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这里逝去 也在这里延续

　　清明节，为你呈现一群“天堂摆渡人”——“守护好逝者最后一程”的别样医护

罗稔(左)与同事整理逝者睡过的床铺。

陈迪彪(前)与同事在工作中。

翁雪玲对失去宝宝的准妈妈进行“哀伤辅导”。

刘永光说，他的工作是诠释生命的延续。

陈迪彪和他的同事们默默为亡者提供“中转站服务”。

器官捐献手术进行前，全体医护人员向逝者鞠躬默哀。

　　李晓燕待在心脏外科ICU两年多，见证了太多生死。

　　“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生命在这里逝去，也在这里延续。”

　　“你有你的朗读者，而我只是一个摆渡人。我们终会上岸，无论去到哪里，都是阳光万里，鲜花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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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作家克莱儿·麦克福尔的《摆渡人》治愈过无数人的心灵，灵魂摆渡人崔斯坦也给每个读者的灵魂注入了一种重生的力量。

　　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医院里，其实也有一群这样的“摆渡人”，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医院里重复着一项平凡而伟大的工作——那就是送逝者最后一程，让他们体面、有尊严地离去。他们中，有ICU或抢救室里的护士，有负责将遗体从病房运送至太平间的管理员，有负责器官捐献的OPO工作人员，还有给失去孩子的父母做哀伤辅导的护士……

　　今天是清明节，由广州日报健康有约和广州日报视觉部倾力打造的“医·记录”全媒体产品重磅上线，第一期四集“天堂摆渡人”系列全媒体纪录片也将震撼发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天堂摆渡人”的故事吧！

　　统筹策划/翁晓鹏、张伟清、黎蘅、陈向军、张青梅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青梅、何雪华、任珊珊、周洁莹 通讯员张灿城、周颖怡、朱健、黄怡辛、林伟吟、张阳、黄睿、伍晓丹、韩羽柔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铭曦、陈忧子、苏俊杰

　　故事一

　　不是在“装饰”死亡

　　而是在努力尊重生命

　　人物：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综合病区护士罗稔、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外科ICU护士李晓燕

　　护士嘛，不就是量体温、扎针、发药……但其实，他们的工作中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角落”，那就是送走那些用尽全力也没有抢救过来的病人——患者走了，她们要拔除其身上的各种仪器、插管……帮逝者清除血迹，整理仪容，让他们可以体面地跟亲人告别。

　　25岁的李晓燕和27岁的罗稔便是其中一员。经常目睹生命的逝去，让这些年纪轻轻的姑娘锻炼出一颗悲悯却通透的心。

　　“家属哭的时候，我也会哭”

　　27岁的罗稔，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已经10年了。穿着白色护士服的她站在你面前是一副娇俏可人的模样，可一工作起来，你不用怀疑，她就是个“老手”，熟稔而麻利。

　　最开始的时候，她在胃肠外科做护士，那时她还不到18岁。第一次接触逝者的情景让她记忆犹新。“当时是下午3点，我去接班，就听说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刚走，我要和另外一个护士去给她整理。当时老奶奶还在抢救室里，抢救室外家属哭得惊天动地，我很害怕，整个人都是懵的。”罗稔说。

　　护士长看出了她的害怕，就跟她讲，“不用害怕，你是在帮别人做好事，让她们干干净净地走。”然后，护士长亲自带着她去病房，给老奶奶整理仪容、换衣服。护士长做事的时候一直没说话，她用毛巾仔细地擦拭老人身上的污迹，擦完了又帮老人换衣服，换好衣服用手把褶皱一点点抹平，那个场景深深烙在罗稔的脑海里。

　　“我爸妈是两年前才知道我做这些的。”死亡是一件让人们讳莫如深的事，罗稔从来不跟别人说这些。在一次和父母聊天时，罗稔不小心提起来，妈妈一听可心疼了，爸爸说：“闺女你就别干了吧，回来我们养你！”

　　罗稔笑着说，18岁的时候我都没想过离开，现在更不会了。“刚开始的时候是会害怕，有些不愿意做，但是慢慢地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人情味，守护好这些逝者的最后一程，保留他们最后的体面，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们不是在装饰死亡，而是在抚慰生命”

