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航拍图。
江华故居陈列馆外景。
江华故居内景。
江华（1907-1999年），瑶族，江华县人。1925年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曾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红四军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中共闽西特委秘书长，红五军第一师第三团政委、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第一师政委。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先后任中央警卫团政委、陕甘军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延安城防司令部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四队队长，中央军委第四局副局长、局长，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安东省工委副书记、安东省委书记。建国后，历任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1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87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99年12月24日在杭州病逝。
“四易其名”写忠诚
江华，原名虞上聪，1907年8月1日，出生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一个瑶族家庭。他在家排行第六，上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亲虞有葵为他取名香麟，希望他如麒麟一样有所作为，给家庭带来吉祥如意。
江华8岁开始为家里打柴放牛，10岁入私塾读书，取名虞上聪，这是他的第一次改名。他13岁考入县立初级小学，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就读。此时，正值国内大革命的前夜，学校民主革命思想活跃，早期共产党员韦汉以教导主任身份，在县里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为人曾回乡省亲，传递革命思想，为江华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使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1925年5月，江华考入省立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在被誉为“湘南革命摇篮”的这所学校，他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江华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曾数易其名，每次易名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1927年6月，中共湘南特委指派江华担任特委和湖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负责传送党的文件等。一次，他搭上宁远县一郑姓土豪的船去长沙送信。为了避免土豪的怀疑，他便自称叫黄琳，是黄璟的叔伯兄弟，在衡阳教育局供职，想到长沙找熟人谋个好的职业。原来，江华岭东有个叫黄璟的，与这个土豪的儿子颇有交情。江华利用这层关系，在长沙还住进了土豪的公寓，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黄琳，这个名字也就用了两年。这是他的第二次改名。
1929年底，江华在上海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学习了一个月。结业时，他要求回湖南工作，中央批准了。为了安全，党组织给他改名黄春圃，身份是在上海读书的学生，回湖南度寒假。他辗转到了长沙，再由秘密交通员带到红五军随营学校，在那里任政治教员。黄春圃，这个名字一直用到抗战时期。红三军团政治部1933年发给黄春圃的党证，现在还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是他的第三次改名。
“江华”一名是他使用时间最长的。1938年8月，时任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的他奔赴抗日前线，要到山东敌后去工作。黄春圃这个名字早已上了敌人的黑名单，自然不能再用。离开延安前，他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知道他是湖南江华县人，自己的“小老乡”，便问：“江华县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你是不是少数民族？”他说“我也不清楚，只是我们那里讲话跟你们不一样。”主席笑道：“好嘛！那你就叫江华吧。县名作人名，永远不忘家乡，不忘家乡人民。”江华笑着说：“还是主席想得好。”这是他的第四次改名。
从此，“江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下来。江华曾说：“改名江华，其中寄托着我对故乡的深深怀念。这个名字表示，我不管死在哪里都是江华人。”
“四盏马灯”传家风
在江华的家乡，一个“四盏马灯”的故事，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1985年11月，江华回乡参加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典，他知道村里还没有通电，临行前特意吩咐秘书从北京买了4盏马灯带回来。回到村里，意外发现自己家里居然通了电。原来，当地政府为了方便他回家的起居，特意准备了一台柴油发电机和6盏电灯。江华了解情况后，十分生气，立即找来县领导，斩钉截铁地要求把发电机、电灯拆了。他说：“鹧鸪塘村100多户、500多人，为什么专为我家安装电灯？我回来，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搞脱离群众的事，那样群众会有看法的。我从北京带回了4盏马灯，晚上点上马灯就可以了。已安装的要拆除，不然就不回老家住了！”
傍晚，鹧鸪塘村的男女老少听说江华要住在家里，都等着要去见他。堂屋里4盏马灯齐明，映照出乡亲们那一张张欢乐的笑脸。江华坐在一盏马灯旁，亲切地和乡亲们谈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他说：“我13岁就外出求学，后来又搞了几十年革命，打了很多的仗，吃了很多的苦，爬雪山过草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都经过……现在日子好了，粮食有吃了，要想办法把村里的水电路搞好。”
他侄子虞大丰说：“我们正在筹集资金，准备明年通电，路和水的问题，村里也有了规划。”“那好啊！村里搞什么事都只靠上面扶持，那是不对的，要自力更生。”他接着说：“县区乡听说我回来，专门为我家安了6盏电灯，用柴油机发电，那怎么行呢？我叫他们把柴油机和电灯撤了。撤了我才回来，如果不撤，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能坐在一起了。”那晚他与乡亲们聊得很晚，直到深夜12点多钟了，乡亲们仍精神抖擞，久久不愿回去休息。
江华身居高位，始终清廉自律，没有一次动用关系为村里和家中亲戚谋过私利。江华的侄儿虞大丰清楚地记得，1965年，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叔叔第一次回家，当晚全家人坐在堂屋里吃团圆饭，几位晚辈想请叔叔帮忙，出去参加工作。话没说完，江华立刻严肃起来，说：“要踏实做人，靠本事吃饭。有本事自己考出去参加工作。”
“这么多年来，全家人都以他老人家为榜样，没有一个人占公家的便宜。”虞大丰自豪地说。
“四次回乡”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江华先后于1965年、1982年、1985年、1988年四次回到家乡。每次回乡，他惦记的是家乡的建设，勉励家乡干部群众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1965年6月下旬，经请示毛泽东主席同意，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携夫人吴仲廉，从杭州送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广西南宁后，途经桂林、钟山，特地回了一趟阔别40年的家乡。
在江华原县城所在地水口镇，江华对县里陪同的领导说：“走路要抬头往前看，不能埋头看脚趾。一个县城放在大山里，没有发展前景。”他嘱咐县里的领导要着眼长远发展，考虑县城搬迁的事。
1982年3月，江华第二次回到故乡。他对陪同的省地县委领导说：“水口这地方像一条狗舌子，县城建在这里，太偏僻、太闭塞了，对地方工业的发展和县城的建设都不利。从改革开放的今天看，这就更不行了。”根据江华的意见，省地县多方努力，1984年6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江华县城从瑶山深处的水口镇迁到现在的沱江镇。
1985年11月25日，江华从北京专程赶回县城沱江参加江华瑶族自治县30周年庆典，这是他第三次回到家乡。他在沱江转了一圈，对县城搬迁这么快，感到很满意。他提出：县城的架子有了，但街道要好好规划。要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县城的布局和建筑要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在考察中，他发现江华是烤烟种植大县，烟叶质量好，提出创办江华烟厂。在他的多次过问下，江华烟厂得以建立，成为当时全县民族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并带动了印刷、嘴棒、烟叶等相关产业发展，每年上缴利税1000多万元。虽说后来烟厂按政策关停，但全县烤烟种植面积一直保持在每年5万亩以上，是全国高端卷烟原料定制化生产基地，是浙江中烟公司、湖南中烟公司的生产基地。
江华在关注家乡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家乡民族教育的发展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每次回家乡时，总不忘到母校去看看，并多次从自己的存款和稿费中拿出钱来，帮助家乡办学，支持家乡教育事业。1988年1月，江华第四次回到家乡，他满怀深情地告诫家乡的领导：“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瑶山最缺的是人才。抓教育与抓生产有密切关系。生产上不去，教育就上不去；教育上不去，生产也上不去。”在他的督促下，全县勒紧裤带办教育，实现了“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受尊敬的职业是教师”的目标，江华的教育工作跨入全省、全国民族教育的先进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