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牛角走私的跨国链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胥大伟
发于2021.7.19总第1004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艘捕鱼船在闽粤交界海域隐秘前行。茫茫大海中，这艘长度仅为70余米的渔船在风浪中犹如一叶浮萍。然而这艘看似普通的渔船却一点也不普通，船里满载的不是渔获，而是来自非洲的犀牛角。2019年6月17日晚，中国海关缉私部门已在该海域集结重兵，正张网等待这艘渔船。
今年5月21日，厦门海关对外通报了破获的这起特大犀牛角走私案，现场查获犀牛角145件，总重250千克，价值约1亿元人民币。此案也刷新了近年来中国海关破获的走私犀牛角数量纪录。厦门海关缉私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查获的145件犀牛角中，110根整角是直接从犀牛身上完整取下的，其余的35件根据大小、外观可以确认是从不同的犀牛角上切割而来，由此判断大约有100只犀牛惨遭杀害。
犀牛角走私暴利堪比海洛因，为了遏制盗猎狂潮，第一个禁止犀牛角国际贸易的公约于1975年实施。目前，世界仅存的五种犀牛全部被列入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禁止国际贸易。随着中国等亚洲国家持续加大针对犀牛角走私犯罪的打击力度，走私犀牛角变得越来越困难。
走私犀牛角如今成为一门“黑色生意”。从来源地的盗猎、供应到终端消费者，有组织走私团伙的参与将来源地的犀牛角供应和消费国的市场需求进一步结合，使得犀牛角非法走私贸易变得更为隐蔽复杂。这起令人骇然的犀牛角走私大案，也揭开了跨洲际犀牛角黑色走私贸易链条的冰山一角。
狙击海上“幽灵船”
2019年1月28日，正值中国农历小年，一则情报线索引起了厦门海关缉私局的关注。线索称，浙江温州人王永明在南非组织犀牛角、象牙货源，计划通过海上及空运渠道走私入境，海上渠道可能是近期通过远洋船舶运往国内沿海地区上岸。
福建沿海港口众多，一些地区的雕刻产业发达，利于犀牛角、象牙的二次加工、分销。厦门海关缉私局作出情报研判，“走私的犀牛角很有可能在福建海域上岸”。此时，王永明已从莫桑比克回国，情报信息显示，他要到福建来“接货”，警方对该团伙的侦查工作随即展开。
中国与非洲相隔万里，一般船舶难以胜任远洋运输。“原始情报信息很模糊。”厦门海关缉私局情报处副处长包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研判最有可能是通过远洋捕捞船进行走私运输。海关缉私民警开始对远洋捕捞船进行逐一排查，然而，直到春节过后，依然没有任何收获，这让牵头开展情报核查的包琦心生疑惑。“情报是预警信息，真实情况很有可能是‘人货分离’。”包琦说。
2月9日，王永明抵达福建厦门。负责外线侦查的缉私民警得到消息，有人通知王永明，“货”积压在福建一个码头里，“近期可能还提不了货”。2月11日凌晨，王永明的账户突然产生大宗资金往来，这表明交易已经完成，但交易数量、地点却无法得知。警方进一步侦查发现，犀牛角一旦进入到流通市场，转手速度很快。“实际上它是分段交货，而且不同的货主给不同的货。”包琦解释，这给追查走私犀牛角的流向带来不小的挑战。犹如猎人一般，缉私民警们静待目标的第二次交易。
一段蛰伏之后，信号出现了——王永明派出“马仔”再次出发。3月5日，走私船离开浙江外海，前往莫桑比克。1600吨的目标船舶“海上先锋”号进入了警方侦控的视野。“海上先锋”号注册国籍变更为中美洲国家伯利兹，船员以缅甸籍为主，这番“操作”的目的是规避检查和刑事处罚。
一艘千吨级的船舶航行在大洋上，海关缉私部门想要实现对走私船舶的追踪，不啻于“大海捞针”。5月15日从莫桑比克的港口起航后，这艘走私船舶就关闭了船舶AIS定位系统，保持通讯静默，成了海上的一艘“幽灵船”，这让侦查和追踪难上加难。“茫茫大海你不知道船去了哪，我们只能根据掌握的有限信息进行研判。”包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船舶路过监测海域的零星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缉私民警们得以摸清走私船舶的航路、航向、航速及预计停靠点。
6月中旬，根据航路推算，走私船舶自马六甲海峡驶入了中国南海，厦门海关缉私局联合广东、福建海警局，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闽粤交界海域、厦漳海域、温州海域连布5个“口袋”，张网以待。
