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日报01版 记者 梁 健 胡光华 邹海斌 王景萍 李 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作出重要部署，为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我省各地围绕社会治理中的关键环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焦制度完善、机制创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社会治理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各地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固本之策。大余县坚持党建引领，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三务公开”、民主评议等制度，为建立乡村治理体系提供制度保障。该县建立访前法律服务机制，推动信访“诉访分离”，形成了访前精准识别、依法分类疏导、访后评估跟踪问效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推行“党性体检”“积分管理”“承诺践诺”等有效机制，引导农村党员在社会治理中当先锋作表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龙南县为解决村级服务难满足群众需求这一乡村治理新难题，综合考虑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等因素，选择条件较为成熟、人口较为集中的村，合并“空心组”“边缘组”，设立农村新型社区委员会，实现管理层级下移、服务阵地延伸，既将偏远村组纳入“15分钟社区服务圈”，有效消除了村两委服务管理的辐射盲区，又解决了村小组长议事决事简单独断等问题。高安市创新探索“241”模式，从管理水平、服务质量、工作效能等方面用劲发力，走出一条符合高安发展实际的社会治理“新路子”。“2”是优化社区布局、优化机构设置，新启动了7个社区，使每个社区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万人左右，并将街道内设机构整合“小科室”，集成“大部门”，构建权责关系更清晰、人员力量更集中、协调运转更顺畅的工作布局；“4”是将职能、人员、资源和转入权下沉到社区一线，居民在社区一站办结事项由24条上升到52项，极大提升了居民的满意度、获得感；“1”是搭建一个平台，即在社区创建推广城市基层党建管理云平台，将全市21个城市社区、103个网格支部、261个党小组、2247名党员的信息全部纳入其中，做到点开云平台即可掌握任何一个支部或党员的活动记录，有效打通了从严管党治党、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坚定不移地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之路，创新完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制度机制，织密社会治安的天罗地网。各地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11月26日，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举行电信网络诈骗专案退赃大会，来自辽宁、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的23名被骗群众，现场领回被骗现金160万元，这是新余市公安局在主题教育中，积极探索治网新模式取得的成果之一。针对群众反映的电信诈骗、非法吸存、非法传销等违法犯罪突出问题，新余市公安局优化治理机制，采取“1+N”模式治理电信诈骗，并且以科技为支撑打击非法吸存。该市还联合综治、住建、税务等部门加大整治力度，并发动群众、物业广泛参与，持续加强对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的管理。浮梁县坚持把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下转第2版）　　（上接第1版）大力推动“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在全县组建法治辅导员队伍460余人，累计培养法律明白人7800多人次，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法治意识。推进网格化管理全覆盖，将全县划分为301个网格，有效提升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效率和能力。

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各地探索创造更多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就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实现预防化解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永丰在全县各村选聘具备较高文化素养、个人品德过硬、经过法律专业培训的乡贤代表作为乡村人民调解员，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解决身边的“关键小事”。如今，这支乡村人民调解员队伍人数已达2700人，成为建设县、乡、村三级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处置工作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同时，建立县、乡两级矛盾纠纷联合化解中心，设立工业园区法治保障中心，引导统筹各方力量，将社会治理和服务延伸到每条街道。今年以来，该县矛盾纠纷联合化解“云平台”共排查基层矛盾案件517起，成功调解516起，化解成功率达99.8%。分宜县则针对社会治理呈现出触点多、燃点低、传播快、化解难等特征，通过构建以政治为引领、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辅助、以自治为基础、以智治为支撑的“五治融合”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功能从管理到服务转变，主体从一元到多元转变，方式从刚性到柔性转变，传统政府社会管理向现代群众自我社会治理转变。【2019.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