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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眼”中的藁城村医:终于有时间休息了

2021-03-22 10:40 新京报   卞立群  阅读:3495 

  “风暴眼”中的藁城村医

  乡村医生是农村居民健康的守护者。今年初,农村地区一度接连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此前疫情止步乡野的防疫格局,基层疫情防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在疫情平息之后,农村防疫到底有哪些短板待补?乡村医生在这次农村防疫战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河北藁城农村地区作为本次石家庄新冠疫情的“风暴眼”,解封之后,新京报记者重访当地,了解乡村医生在这次农村疫情防控中的付出与思考。

  2021年3月8日,藁城解封了。

  经历了60多天的封闭之后,这个2021年石家庄地区新冠疫情的暴发地,迅速平静了下来。到3月中旬,除了最初发现确诊患者的小果庄村等,藁城周边的村子,也次第解封。村里忙碌的村医们,终于有时间休息了。

  抗疫

  村医带着女儿一起做了志愿者

  3月15日,藁城韩家洼村,村医刘保堂坐在卫生室里,一整个下午都没有上门看病的人,刘保堂说,这是好事,说明乡亲们都没有生病、平平安安。

  刘保堂一家世代行医,从爷爷那一辈起,开始针灸行医;到父亲这一代时,父亲在村里的保健站做赤脚医生,大伯是部队上的军医,二伯在乡镇卫生院担任院长。受家里长辈的熏陶,刘保堂从小接触医务工作,长大后,也真正爱上了医生这个职业,从石家庄卫校毕业后,刘保堂回到村里开始做乡村医生,至今从医30年。

  30年来,从出诊到负责乡村公卫服务,刘保堂的工作内容多了很多,也越来越忙。但刘保堂确定,自己从来没有像年初这么忙过。

  2020年,新冠疫情第一次暴发的时候,武汉封城,刘保堂感受并不深,除了工作中多了一些防疫宣传、封村协助、环境消杀的内容,再注意一下发热、咳嗽的患者之外,疫情离这个河北藁城的小村子似乎很远。

  紧张是突然开始的,2021年1月2日,小果庄村公布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信息。1月5日,韩家洼就封村了。

  韩家洼距离小果庄村只有18公里,等于就在身边。刘保堂回忆,封村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村里在过大集,集市上的商贩还没散场,11点多,封村的消息就来了,集市原地解散,村口封堵。为了提高村民的认识,刘保堂还要反复在村民的微信群里发送新冠病毒防护常识等信息。

  核酸检测随后开始。韩家洼村有3000多常住居民,上级医院来的医生忙不过来,刘保堂和上高中的女儿一起参与了村志愿者工作,协助检测。第一次检测时,村里一早就接来了医护人员,但由于缺少经验,进度很慢,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医护人员一直检测到傍晚,等到录入所有村民信息后,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封闭期间,藁城这里的乡村做了10多次核酸检测,对刘保堂和所有医护人员来说,每次都是个不小的工程。后来,村委会还为他们父女俩颁发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志愿工作荣誉证书。

  南营村距离韩家洼村近30公里,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承担着类似的防疫工作,辅助医疗团队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卡口站岗执勤、在喇叭上宣传防疫知识、帮村民买药送上门等。“在疫情期间,村里严格防控,按照上级的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封村、封户,村民需居家隔离,不得随意走动。”南营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邓志峰告诉记者,藁城解封后,南营村的生产生活也随之恢复正常。

  不过,现在村民进村卫生室必须戴口罩,前来问诊,最好提前预约。

  现状

  老病号买药多了道手续

  3月12日,解封的第5天,南营中心卫生院门口两名值班医护人员,仍旧要通过一条小彩旗给进出卫生院的人员放行,小彩旗当栏杆用。

  半张纸打印的《社区(农村)疫情排查现场流行病学询问表》,成为鉴定患者进入卫生院的“通行证”。

  “有没有发烧、干咳、咽痛、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有没有到过增村镇,或接触过村里的确诊患者、隔离人员?”增村镇是疫情暴发点,工作人员告诉人们,和那里有接触的,都不能进入卫生院,要到藁城中医院或人民医院就诊。没有接触史的,在填表、测体温后,方可进入就诊。