6月17日下午14时许，船只信号出现在闽粤交界海域，意味着留给缉私民警们的抓捕时间只剩下不到12小时，时机一过，走私船舶极有可能逃窜驶入台湾海峡，以规避查缉。厦门海关缉私局东渡分局缉私一科副科长曾雪峰有着多年的缉私经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走私的大船往往停在中国海关缉私执法海域之外的公海上，再用小船去“接货”，伺机运进中国大陆。
抓捕地点最终确定在闽粤海域。当晚，120名缉私警察、288名海警官兵、8艘舰艇、18个行动小组分布在闽粤交界海域以及福州、泉州、温州、大连等地，海陆联动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对面船只，停船接受检查！重复！停船接受检查！”当缉私警察们跳上这艘在风浪中摇摆的走私船时，负责押运的走私团伙成员刘何群还“自信”地认为这只是一场例行检查，船员们甚至没有向躲在幕后的走私头目“通风报信”。千里之外的厦门，海关作战指挥部正紧张地等待查缉结果。经过一番搜查，缉私民警们发现，这几乎是艘空船，仅有的4个集装箱空无一物，厨房、驾驶舱、船员休息舱等也都没有任何发现，这让现场参与缉私行动的民警们有些悬心。此时，电话另一头，厦门海关缉私局情报处副处长包琦很笃定地说，“放心，船上肯定有货。”经过轮番搜查，民警终于在该船的机舱副油舱内发现了14个黑色尼龙行李袋，袋内均装满了长度不一的犀牛角，经清点共计145件、总重250千克。
海上传来捷报，陆上的另一张大网也开始收网。在温州遥控指挥的王永明等5名嫌疑人同步被抓获，查获象牙1根、豹皮1张、象牙项链等制品30多件。
不惜成本的走私路径
王永明团伙的这趟犀牛角走私运输耗时三个半月，沿途经过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六甲海峡，再利用近海小型船舶在台湾海峡附近接驳后，伺机从中国沿海非设关地走私入境。整个走私路径中，不设中转地、不载运其他货物，往返总里程超过2万海里，单趟走私成本就达上百万元。此外，正常远洋运输的船舶，吨位一般都在万吨以上，而走私团伙购买的这艘货船只有1600吨，船况差，抗风浪性也差，遇到恶劣的天气非常容易发生倾覆。如此冒险的背后，是犀牛角走私的暴利在驱动。
亚洲地区犀牛角黑市价格约为每千克6万美元(约合40万人民币)。曾雪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犀牛角被走私偷运到国内，经过层层加价至终端买主手中，售价可以比最初“收货价”翻出十几倍。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象牙和犀牛角非法贸易中，增值最大的环节是最终零售环节。例如，仅在亚洲批发商到零售商的这一环节，犀牛角价格就上涨了103%，象牙价格更是暴涨529%。多位缉私民警告诉记者，巨大的暴利空间，使得犀牛角走私团伙异常小心，反侦查能力很强。“真实的走私远比影视剧情节更复杂。”包琦介绍，犀牛角价格昂贵，走私团伙投入的也都是“真金白银”，走私路线规划仔细，思虑周密。
“一般走私没有这么规划路线的。”包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走私团伙通常利用集装箱船，以夹藏伪报品名的方式，通过货运渠道进行象牙、犀牛角的非法走私。“用小型远洋渔船跨洲际走私，这是很罕见的。”包琦说。
中南屋创始人、曾卧底调查国际犀牛角走私的黄泓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犀牛角走私路线主要是非洲—东南亚—亚洲终端市场。黄泓翔在越南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很多犀牛角走私往往会选择在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行“中转”，原因在于当地宽松的执法环境，以及容易接触到终端买家。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的相关分析显示，近年来走私进入中国的犀牛角主要来自于南非和越南，两条路线都呈现出明显的有组织犯罪趋势。由于中国海关对于濒危物种走私打击力度的增强，两条路线中犯罪团伙都普遍采用雇佣水客或保货团伙的方式来降低自身的风险。IFAW高级项目官员马晨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来自越南的犀角主要是由犯罪团伙自非洲走私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而后囤积在中越、中老等边境伺机偷运入境。犯罪团伙选择的偷运入境方式，主要有雇佣边民人身夹藏通过口岸旅检通道入境，以及雇佣保货团伙通过非设关地偷运入境。近年来，跨境包裹寄递走私也有高发趋势。
