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外。受访者供图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8月初的某天，饶阳应该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今年2月，他如愿拿到了一所美国知名高校的博士录取通知书，学校、专业、导师都几近无可挑剔。
计划中，飞机要中转两次，飞行时间超过40个小时——他家境一般，这是他研究出的最便宜的航班组合。他提前在网上寻找了美国的房源，与房东讨价还价，最终定下一间公寓。一切顺利的话，今后在美国4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那里将是他的住所。
饶阳有着工科生的严谨气质，喜欢把问题量化，信奉万物皆可计算，包括生活。上大学后，他人生的每一步都经过严密规划，以求找到关于未来的最优解。
现在，眼看开学临近，他却只能蜗居在北京一间8平方米的房间里。他退掉了去美国的机票，订好的公寓也因为不断推迟被房东租给了别人。
他曾考虑过一些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留学规划。比如疫情再次暴发、升级，他可能不得不延期入学。或者没有申请到全额奖学金，他也许会因此放弃这个机会，毕竟哪怕拿到半奖，他都负担不起学费。
在诸多可能中，他从未真正把政治看作一项明确的变量，直到它真的找上门。
2020年5月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第10043号总统公告，暂停或限制部分中国公民入境。根据公告，只要曾经在所谓“实施或帮助实施军民融合战略的实体”学习、工作或从事过研究，就会被认为“可能损害美国利益”。
疫情期间，美国暂停了大部分国家的签证业务，没人能够知晓这条公告的实际效力。直到今年5月初，美国重新开放在中国大陆的F和J类签证（主要针对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签证类型——记者注）。据《中国日报》报道，截止到7月初，至少已经有500名留学生被美国拒签。
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理工类高校，或者是接受过CSC（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公派留学生。他们并非都是理工类学生，有人读的是商科，有人已经毕业10年，有人只是在上述9所院校中的某一所做过短期的交流。
在美国使领馆的面签窗口前，他们经历了类似的遭遇：报上自己曾经的学校名称后，签证官就递出一张拒签单，上面手写的“10043” 或者“212f”（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f款赋予美国总统的一项行政全权，可以以国家安全名义拒绝任何外国人入境——记者注）就是全部的拒签理由，没有任何多余解释。
饶阳取消了原本在7月初的面签预约，他不想给自己增加一个拒签记录。他试图分析出自己何时才能有把握地走进美国使领馆，但每一次，他得到的都是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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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拒签故事都可以追溯到2020年。这一年，在美国念书的留学生正经历当地疫情失控和社会撕裂的恐惧。国内打算赴美的毕业生，也到了最焦躁的阶段，一边忙毕业论文，一边刷语言考试，同时准备繁琐的申请材料。
学业紧张，他们无暇过多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彼时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持续两年。与此相关的新闻虽然会频繁地在留学生们的手机上弹出，但它们更多属于公共领域，似乎很少真正渗透到日常生活里。
从这一点看，5月29日没什么值得记住的事。当天最大的新闻，是特朗普发表了针对中国问题的讲话，时间超乎寻常地达到了9分钟。距离美国大选不到半年，他摆出了与中国对抗的最强硬姿态。
很多人都忽视了，当天晚些时候，他签署的那份编号为10043的总统公告。
“这就是他的政治作秀。”饶阳注意到了这条消息，他有过担忧，但又很快释然。在他看来，10043不过是这个政治狂人签署的又一个荒谬文件。
他本科和硕士都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的是建筑类专业，“与‘军民融合’根本扯不上边”。特朗普上台后，他们学校一些所谓“敏感专业”的同学，在申请美国留学签证时，往往会被check（审验，美国签证中的一个可能出现的环节——记者注），“但最后几乎都能过”。
那时他还相信，一直把“平等、包容”当作骄傲的美国，不太可能突破底线。他判断，这个公告大概率不会真正执行。
事实上，不是每个学生都像饶阳这样留意时事，更多学生对10043号总统公告都没太多感知。