　　25岁的李晓燕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已经4年多了，待在心脏外科ICU两年多。

　　第一次面对抢救场面，是她独立上班不到一年的时候。那个病人已经处于紫绀、呼吸衰竭状态，大家忙碌了1个多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22岁的她走出ICU时不禁崩溃大哭。

　　“在我手上的病人，我都希望他们能健健康康地走出去。很多人说你们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见惯了生死，应该很冷漠了，我说恰恰相反，我会换位思考，我会把很多由我护理的病人当作亲人，亲人走了，你不会伤心吗？特别是有些病人，跟我们相处久了，都很有感情，他们去世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难受呢？”

　　“一个50岁的大叔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半个月，之前他还说等好了要请我们所有护士吃饭，但没过两天，他病情突然恶化，没抢救过来，我们都很难过。”

　　那时她倍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所以，她对病人更多了一份爱心，对家人更多了一份耐心，很多想和家人一起做的事情，想起来就赶紧去做，“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

　　病人最终走的时候，李晓燕要把他们身上的各种仪器拔掉，帮他们处理身上的血迹，整理仪容。

　　“没有人能拒绝死亡，死亡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平等的。我会尽全力帮他们整理仪容，以示对生命的尊重，因为他们的家属都还在门外等待，期待着见他们最后一面，我所能做的就是让逝者走得更体面，更有尊严。我们不是在装饰死亡，而是在抚慰生命，告诉活着的人——请记住你们亲人最后的样子，然后放下悲伤，带着思念，继续好好生活。”

　　故事二

　　十年来为近7000名亡者

　　默默提供“中转站服务”

　　人物：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总务部太平间管理员陈迪彪

　　病床上，最后一缕生命气息飘散，有一群人悄然而至，将遗体妥帖地运至太平间，等候殡葬车送往后事流程。

　　即将40岁的湖北人陈迪彪已经在广州的医院里待了近10年，为近7000位死者提供了“中转站服务”，说起太平间保安一职，他说“要有一颗尊重的平常心”。最大的职业感悟是，死亡能拉近所有的不平等，生命脆弱，平安健康值千万金。

　　每次，他与同事平均“接触”死者35分钟

　　电话响起，ICU有一名患者救治无效去世，陈迪彪与两位同事花了15分钟穿好防护服，先给冷藏冰柜消毒杀菌，再推着遗体载具——转运推车出发。

　　沿着专门通道赶到床前，与护士、家属初步沟通后，三方核对死亡证，细心用信封装好；核对病床号，检查遗体，将手术创口在死亡证后标明，再一次三方见证并签名确认；等家属暂离，陈迪彪带着同事进入遗体料理环节，包括为逝者穿衣或将病号服换成逝者自己的衣物，使用夹板、尸单等最大限度恢复其生前体貌，然后用裹尸袋打好包，转移至遗体载具，用特殊材料做的裹尸袋可防体液血液泄漏。准备妥当后，家属与他们一起将遗体送往太平间。

　　他们使用的是隐秘的专门电梯、特殊通道，两人推车，一个在前开路，“麻烦让一让，特殊运送……”到太平间，门、柜、抽屉的锁分别被团队三人打开，将遗体转移至冷藏冰柜，在遗体接运登记表填妥日期、科室、太平间接收时间、死者姓名、性别、年龄、死亡证编号、是否有遗物后，家属签名确认。陈迪彪拨通墙上公示的广州市殡葬服务指引上的电话，请家属接听，通过殡葬车来接运，“家属不能慌，也别信什么代办，指引上流程明确，拍下来，一步步办理就好了”，他安抚着说。

　　每次这样的流程下来，陈迪彪跟同事与每位死者平均“接触”35分钟左右，长年累月默默地提供着从病房到殡仪馆间的“中转站服务”。

　　“我予以尊重，他们教我珍惜”

　　从2012年转业至今，陈迪彪在医院里待了近10年，接收、送走了近7000具遗体。他坦言，开始时对“太平间管理”这份工有好奇，能坚持至今，“觉得自己挺棒的”。

　　“送死亡者最后一程，有人忌讳，但总得有人做，不是吗？”陈迪彪说，从业三年后，他才敢告诉妻子“真相”，之前一直只说是“医院保安”。他至今还记得，妻子愣住了，停了一会才问他：“要擦身吗？要帮换衣穿衣吗？有没有做好防护……”他连忙将医院感染防控培训、系列管理制度等流程悉数进行了“交代”，妻子还追着他叮嘱：“你是共产党员，又曾是战士，可千万不能收红包、黑钱！”