作为犀牛角消费的新兴市场，越南除了自身需求外，也成为了向中国走私犀角的最主要中转国之一。根据EAL(大象行动联盟)2016年的暗访，中国贸易商表示越南是他们主要的犀牛角来源，而越南的卖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称80%的买家是中国人。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EAL针对中国边境非法走私犀牛角的情况，进行了为期11个月的调查。EAL调查员了解到，走私者有四到五条不同进出中国某边境城市的陆路通道。最短的路程只需步行三分钟。
而来自南非的犀牛角则主要是由犯罪团伙雇佣的跨境带货人员，利用空港旅客进出境通道，以“蚂蚁搬家”方式将犀牛角夹藏在行李中走私入境，犯罪团伙常选择经由中国香港、多哈和胡志明市等地转机的国际航班。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北京代表处中国项目主管李立姝提醒，要重点关注空运走私入境的方式。李立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象牙，犀牛角价值更高、更方便运输，通常是通过空运的行李箱进行走私。从非洲起运犀牛角后，走私者会在北非、亚洲等地的机场进行中转，而香港则是一个重要的“通路”。从各国海关破获的一些犀牛角空运走私案例来看，有的走私者会勾结机场的工作人员，以免除入关时的扫描检查。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日益更新的销售途径。“犀牛角不再像过去一样摆在店里出售。”野生救援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余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逃避打击，绝大部分的犀牛角销售转移到了社交媒体上，特别是微信。卖家和买家可以通过微信私下交流和支付，卖家通常在朋友圈或客户群中发布产品信息，这给执法增加了不小难度。
马晨玥提醒，网络交易在走私进境的犀角制品交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IFAW记录的2019年审判的15起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犀牛角的刑事案件中，涉及网络的有14起。“网络平台是犯罪分子常用的发布广告、联系沟通、转账支付的工具，需要受到重点关注。”
“国际化”走私网络
随着另外两位幕后主犯陈有仁、国内货主阮玉成的落网，厦门海关查获的大型跨国犀牛角非法走私犯罪团伙的面纱由此被揭开。境外采购、跨国贩运、走私入境、快速分销，环环相扣且分工明确的背后是一个组织严密、专业性极强的走私团伙。在分工上，团伙中有专门的成员负责在非洲当地收货、装货上船；海上跨洋运输同样交由专门的组织成员押运；负责偷运入境的则是远洋船的股东。走私的各个环节相互独立，条线切割清晰。作为一名老缉私警察，在曾雪峰看来，打击这类走私犯罪，难点在于如何揪出潜藏在幕后的货主。
在团伙中，王永明有多重身份，他既是货主又负责组织货源，是维系走私链条运作的关键角色。事实上，建立一条走私通道并非易事。“没有非洲当地人的配合，‘货’你是拿不出来的。”曾雪峰指出，类似王永明这类的走私商人，在非洲当地关系网复杂。包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永明买通了一名当地警察，让其帮忙将犀牛角运到走私船上。负责偷运入境的股东中，有一位是福建某葡萄牙商会的会长，而莫桑比克正是葡语国家，这也展现出了犀牛角走私网的层层复杂生态。
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犀牛角“黑色生意”中的“亚洲角色”。早些年的资料显示，在南非逮捕的涉嫌犀牛角犯罪的亚裔嫌疑人中，最多的是越南籍，其次是中国籍和泰国籍。国际知名动物保护专家苏西·瓦特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很少涉及犀牛角犯罪的前端，即实施实际盗猎行为；相较而言，他们往往承担从盗猎者手中收购犀牛角的中间人角色。
此前，南非反盗猎特警介绍，犀牛角走私利益链一般由五层构成：最底层的盗猎者往往是贫困的黑人；第二层是地方性的小规模收购和转运者，被称为“跑者”；第三层是全国性的收购者，从事更专业、有组织的集团犯罪；第四层是在非洲的收购者兼出口者，以越南人居多，也有部分是中国人；第五层是越南、中国组织销售的头目。