辛欣当时正在美国一家医院实习，2018年她来到美国读临床药学博士。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毕业拿学位就成为她最大的目标和压力，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时间、精力。
她自嘲是“政治小白”，即使到美国已经快两年，还没分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区别。她没想象过那些频繁出现在新闻里的政客，能和自己扯上什么关系。
她已经记不清10043号公告发布那天，自己具体在做什么，但确信与公告无关。那段时间，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接近200万例，每天新增病例也超过2万例。她实习的医院濒临崩溃，每天面对前来求助的人们，她尽力为当地居民提供用药咨询，“没空考虑别的。”
她在的城市不大。大多数时候，她都待在校园里。班里的国际生不多，她总能感受到同学们的善意。在当时的美国，这也是难得的清净之地。
10043号公告发布的4天前，5月25日，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执法时跪压致死，示威游行瞬间波及全美，接着逐渐走向混乱。
一次吃饭时，一位有色人种同学凑过来，低声告诉她，“你不知道美国的种族歧视有多严重”。这是她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个话题，她愣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平静。
“那又如何呢，自己只是来学习的，再过两年就要毕业，离开这里。”她回忆当时的想法，笑着说自己当时并不在意学业以外的事。
2020年，美国急剧恶化的疫情才是留学生们担心的头等大事。辛欣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一年，每年暑假都要回国续签。去年6月，她以天价抢到了回国的机票。出发前她曾考虑过，如果疫情没有缓解，自己可能会休学一年——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坏结果。
李夏和吴晓天也选择在假期回国，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过多担心签证问题——相当一部分留美学生，拿到的都是5年学生签证，这足够他们在签注有效期内完成学业。
10043号公告似乎真的“不足为虑”，签发后几十天内，无事发生。就像石子投进池塘，激起了涟漪，但很快又恢复平静。
等待回校的日子里，李夏在国内找了份实习。9月9日下午1点，她正趴在工位上午休，迷糊中被手机震动吵醒。她瞥了眼推送，看到是封英文邮件。
“亲爱的非移民签证申请人，请注意你的美国签证已经被美国国务院撤销。”邮件第一句便说明重点，落款是美国驻华大使馆。
她先是怔住，随即脑袋发蒙，“就像被一只巨手扼住喉咙”，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几乎同一时间，吴晓天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邮件。第二天，他们确信自己出现在了新闻里，虽然只是作为一个数字，组成了“1000多名被美国撤销签证的中国公民”。
很快，美国前白宫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向媒体证实，这次拒签与10043号总统公告有关。
一年半前，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吴晓天终于来到美国入境口岸。他站在窗口前，海关人员在他护照上盖上戳记，然后露出微笑，“Welcome to the U.S（欢迎来到美国）”，就像在好莱坞电影上看到的那样。
眼下，一系列人生规划都随着签证撤销飘渺起来。
“欢迎来到现实世界。”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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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欣最后一年的课程是在美国当地医院实习，完成后才能毕业。2020年2月，美国暂停了中国境内使领馆的常规签证办理业务，她签证到期却无处续签，只能待在家里，看着日历一天天逼近开学。
去年下半年，美国陆续开放了一些国家的签证业务。去第三国申请签证，成了当时很多留美学生的无奈之举。考虑到成本，辛欣最终选择了柬埔寨，她找到中介，前后花了5万多元。
在柬埔寨酒店隔离14天后，她来到美国大使馆，当时面签现场的人不算多，大部分都是中国学生。
面签过程与以往没太大不同，签证官询问了几个常规问题，翻了翻她的材料。
“你为什么接受CSC的资助？”签证官忽然发问。
“因为我成绩好，那是我争取来的。”辛欣把CSC的资助信递给对方，接着说明CSC只提供一部分她在美国的生活费，大部分费用还是自己支付。