　　其实，不用妻子叮嘱，陈迪彪与同在省二医的近30位同事们都深有感触，一句话就是：“我予以尊重，他们教我珍惜”。

　　“尊重”二字，是陈迪彪和他的同事们坚持予以逝者的安息礼物。偶尔会有家属要求在太平间存久些，好让最亲的人来见最后一面，陈迪彪非常耐心地沟通：太平间冷藏冰柜是零下十八摄氏度，而不是殡仪馆冰柜的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三五天遗体就可能产生青斑，对逝者而言既失尊重也不体面。

　　“服务过”无数逝者，陈迪彪最大的感受是：生、死是最大的平等。“新生到这世上，没人知道这辈子喜悲多少；从这世上离开，没人能带走一丝一毫。”陈迪彪说，人生在世，平安、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故事三

　　为早逝的小生命送行

　　给准爸妈留下希望

　　人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产科护士长翁雪玲

　　“亲爱的小宝：很抱歉没能把你迎接到这个世间，让你健康成长。爸爸妈妈真的尽力了！希望你和大宝一起在世界的另一边过得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们！”

　　小小的心形卡片上，写着几行朴素却字字泣血的寄语。这是一对年轻父母对未及出生便逝去的宝宝最后的祝福。不久后，它会陪伴着早逝的小生命，一起化为青烟，带走父母的不舍、哀伤，留下对生命的渴盼和对生活的希望。

　　给早逝小生命最后的温柔和尊重

　　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产科病房，近三年来已经有一百多位准父母接受过护士们的“哀伤辅导”，完成对夭折胎宝宝的哀悼和告别仪式。他们中有不少人经历过多次保胎失败，备受打击，甚至有人曾因绝望、无助而自残。

　　“与其说我们用‘哀伤辅导’来治愈悲伤的准爸妈们，不如说是他们在震撼我们，治愈我们，让我们更加尊重生命。”首创这项护理服务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产科护士长翁雪玲在受访时几度落泪。

　　因胎儿停止发育而接受流产手术的孕妇一住院，护士便会对其进行“哀伤辅导”。如果遇到孕妇哭泣，护士便什么都不说，静静地握着孕妇的手，轻轻抚摸肩背，默默陪伴。等她稍平静时再做进一步的安慰。“我们会问她需要哪位亲人进来陪伴分娩，告诉她我们能帮她们与宝宝告别，可以拍照留念，爸爸妈妈有什么想和宝宝说的话，都可以写在爱心卡上。”翁雪玲说，为了让孩子爸妈充分宣泄悲伤，护士会尽量满足他们的心愿。

　　对早逝的小生命，护士们也会细心地为他们清洁身体，穿上预先准备好的新生儿服装，包上小包被，放进特制的盒子里，男孩是蓝色的盒子，女孩是粉色的盒子。随后由孩子的爸妈与孩子进行最后的道别。

　　这些在子宫里夭折的胎宝宝，毕竟与正常新生儿不同：有的属于致命的畸形，有的是水肿胎，有的肢体残缺……年轻的护士们进行护理操作时，要面对心理上的巨大挑战。然而，她们每一次都会小心翼翼地进行护理，给他们最后的温柔和尊重。

　　“我的同事都很年轻，很多人还没有当过妈妈。看到她们为宝宝和他们的爸妈所做的一切，我时常感动得流泪，对她们的无私付出充满感谢！”翁雪玲说，这些努力，让医疗护理更有温度，更暖人心。

　　“拥有你的七个月，很幸福”

　　“从一开始，我们就注意要让准爸爸参与进来，不仅支持准妈妈，也帮助他们释放自己的哀伤。”翁雪玲说，在手术前和手术后，孩子爸爸该如何安慰孩子妈妈，护士们也会耐心地指点。