黄泓翔曾扮演中国买家，成为南非反盗猎部门的卧底。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认为参与非法野生动物制品贸易的华人都是黑帮分子或者穷凶极恶的走私犯，但其实大多数华人走私商都是普通的生意人。厦门海关破获的这起特大犀牛角走私案的主犯王永明在非洲是名贸易商。“王永明的贸易公司并不赚钱，就是个空壳，平时帮人倒外汇。”包琦介绍。
“走私犀牛角不是说你到了非洲待一两年就能够搞定当地的关系。”黄泓翔指出，这些久居非洲多年的华人，在当地的资源网络非常丰富。“一方面他们在当地创造了一个市场，让更多的当地人看到野生动物制品可以卖钱，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当地人去盗猎的动机；另一方面，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又知道在中国这边的销售渠道。”而非洲国家大多缺乏严格的监察和市场监管体制，给了这些走私商漏洞可钻。
黄泓翔说，驱动这些华人从事非法犀牛角贸易的，依旧是背后巨大的黑色利益。目前，亚洲地区仍是犀牛角消费的主要区域。UNODC的数据显示，每年，约有5.6吨的犀牛角进入市场。其中，0.4吨在非洲被查获，剩余的5.2吨走私至非洲之外。绝大部分(约5.1吨)进入东亚和东南亚，其中0.5吨被查获，剩余的4.6吨则进入到亚洲终端市场。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16年~2018年间，仅亚洲终端消费者市场，每年犀牛角非法贸易收入就高达1.7亿~2.8亿美元。
野生救援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余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亚洲对犀牛角的主要需求是入药和投资品。传统中医认为，犀牛角具有凉血、解毒、清热的功能。在越南，不少人把犀牛角视作昂贵的保健药品。“迷信犀牛角能治疗癌症很可能与越南每年有15万个癌症案例有关。”余冲说。在中国，安宫牛黄丸曾因含有犀牛角成分被广泛推崇。1993年中国完全禁止犀牛角入药后，黑市上仍流通着不少使用犀牛角配方的“老安宫牛黄丸”“朝鲜安宫牛黄丸”。马晨玥介绍，除了入药，犀牛角制品也被很多人视为珍贵的收藏物。还有部分人相信，随着犀牛种群数量的减少，犀牛角制品是具有保值增值功能的。多位海关缉私警察担忧，“犀牛角越珍贵，对一些买家反而越有致命的吸引力”。
贫穷和腐败是盗猎的催化剂
WCS近期给中国相关部门提交了一份风险提示。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在南非和越南连续发生三起犀牛角走私案件，查获量大，每起案件查获的犀牛角都在 60 千克以上，并且全部都是以货运方式走私。WCS预判，这是犀牛角走私犯罪团伙开始将此前囤积的货物进行集中出货，并且采用了更“优化”的货运走私方式代替过往的人员随货走私方式，建议中国海关部门保持警惕。
因新冠疫情大流行，去年非洲的犀牛盗猎经历了“平静”的一年。南非农林渔业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犀牛盗猎情况显著下降。2019年共有594头犀牛被杀害，2020年的盗猎数量为394头，下降了33%；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KWS)的数据也显示出明显的下降趋势，2020年肯尼亚的犀牛盗猎数为0。
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对此态度谨慎，他们认为盗猎减少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疫情影响，还因为犀牛数量的减少让盗猎更加困难了，尤其是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根据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2019年CoP18大会上公开的数据，截至2018年非洲的犀牛数量为23562头，分布在南非、肯尼亚、纳米比亚等14个国家。南非的犀牛数量占整个非洲的80%左右，以白犀牛为主。2020年有245头犀牛在克鲁格国家公园内被猎杀，占全南非盗猎数量的62%。余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数据下降并不能完全说明盗猎犀牛的企图或行动减少了，例如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2019年有记录的盗猎企图和行动高达2014起，所幸的是大部分的盗猎企图和行动被成功拦截了。