很长一段时期里，CSC都是美签的加分项。它不仅意味着申请人成绩优异，同时因为申请人签有回国服务的协议，也通常会被认为移民倾向相对较弱。
“你和中国军队什么关系，有没有为他们提供技术？”签证官严肃起来。
辛欣感到“一头雾水”，她的生活圈子里没有一个军人，自己的专业又完全是个临床学科，在美国也很常见，“连实验室都不进，更谈不上‘偷技术’”——她确信此前几次面签时，签证官都清楚这些。
“没有任何关系。”她的回答没有任何迟疑。
面签结束，签证官告诉她材料需要check。一天后，她收到了拒签邮件，理由是“212（f）”。
一位与辛欣结伴在柬埔寨续签的留学生，大学时曾在某所双一流理工类大学交流过一年，面签时被当场拒掉。
走出大使馆后，她怀疑是自己没准备好材料，或者没有回答好问题才被拒签。她甚至相信过留学圈子里流传的关于那个签证官的传说，此人太过古怪以至于很多人都挂在他的手上。
那时她还未意识到，把自己拒之门外的，是一股更强大的力量。
她没有立刻回国，在柬埔寨多待了两个星期，每天对着酒店里的镜子反复模拟面签过程，又把所有材料都过了几遍，直到确认已经完美。她甚至向美国的学校要了支持信，证明自己的专业是“安全”的。
第二次面签到了，这次换了签证官，是个不错的兆头。她递上材料，开始了准备好的自述，自认为讲述时逻辑、语速都很完美。
签证官没有回应，只是不停地在键盘上打字。
“你在××大学交流过？”对方拿起表格，提出了全程唯一一个问题。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签证官递出一张A4纸。和上次一样，白色的，“拒签的颜色”。
回国后，辛欣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她失眠、易怒，作为一个准医疗工作者，她确认那是种病态，不得不给自己开药治疗。最近的遭遇已经超出了她的经验范围，她想找到答案，开始把目光转向政治，一个曾经令她感到“无聊”的领域。
她关注起时政新闻，在给几个重要的美国网站加了星标。美国政治常识成为她的一门“必修课”，她甚至研究起两党的不同政治倾向。
很快，她又看到了新希望。美国大选在即，10043号公告是保守派的共和党推行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极端产物。而“机会均等”是民主党提倡的基本价值观，若是他们获胜，废止一系列共和党制定的政策，也应该在情理之中。
当时已经9月，距离美国大选还有两个多月，竞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不管是饶阳、吴晓天，还是曾经同样对政治无感的李夏，此时都把美国大选动态当作每天起床后优先查看的信息之一。他们从未如此关注过美国的选情。
那时吴晓天每天都要花上一段时间，分析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演说、电视辩论，希望从中得到关于留学生的政策承诺。11月美国大选开始后，他守在电脑前，实时刷新两位候选人的选票。
“每次看到关键摇摆州从红（共和党）翻蓝（民主党）都欣喜若狂。”那时他相信，只要拜登赢下选举，自己“就会重新被美国欢迎”。
拜登最终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很多人都期待着一切都回到正轨，这是在疫情和10043号公告双重阴霾笼罩下，最大的“变天”可能。
吴晓天们都做好了准备，回去完成未竟的学业。
3
吴晓天2019年12月在美国硕士毕业，此前他已经申请到了本校的博士。按计划，次年8月中旬他就会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
他本来没有回国的打算，但导师建议他参加一场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那时国内还没有出现疫情，考虑可以利用大半年的假期在国内找份实习，提前感受下职场环境，他临时改变了主意。
2019年12月31日，他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这天，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份通报，飞行途中的吴晓天对此一无所知。
他家在湖北，因此完整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从无到有的过程。连续3个月的居家隔离让他“疯狂长胖20斤”，心态也愈加封闭。再后来，所谓“敏感学校”同学被拒签的消息不断传出，焦虑逐渐累积成绝望，这个25岁的“理工男”终于崩溃。
“每天早上醒来就想哭，然后一整天都恍恍惚惚。”吴晓天回忆那段日子。
有时候，完整经历疫情还不是最不幸的。李夏在去年4月份回国，那是场艰难的旅行，机票已经被炒到天价，并且不容易抢到。
事实上，疫情暴发后，大多数美国公司都停止接收留学生实习。李夏想在硕士毕业后回国就业，也清楚实习经历已经成为国内求职时的“硬指标”。除了回国找实习，她没有其他选择。
她成功申请到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实习岗位，暑假还未结束，就拿到了转正通知。一切都像剧本般完美：入职最理想的公司，做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协议里，2021年顺利毕业后，她就可以正式入职。但那封撤销签证的邮件，让原本清晰的未来变得模糊，甚至遥不可及。
