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8版刊发。

4月8日，大余县池江镇老人刘士华在家中看母亲周篮的老照片。 王凯丰摄

本报记者李兴文、赖星、黄浩然

留守红军，一个被掩藏在时光里的名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6万余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掩护红军主力突围，继续坚持斗争。

这是英勇壮烈的浴血坚守。孤悬敌后，九死一生。瞿秋白、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党和红军许多知名的领导人以及更多不为人知的红军战士不幸牺牲。红军将士在绝境重围中坚定革命信念、艰苦奋斗、依靠人民、视死如归，这种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1937年冬，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前赴后继奔向抗日前线。

中国革命史上悲壮的一页

江西大余县，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如一块棱角分明的白岩，被延绵的青山环抱，一幅历史的长卷在此间无言地铺展。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告别红都瑞金。送行的乡亲和战士依依惜别。留下来的同志，相顾无言，百感交集。

长征前夕，中央便在中央苏区设立了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其中，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

“大家既关心主力红军的去向，更关心中央苏区今后的命运。”时任少共赣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后来在书中回忆，当年19岁的他也是留守者的一员。

这些留守者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为“死亡之师”，其中包括1.6万余名红军将士、游击队员和数万名伤病员。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伪装成主力部队，迷惑、迟滞国民党军前进，掩护主力红军突围。

“留守红军牵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是与红军长征交相辉映的壮丽革命史诗。”江西省赣州市委党史办主任胡日旺说。

历史细处不忍卒读，一旦翻开，可能每一个字都带着血痕。

从1934年11月瑞金失守至1935年2月，中央苏区在三个月内几乎全部沦陷，许多村庄被杀绝户，青壮年遭受“断代性”的牺牲。

史料记载，福建长汀县楼子坝村34户人家143人，除一名八旬老妪外出探亲幸免于难外，全村被屠戮殆尽；赣州市烈士10.8万余人，其中约半数为苏区沦陷后被杀害的苏区干部、群众。

“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满野地跑。听到这边枪响往那边跑，那边枪响往这边跑。”陈毅曾这样描述当时中央苏区沦陷的景象。

1935年2月，留守红军在于都被敌人重兵围困。危急关头，项英、陈毅接到中央发来的“万万火急”电报指示，组织留守红军九路突围。

“三年游击战的艰苦程度不亚于红军长征，从时间上看，长征胜利用时两年，游击战坚持了三年。从牺牲的高级干部数量看，长征途中牺牲的军以上干部10余位，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牺牲的省级、军级以上干部不少于60位。”85岁的南昌大学退休教授刘勉钰是最早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的专家之一，回忆起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他忍不住掩卷叹息。

59岁的革命长者何叔衡在从于都转移至闽西时牺牲。由于牺牲的人太多，很少有生者带回死者的消息。鲜有人知道，这位党的创始人牺牲时的具体情形。

瞿秋白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劝降不为所动：“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36岁的瞿秋白在一处绿草坪向刽子手微笑说“此地甚好”，尔后从容就义。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

作为未能参加长征的人，他们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远征。

紧紧依靠人民

6月的大余，是一幅饱蘸着生命繁华的画卷。

当年他就义之地，已树立起英雄的丰碑。1935年3月，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在突围战斗中负伤被捕。被敌人押解游街的他，拖着重重的镣铐，蹒跚着走过大庾（今为大余）人潮涌动的街市。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刘伯坚的意志并没有被敌人的有意羞辱所摧毁，这位内心坦荡的革命者写出了不朽的《带镣行》。

牺牲前，刘伯坚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如今，大余县伯坚大道，车流如织，尽头便是幸福大道……人民将刘伯坚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了这片他为之流血牺牲的土地上。

“只要紧紧依靠人民，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这在三年游击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大余县委党史办副主任朱常说。

为切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国民党军队对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清剿”，他们通过移民并村和赶群众出山的手段，将老百姓集中到平原，禁止群众随意进山。

游击队把做好群众工作当生命线，在他们看来，越是困难时候，越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据一些游击队员回忆，当地群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利用进山砍柴机会，将粮食、食盐、情报等藏于挑柴的竹杠中送给游击队，有村民因此遭到敌人的严刑拷问，但他们毫不畏惧地说：“我们要死就死一个，顶多死一个，不害共产党。”

在大余县池江镇，86岁的刘士华多年来守护着自家的老屋，也守护着父母的记忆。他的母亲周篮经常为游击队送饭、购买物资、探听敌情，游击队员们都亲切地称其为“周篮嫂”。

“国民党把我父亲打成重伤，用火烧母亲的头发、打断她的手指，逼问他们游击队员的下落，但他们没有透露丝毫。”刘士华说。

游击队员有时到群众家里去探望，看到他们有的被打断腿，有的被打掉牙，有的则被烧了房子，却依然毫无怨言地支持共产党，没有人不感动流泪。

人民，哺育了绝境中的红军将士。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深情，在陈毅的《赣南游击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他所言：“就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生死同盟，保证了我们得以生存，走向胜利。”

信仰在生死考验中淬炼

梅关虎踞梅岭，一关分隔南北。

千百年来，梅关古道承载着南来北往无数人生的悲喜，留下了古往今来无数历史的印痕。转战于此的游击队员，则用他们的浴血坚守，书写了自己的红色传奇。

1936年冬，赣粤边陲。衰草、冷月、追兵。在敌人重重围困之中，陈毅负伤带病藏身在梅岭的草莽之中已二十多天。他料定自己凶多吉少，于是写下绝命诗《梅岭三章》藏在衣底，准备就义赴死。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游击队员们孤悬敌后，在狂风暴雨中飘摇，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下，红军和游击队被困在深山密林里，昼行森林、夜宿山洞，以野果、野菜、草根充饥，像野兽一样生活。

1936年寒冬，项英、陈毅、陈丕显、刘建华4位游击队领导人被迫隐蔽在一处高山上，4人背对背靠在一起，用仅有的一条破旧毛毯围裹，互相以体温御寒。

“他们的衣食住行极其艰难，我父亲和战友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共用一条裤子，两人轮流穿着。”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刘鲁明说。刘鲁明的父亲刘建华当年是赣粤边特委少共书记。

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游击队一有机会就组织战士学习，他们想方设法收集书报，学习国文、算数、军事理论，注重分析形势和前途。有一次，敌军士兵在搜捕游击队员时，捡到一个包袱，打开一看，里头竟装着书籍。

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只有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见。信仰的力量，是共产党人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秘诀。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抗日战争的战鼓越擂越响。1937年10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铁军出山，改编为新四军，走上抗日前线，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继续书写人民军队的英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