就已经在生育、教育、税收、保险等层面开展了制度建设，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奠定初步基础。”杨舸以生育为例介绍，中国的妇幼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保障工程实施多年，在孕前优生教育、孕期保健、出生缺陷筛查、婴幼儿计划免疫等方面取得不错成绩，大大降低了新生儿缺陷率和婴幼儿死亡率。

　　然而，还有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即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影响，低生育已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

　　生育率较低，一方面由于生育人群基数减少、婚育年龄推迟，另一方面在于人们生育意愿降低。

　　“相继放开二孩、三孩政策，陆续出台配套措施，我们看到了国家鼓励生育的决心和努力。”在北京生活多年、已有一子的王女士说。但当她与丈夫商量是否要二胎时，培养孩子花费的精力和成本让小两口打了退堂鼓。“父母岁数大了，我们还要还房贷，确实有些力不从心。”王女士坦言。中国经济时报去年开展的《养娃教育成本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生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超五成受访者觉得缺乏养育、照顾孩子的时间。

　　对职业发展的担忧是很多女性“不愿生”“不敢生”的又一原因。受传统观念影响，女性还没生孩子，就有可能被用人单位打上“以后休产假、育儿假”的标签；生完孩子，可能又被贴上“重心转移、无精力工作”的标签。

　　“女性担心职位，往往生育后尽早上班，孩子却无人照料。”杨舸说，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为5.5%左右，大多数父母工作繁忙没有精力照看，托育服务的供需缺口较大。

　　“面对我国人口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必要之举。”陆杰华表示，通过系统的、长远的、全面的生育友好制度建设，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释放生育潜能需一定时间

　　修改后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产妇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日增至60日；在子女满3周岁前，夫妻二人每年各享受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河北、江西、浙江、青海等地规定，符合相关规定生育的产妇可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90天产假；3周岁以下婴幼儿父母双方每年各10天或15天育儿假。在重庆，夫妻一方甚至可以休育儿假至子女1周岁止，或夫妻双方可在子女6周岁前每年各累计休5至10天育儿假。

　　除了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多地还明确延长婚假、增设独生子女陪护父母假、保障休假期间职工权益、发放购房补助等内容，同时，通过资金补贴等方式积极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各地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不乏硬招实招，但真正释放生育潜能，尚需一定时间。”杨舸表示，最终效果还要看具体落地情况。

　　记者注意到，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诸如“育儿假何时实施”“公司拒不执行育儿假”的帖子，反映出一些地方的用人单位未能及时准确落实政策。有网友称，申请育儿假后，被公司告知要等有关部门发文，还有的则以育儿假非必须执行为由驳回。

　　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但在具体操作上，因地而异，因单位性质而异。

　　“产假的延长，使生育保险基金逐渐产生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很多地方对谁来支付额外的生育津贴并不明确。”陆杰华说，需要警惕的是，如果政策仅靠用人单位买单，难免会影响雇佣单位用工成本、女性平等就业等方面，在执行过程中，效果难免打折扣。

　　尽管婴幼儿托育服务越来越受重视，但各地的托育服务还存在内容标准不一、监管缺位等问题。“全面放开二孩以来，一些社会机构纷纷开办婴幼儿托管机构，但这些机构是否合法合规、工作人员是否有资质，许多家长并不完全了解。”杨舸指出，目前照料婴幼儿依然以父母和双方长辈为主，并非所有人都信得过托育服务机构。

　　“政策之外，人们的观念也不该被忽略。”杨舸表示，如今获取信息的途径很多，一些自媒体制造情感焦虑博人眼球，致使婚育焦虑开始向年轻群体扩散，久而久之，很可能影响他们对婚育的态度。

　　正读研的小安最近在学校谈了对象，对她而言，这一步迈得不容易。“在网上之前看过一些关于婚恋、家庭的负面新闻，每逢过节亲戚朋友又变着花样催婚，心里烦得很。”小安谈到，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怕谈恋爱，甚至一想到结婚生子就慌。

　　后来，学校开设的一门婚恋公开课慢慢改变了小安的想法。“我好奇才去听的，没想到提升了我对婚恋的信心，勇敢作出了改变。”

　　找到个人、家庭、用人单位和国家的“最大公约数”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一系列顶层设计，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指明方向。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不管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的推出，还是文化舆论、社会环境的形成，都需要逐步推进，找到个人、家庭、用人单位和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让愿意生的适龄人群‘生得起’‘养得好’。”杨舸表示。

　　在育儿假等假期的执行上，陆杰华建议，有关部门应通过督查的方式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督，保障生育夫妇的合法权益。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在税收、社保减免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减轻用人单位压力，增加其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针对女性享有更长产假可能会带来职场上的竞争劣势，有人提出，在给予女性产假的同时，给予男性陪护假，甚至强制男性休育儿假。一方面，能鼓励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另一方面，也可减少因生育带来的就业歧视。

　　但也有人质疑，如果强制男性休陪护假、育儿假，短期内是否会加大新生儿家庭的经济负担？鉴于此，有专家表示，延长男性陪产假并非关键，倡导性别平等的家庭观念才是“破题之钥”。

　　因经济条件、父母职业状况和社区环境的差异，育儿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千差万别。杨舸表示，要注重托育服务体系的多层次建设，做好前期科学规划，避免粗放式发展。此外，政府应在建立完善科学育儿服务标准、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监管机制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让托育相关标准、制度、措施落细落实。

　　初育年龄后延，客观上增加了对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而辅助生殖技术一直与高收费挂钩，很多有需求的家庭望而却步。前不久，宫腔内人工授精术等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被纳入北京地区医保甲类报销范围，在全国具有一定示范意义。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建议，应充分考虑加强生殖健康服务，将一些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需要“一揽子”政策，也须做好观念引导。与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的实施相比，观念转变往往更难。“今天的年轻人思想更独立、观念更多元，我们应充分尊重他们在婚育问题上的自主权。”陆杰华表示，同时也要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不断提升年轻人婚育信心。（记者 史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