黄泓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盗猎者一般分为两种，一类是装备精良的职业盗猎团伙，他们通常配备先进的热感望远镜、夜视仪、GPS系统、全自动步枪甚至是直升机和军用装甲车辆；更多的一类则是当地的穷苦村民，“他们拿着老式步枪、弓箭甚至是毒药”。
贫穷是盗猎的催化剂，在莫桑比克和南非边境，部分当地人十分依赖犀牛角的偷猎收入。“因为贫穷，这些村民盗猎犀牛后，会把犀牛角卖给在当地收购犀牛角的基层收货商。”黄泓翔介绍。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数据显示，在偷猎环节，每单位犀牛角的价格是象牙的55倍，一只大象的象牙价格为1000美元，一头犀牛的犀牛角价格为24000美元。另一组数据显示，即使作为当地犀牛偷猎团伙中的底层人员，参与一次偷猎活动也有2500至5000美元的收益，而当地农民或矿工一年的收入仅有几百美元。
非洲当地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告诉黄泓翔，疫情一方面加剧了当地的贫穷，导致更多的人会为了生计铤而走险；另一方面，疫情影响了当地保护区的资金收入，反盗猎巡逻有所削弱。野生救援向《中国新闻周刊》反馈的信息显示，新冠疫情使得非洲的旅游业深陷泥淖，大量依靠旅游项目的保护区濒临崩溃。当经济陷入困境中时，在资金和执法投入的优先级上，保护工作被排在了最后的位置。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南非当前仍然是犀牛盗猎的焦点地区。”马晨玥说。在2020年11月，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地方当局证实，在Hluhluwe-iMfolozi保护区的不同区域发现了7只白犀牛尸体，当局担心大规模的盗猎活动还在继续。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生存着世界上最大的犀牛种群，保护区7580平方英里的面积，导致克鲁格公园缺乏足够的监管人力，想要做到有效的监管则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
缺人、缺钱、缺装备，这是非洲国家在保护犀牛方面所面对的现实。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经济发展、旅游与环境事务部发言人德布尔表示，当地没有足够的护林员和反盗猎人员，随着省预算削减了至少50亿兰特，当地政府无力雇用更多的护林员。
近些年来，为保护犀牛，非洲部分国家会在犀牛的角部植入芯片，以建立犀牛的身份系统。此次厦门海关查获的这批犀牛角中，有70块是含有芯片信息。“这说明，这些犀牛角曾经被查获过，又被拿出来卖的。”包琦介绍，海关部门已经就此次查获的特大犀牛角走私案中发现的非洲执法腐败问题，向有关国家作了通报。
黄泓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些非洲国家的仓库中存放着大量的犀牛角，“每千克犀牛角的价格能达到4万~6万美元，而看管仓库的工作人员月工资200美元已是极限。”黄泓翔认为，非洲当地的极端贫困、执法环境的低效以及腐败问题，使得犀牛角盗猎和非法走私贸易难以禁绝。
“虽然一些盗猎者被抓，但犯罪团伙中的头目和中间人却没有受到处罚。”余冲建议，应依据现有法律，逮捕、起诉和处罚高层卖家和买家，以及南非、莫桑比克的犯罪团伙及核心人物，同时打击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腐败问题。多位受访的动物保护专家认为，终结盗猎，并不取决于阻止多少个盗猎者，而是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以便在非法贸易链条的上游瓦解犯罪。
(王永明、刘何群、陈有仁、阮玉成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2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罗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