李夏的研二绝大部分都是线下课程，她无法返校，只能休学。现在，2021年的毕业季已经过去，因为无法拿到毕业证书，她的工作offer也只能作废。
她换了实习单位，很快又要到转正考核。一年过去了，自己就像在牢笼中原地打转。
这让她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是在最好的年纪，继续等待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可能，还是放弃美国的学习机会，及时止损——这意味着她会失去应届生身份，以本科学历求职，并因此无法参加校园招聘，只能在社会招聘中与众多资深人士作几乎没有胜算的竞争。
饶阳也计算过自己的“沉没成本”。去年上学期只能在家上课，赴美的语言考试地点在北京，他来回跑了几次，加上考试费花了上万元。申请美国的学校时，打印成绩单“好几百元一份”，每所学校的申请费和邮费也都要几百美元——对他来说，这是笔不小的开销，父母无法给他提供太多支持，只能依靠奖学金和研究生导师发的“工钱”。
更大的成本是已经放弃的另一种人生可能。他说留学与在国内继续深造，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在研一时就决定去美国留学，为了申请到好学校，他把成绩刷到全院前5%。研究生最后的一年半时间里，自己都在准备留学材料，同时还要做科研。
“每天半夜睡觉，早上6点多就要起来，有时也睡不好。”他感叹，没有精力同时准备出国和在国内读博。
美国乔治城大学在一份报告中估计，每年约有3000-5000名中国学生受到10043号公告的影响。他们每个人都有各不相同的“沉没成本”，有人放弃了国内的保研资格，有人花费数十万元，却面临无法毕业的窘境。
但有一种成本是相同的，他们都要面对被打乱的职业规划，以及可能被改写的人生轨迹，并且只能自己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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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辛欣和很多其他有着类似遭遇留学生期待的那样，拜登执政后，一周内就签署了37项行政命令，超过任何一名前任美国总统同期所签数量，其中不少都是为了改变特朗普留下的政策。
距离10043公告发布已经半年，很多留学生相信，只需要多一点耐心，事情就会迎来转机。春节到了，还没有等到好消息，辛欣和家人围坐在饭桌前，拉着那些可有可无的家常，没人提起留学的事，就像一种默契。
今年3月，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举行，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间的首次高级别交流活动。辛欣、吴晓天，还有很多同样在等待拜登“纠偏”的留美学生，都把此当成了积极信号。
同月，美国开放部分特殊条件下，可以在中国大陆地区申请加急签证的通道。辛欣作为“医学相关专业人员”，受美国“国家利益豁免”，递出加急申请后，成功预约到加急面签机会。
面签那天现场的人很少，加急审核通过也让她多了些过签信心。走到窗口前，签证官看到她上次的拒签记录，询问得知她曾接受过CSC资助，随即递出了白单，拒签理由是“10043”，“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走出大使馆，北京凛冽的寒风吹来，她几乎感受不到寒冷，而是被愤怒支配着感官。随后，前所未有的绝望开始将她淹没。
“既然通过加急申请，说明他们认为我不影响‘美国国家利益’，但面签时我又成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不自相矛盾吗？”她无法理解整件事的逻辑，“我就是他们政治把戏的牺牲品”。
那段时间，柬埔寨已经不再办理第三国签证业务，但部分美国高校6月份就要开学，很多留学生找到代替方案，开始“冲坡”——转道新加坡办理签证。
吴晓天听说，那些和与自己情况类似的学生，在“冲坡”中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一则圈子里流传甚广的故事里，有人在新加坡办签证时被check两个月，因为签证官拿走了他的护照，他无法回国，只能一直待在新加坡价格不菲的酒店里，最终等来了拒签的结果。
吴晓天清楚这些，但在今年4月份，他还是忍不住“冲”了一次，“万一我是那只‘漏网之鱼’呢？”
遗憾的是，没有奇迹发生。
今年5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时隔一年多，重新开放了F和J类签证办理业务。虽然不断经历希望和失望，但对大部分还未尝试冲签的学生来说，这次是美国最明确的放松限制的动作。
这种判断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大量拒签出现了。吴晓天看到，几个有关10043的微信群，那几天明显活跃起来，每天都有人报告自己的拒签结果。