　　曾有一个有过多次流产经历的妈妈，怀孕七个月时再度遭遇不幸。孩子的爸爸一直默默支持着妻子。护士们回忆，他坚持给去世的胎宝宝留下脚印，他在给孩子的卡片上写道：“宝宝，拥有你的七个月，爸爸妈妈很幸福！”孩子被送走火化的时候，他早早地守在产科门口，想要再看孩子一眼。最后，他给送走孩子的护士们鞠躬。

　　这样的“哀伤辅导”和对小生命郑重的告别，让不少准爸妈的心灵得到治愈，增进了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有个准爸爸在妻子又一次流产后，激动地抱着妻子喊：“老婆，你受苦了！我们不再要孩子了，这辈子没有孩子也没关系，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

　　目睹这样的场景，翁雪玲和同事们感到特别欣慰。

　　翁雪玲说，每一次心碎的告别仪式之后，“我们最感欣慰的是看到接受‘哀伤辅导’的家长，尤其是妈妈们能走出忧伤，迎接新生。毕竟，人生漫长。”

　　故事四

　　让善良的种子发芽

　　当生命延续的桥梁

　　人物：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协调员刘永光

　　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始于2012年，至今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珠江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也是成立于这一年。上世纪90年代从医学院毕业后，刘永光一直在器官移植科工作。2012年，他上岗成为一名OPO(器官获取组织)协调员。OPO协调员就是去和逝者家属“谈那件事”的人。

　　刘永光说，从哲学的层面讲，每一个生命的意义都是“向死而生”，“而我们的工作，是去诠释一种生命的延续，做好生命的‘摆渡人’，我们不是去‘说服’，只是去让原来就存在的善良的种子发芽。”

　　“我只想站在街头，感受一下孩子眼睛看过的这座城市”

　　对于逝者的亲人来说，逝去的人能够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延续生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慰藉，这是他们同意捐出亲人器官的一个重要意义。刘永光对一个十三岁男孩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这个男孩因为某种脑疾去世后，父母签下同意书，捐献了他的肾脏和角膜，孩子的骨灰撒在了珠江口，因为他生前就喜欢玩，希望能“到处走走”。这件事瞒住了年迈的爷爷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爷爷还是知道了，他找到了刘永光，说：“我知道你们有规定，不能透露器官受者的信息。但是医生，求您告诉我，他们在哪个城市？我想去到那座城市，在街头站一站，哪怕只是感受一下，孩子的眼睛如今看到的街景……”最后，爷爷如愿知道了那座城市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后来去了没有，不过走之前，老人家也在珠江边站了很久。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我们难以拒绝。”刘永光说。

　　OPO协调员做些什么？要在恰当的时机，及时、准确地将“脑死亡”是怎么回事向家属解释清楚、告知家属可以选择为亲人捐献器官、解答家属的各种疑问……因为器官捐献有特殊性，必须征得逝者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等所有一级亲属的一致书面同意，哪怕有一位反对，都是一票否决的。在这个过程中，协调员会接触到逝者的各种家庭关系，各种各样的人。这些逝者中，有夭折的幼儿，有意外事故中脑死亡的年轻人、家中的顶梁柱，甚至也有他朝夕相处的年轻同事……于是，协调时面对的可能是悲痛的妈妈、无助的妻子、哭泣的孩子……

　　刘永光说，有的人会情绪崩溃，会反悔，有的人可能麻木，有的人依然不能接受亲人逝去的事实……各种能想到不能想到的情况和关系，都需要协调员去处理、去协调、去解释、去安抚。也不是所有的协调都能获得成功。截至2020年，珠江医院共有299例捐献。刘永光说，近年来每年大概成功捐献的有70例左右，大概每谈话4~5例，会有一例最终能够达成捐献。“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

　　刘永光坦言，“一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会觉得自己在‘做恶’，毕竟那时候人们普遍不太能接受这件事，而且面对至亲的离去，已经是很残忍的一件事了，你却还要去讲‘器官’，像是在伤口上撒盐……后来慢慢习惯了，也更明确一点：一个人走了之后，如果他的器官还能挽救别人的生命，应该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归宿……每个人都有机会直面生死，面对生死，我们要做的是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而不是纠结于‘做不到’的焦虑。我们不会对‘成事’进行过高的预期，也不会因为家属拒绝就感到特别遗憾，而是更专业更客观地去面对每一位逝者家属的抉择，尊重他们的决定。这种程序上的正义才能保障我们的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