  南营卫生院医护人员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卫生院的30多名医护人员吃住在卫生院,都没回家,有的医生孩子小,直接带到卫生院住。解封后,医生们才回家,但卫生院里24小时有医生值班。

  记者走访了藁城区廉州镇卫生院、兴安中心卫生院等,在入院的门口都设置了专门的值班人员,对前往医院的人员进行测温、扫码进出等。

  在廉州镇卫生院的诊疗室,有一些来自周边的村民正在输液。“疫情期间,村里的卫生室都关门了,现在有发烧、咳嗽的在村里、镇里都不能看。”

  北尚庄村马小芬(化名)今年75岁,因腰部不适,儿媳妇陪她到廉州镇卫生院输液。“我们村离卫生院近,骑电动车十多分钟就到了,超过200元还能报销,看病比较方便。”

  但也有变得麻烦的事情,韩家洼村的村民刘春山,最近因为买药多了道手续犯了难。

  刘春山今年73岁,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十多年靠药物维持。“肺宝片”是他离不开的药品,以往他就在村里的药店买,但这次等了好几天,药店都没药。终于等到药店进药了,却仍不能买。根据规定,发烧、咳嗽等这些药都要处方才能售卖,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肺宝片”就在其中。

  不得已,刘春山到村卫生室,求助村医刘保堂。

  3月15日下午4点多,韩家洼村村卫生室里,刘春山进门就念叨,“头一次想花钱花不出去。”进门口,刘春山问刘保堂是否可以开处方,好让药店卖药给他。不过,刘保堂难办的是,村卫生室没有处方权,帮着协调之后,刘春山最终到医院拿了药。

  变化

  不敢多进药 担心卖不出去过期

  疫情过去了,但影响还未完全消除。目前,部分藁城乡村医生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在藁城南董镇马圈村,郭立华是村里唯一持证的乡村医生。18岁高中毕业后,通过参加藁城中医培训班学医,他回村做了乡村医生,至今已有40多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年,村子里人们闹肝炎厉害,郭立华

  还记得,那时候一整天都在给村民打针发药,一直到晚上,来看病的村民从家里排队到了门外。

  马圈村不大,村里有1100多名户籍人口,实际常住人口有600多人。疫情暴发后,郭立华不再接诊发热、咳嗽等患者。郭立华说,面对新冠肺炎,自己也不可能有经验判断,遇到有相关症状的病人,上级规定不让接,自己也不敢接。

  封村期间,马圈村村民同样进行了10多次核酸检测,村委会承担日常消毒等工作,郭立华能做的,主要还是守住村民健康的第一道关卡,就是早发现早排查,一旦遇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的病人,需要第一时间上报,由村里车辆或医院来车送至石家庄市区医院就诊。

  3月14日马圈村也解封了,村里疫情防控常态化,郭立华仍旧不接诊发热、咳嗽病人,“特殊时期,乡村医生还得按政策要求执行。”

  接诊的患者少了,买药的人也少了。郭立华如今不敢冒险进太多药品,原来药柜上有200多种药品,现在缩减了一大半。“药品都有保质期,过期就千万不能用了,所以现在不敢多进药,就怕卖不出去过期。”

  郭立华今年65岁,超过退休年纪后,每个月可以领到400元补助。郭立华说,以前挣钱少,但大家都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村民外出打工平均每天挣200元,自己在乡村做医生,每天卖药的钱不到50元。实际上,就这50元也不是郭立华赚的钱,当前,我国药品销售实施零差价政策,对村医来说,进价多少,售价就是多少。只是按照销售额,政府有一定的零差价补助,每年发一次,“补助很少”。

  承担健康档案建立和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是乡村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公卫服务补贴,是按人数算的,郭立华说,“我们村子小,乡村医生不好干,收入低,孩子们都没学这个。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再过几年,说不定就干不动了,那时候,这村就彻底没有乡村医生了。”

  遗憾

  担心成为最后一代村医

  韩家洼村的村医刘保堂,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

  在韩家洼村卫生室,不久前刚更新了南孟镇14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享受清单,其中除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外,还有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老人健康管理等公共卫生事务。