一位“敏感学校”的学生，班里6个同学分别在大陆地区开放的3个美国使领馆申请签证，全部失败。
7月6日，他们的遭遇出现在了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方对500多名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签证被拒一事，“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26日，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天津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会谈时，“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等出现在了中方提出的“纠错清单”里。
至少到现在为止，拒签故事还在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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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少人的选择一样，吴晓天也决定“跳车”。
4月份“冲坡”时，他就顺道拜访了一所新加坡知名大学的教授，欧洲一些老牌高校也在他的考察范围内。
放弃美国留学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但在回国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也逐渐失去对美国社会的信心。
这段时间发生的种种突破想象的案例，让他无法得到任何安全感。有人拿到了美国学校的录取通知，但却迟迟收不到学校发来的相关表格，连申请签证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拿到表格，绝大部分人也会栽在面签现场。吴晓天也听说过顺利拿到签证的学生，在登机口被拒绝登机。
最惨的故事是，一位已经在美国机场落地的学生，在海关被拒绝入境，“就地遣返”。已经租好的房子，还未入住就成为负担。
就算成功入境美国又怎么样呢？近两年，吴晓天的学长们总会抱怨，因为他们曾经的学校，曾被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上门询问。
饶阳也有些动摇，父母很少干涉他的想法，但现在也会忍不住劝他，“不行就算了，去了也没保证，万一读到一半又出问题，那就更得不偿失。”
这个理性的工科生，有时也会陷入懊恼。自己去美国只是为了上学，他喜欢科研，有充沛的学术热情，希望以后能回国到研究所或者大学谋份职位，继续自己的兴趣。
按照规划，他会在30岁前博士毕业，这是国内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的普遍水准。现在，他离自己的愿望越来越远了。
“只是因为学校的名字拒绝一个人，这跟用肤色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有什么区别？”他加重语气说。
遭遇不公后，这些受到10043公告影响的留学生也做过抗争。他们建立网站，发起了名为“ANB学术无国界”的行动。
他们给美国的学校写联名信，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复，但态度更多是遗憾和同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艾米·古特曼在回信中说：“公告于2020年5月29日首次发布时，我感到沮丧，因为它对我们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产生了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了我们作为全球研究型大学的使命。”
也有一些美国大学或者学术联盟给美国国务卿写了公开信，但至少在公开报道中，他们还未得到回复。
学生们甚至研究了美国的参议员，筛选出他们中对留学生议题相对友好的几位，然后寄出了联名信，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最后，他们决定发起集体诉讼，“用魔法打败魔法”。
但高昂的律师费用是一个尴尬的现实障碍，注定漫长的诉讼过程，更是很多人无法负担的成本。
今年6月，一个本科是“敏感学校”的留学生，到美国驻华大使馆面签。这是她第二次“冲签”，因为自己读的是纯商科专业，所以还保留着签证官能对她的材料“case by case”（具体分析）的希望。
毫无意外地，她再次被拒，理由仍然是她的“原罪”：本科学校。离开时，她路过一处活动现场，那是美国大使馆举办的“同性恋自豪月”庆祝活动，“平等”“包容”是它的精神内核。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出现的饶阳、辛欣、李夏、吴晓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