  在刘保堂的诊室里,整齐码放着村民的健康档案袋,其中每位超过65岁并患有高血压村民的档案,都是厚厚一沓健康记录表。目前,韩家洼村有200多人属于“三高”人群,每个季度刘保堂都要给村民们检查一次身体,测血压、身高、体重等,把这些健康数据登记表格,放进档案袋。

  从卫校刚刚毕业时,刘保堂带着一腔热血回到乡村做医生,“那时候做医生,是想救死扶伤,现在乡村医生更多的是测血压、填表格、给建议。”

  看病人员减少、收入较低、医术难以提高……记者在实际走访中发现,藁城乡村医生普遍缺少“接班人”,年龄趋于老龄化。

  韩家洼村位于藁城北部,是南孟镇下辖村。目前,在南孟镇有2所卫生院,34个医生,46个个体诊所,120位从医人员。刘保堂今年50岁,在韩家洼村及周边的村子里,他已是最“年轻”的乡村医生。

  解封后,村医们还要继续执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抗疫之后,村民们的意识也逐渐改变,更多村民选择到藁城人民医院、中医院就诊,而不再找村医看病了。

  刘保堂还保留着一个职业习惯,自行车停在卫生室边上,后车座上永远挂着已经磨损变形的老药箱,里边装着几种急救药,一旦接到行动不便患者的电话,刘保堂骑上自行车就会冲到村民家。刘保堂说,这个药箱自己用了近10年。只是,随着村民们就诊选择的转变,这样的机会变得比以前少多了。

  近年来,我国多次推动乡村医生职业资格改革,鼓励乡村医生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或者激励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去乡村就业,比如尚在择业期内的未就业毕业生,可以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可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止乡村医生老龄化的步伐。“收入低,保障不足,愿意干的少了”,刘保堂说,“有时甚至担心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代乡村医生了。”

  转变

  “出圈”的乡村医生

  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要“加强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提升县级医疗服务能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

  今年的全国“两会”,刘保堂认真看了。国家政策的支持,给老村医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早在2017年时,刘保堂就考取了执业助理医师。他想着,再过两年,满足资格后,可以继续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进一步提升水平。

  在韩家洼村卫生室这片小天地中,刘保堂还有自己的小规划,未来在做好乡村公共卫生事务的基础上,开展推拿按摩、康复理疗等项目,争取给村民们提供多种医疗服务。

  丘头镇丽阳村,曾子灵姐弟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比刘保堂快了一步,同是乡村医生的曾子灵和曾子光,如今已经做起妇科调理和推拿按摩项目。

  丽阳村共有5000多人口,卫生室有10多个乡村医生,大家轮流在卫生室值班,医生队伍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现在村民进入村卫生室,还需要扫码、测温、登记,村卫生室主要负责疏导病人,如果有发热的需要转到上级医院,经检查不是新冠确诊病例后,才能返回村里看病。“我们现在主要就接诊慢性病患者”,曾子灵说。

  在留守人口多的乡村,留守老人中的慢病、留守妇女中的妇科病,其实是卫生服务需求最多的领域,除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供的理疗帮助之外,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卫生健康服务。

  在丘头镇丽阳村,整整一下午,姐弟俩的诊室预约满员,许多来自本村及周边村子的妇女,前来做妇科调理。一位来自周边的村民,特意跑了20多里地预约前来。她告诉记者,曾大夫的号不好约,不预约来这里还要排队,人一多就看不上了。曾子灵介绍,“现在乡亲们的健康意识增强了,对村里的医务工作有了更多的保健需求。”

  曾子光擅长推拿按摩。2004年5月,他考取了按摩师证,在卫生室增加了按摩服务,这给他带来了新的业务和收入,也带来了新的荣誉。曾经有一位患者,身体一直不适也没得到确诊,经曾子光诊断为小关节错位,通过诊治后痊愈,特意给他送来了一面锦旗。记者看到,在姐弟俩的诊室里,这样的锦旗还挺多,最远的一面是从石家庄市里送来的。这个小小的村医室,正辐射到家乡之外更远的地方。

  新京报记者 耿子叶 王巍 【编辑:卞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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