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130】为了“猫”丁兴旺

2月的第一天，侯蓉结束年假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猫猫已经到了发情期，还是在山上心里踏实。”基地建在成都北郊的斧头山，这里的人都习惯把上班叫上山，把下班叫下山。而对本属熊科的大熊猫，他们则亲昵地称为“猫猫”。

几天后是南方小年，在“山上”的月亮产房里，9只2020级大熊猫幼崽齐齐“营业”，给游客和全球大熊猫爱好者拜年。

让过去一年出生的熊猫宝宝集体亮相，在熊猫基地已是惯例。10多个“露馅汤圆”滚来滚去的画面每出现一回，线上线下就会被“萌化”一回。

侯蓉熟悉每一只“汤圆”。不是熟悉外表，而是熟悉它们“从无到有”的每一个过程和数据。

“大熊猫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即使是学龄前的孩子大多也能脆生生背出这句话。“珍稀”换一种更现实的说法是“濒危”，由于历史上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加上本身繁殖不易，已在地球上存在了800多万年的大熊猫在当代一度处于灭绝边缘。

要重现“猫”丁兴旺，让现有大熊猫生育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后代，是关键的第一步。截至2020年，熊猫基地同时生活着200多只大熊猫，占全球圈养大熊猫总数约三分之一。而每一只熊猫的诞生，都离不开侯蓉及其科研团队的助力。

斧头山往事

侯蓉休的假是2020年顺延过来的。她忙得很，不是在山上做实验看数据，就是在山下到各处出差开会。

长期伏案，侯蓉颈椎有了毛病，要用支架把电脑升到齐胸的高度站着工作。成都平原冬天湿冷，除了穿厚实的冬季工装，她还时刻裹一条棉围巾护着脖颈处。

即便如此，侯蓉也尽量不开办公室的空调。她还习惯随身携带环保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和共享单车出行。这些做法的理由很简单：节约资源。

侯蓉说这是大熊猫教会她的事。大熊猫是处于生物链顶层的旗舰物种，过去几十年，为了保护这一物种，我国在川陕甘地区广泛建立自然保护区，促进了大规模生态改善，不仅使同域别的物种得到庇护，人类本身也因此获得更新鲜的空气和优质的水源，“来之不易，理应珍惜”。

开口闭口不离熊猫，可年少时侯蓉的理想是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结果误打误撞学成了兽医。1994年，从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侯蓉在熊猫基地落脚了。

当时的斧头山，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科研条件都还很简陋。不过最让人着急的是，号称“基地”，建成7年，能繁殖的雌性熊猫却仅有3只。

发情难，配种难，幼崽存活难，活下来的近三分之一身体状况差，难以繁殖后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工圈养大熊猫后代繁衍在国内外都是难题。1995年，熊猫基地为此申建实验室，侯蓉和另一名同事被选为具体负责人。

从熊猫基地正门沿山直上，会经过三座办公楼。最先出现的一座岁月感最强，镶嵌在墙上的“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中英文标识已是暗沉的金属色。一楼的四间办公室，就是如今的“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的起点，也是侯蓉开始“创业”的地方。

“一下子批了300万元科研经费，我紧张得睡不着，生怕搞砸了。”那个年代没什么配套服务，学动物传染病学出身的侯蓉四处学艺，手绘实验室改造图、实验台设计图，自己到家具厂找来不同板材样品测试耐腐蚀情况。当时基地到成都市区没有公交车，公车又紧张，侯蓉要先搭电动三轮车，再转乘公交车才能进城。

侯蓉记得很清楚，因为人手短缺，就连实验室无菌间的地板，都是她跪着一寸一寸擦洗干净的。

25年后，老实验室早被两座新建办公楼取代，曾经的单打独斗已变成了近100人的研究和管理团队。说起往事，留着短发戴着无框眼镜的侯蓉却像是说着一组组数据，客观冷静，少有感慨，“做科研，要一直朝前看。”

月老难当

按照大熊猫基地的经典游览路线，位于办公楼A座一层的熊猫科学探秘馆是最后一站。多媒体讲解，孩子欢笑，大人讨论，探秘馆常年都很热闹。

这与二楼以上科研办公区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

牛年春节前，沈富军一如既往把自己埋在文献和数据库里。每年上半年是大熊猫发情期，作为实验室中承担熊猫遗传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研究员，制定大熊猫生育配对计划表是沈富军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也因此被称为基地的“月老”。

只是要给熊猫当月老，是一件很烧脑的事。

历史上，由于人类盲目活动，熊猫栖息环境遭破坏栖息面积缩小，致使野生熊猫群体分布呈现互不联系的孤岛状。假设一个数量为200只的熊猫小种群，经过12代即大约140年的与世隔绝后，平均每个成员都将有1/8的基因相同，相当于表（堂）兄妹的亲缘关系。如此的近亲繁殖持续下去，将降低繁殖力和幼崽成活率，增加畸形和疾病可能性，最终可能导致“岛内”成员全部消失。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人工圈养大熊猫这个“岛上”。在熊猫基地实验室成立前，因为标记缺失、生产记录不详、个体来源不清等因素，国内圈养大熊猫普遍存在近亲繁殖、谱系错漏等风险。1998年，主修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的沈富军成为侯蓉的同事。20多年里，沈富军参与了世界首例大熊猫基因组草图的绘制，研发各种分子标记，建立了大熊猫遗传数据库，把亲子鉴定技术应用于基地内大熊猫的遗传管理，逐渐降低了圈养大熊猫遗传多样性损失水平。

沈富军的案头，有一本与《辞海》差不多厚度的《国际大熊猫谱系》汇编本，那里面记录了所有已知大熊猫的性别、年龄、出生、死亡、转移以及种群来源等基本信息。沈富军每年都参与谱系的更新，这也是他当月老的宝典，“以此为依据进行遗传分析，可以规避近亲繁殖，促进种源交流”。

然而，沈富军严格依照谱系关系在数据库里生成的最优方案，到了现实中很可能无法实现。

相比于别的动物，熊猫在配偶选择上有相当高的自主性，对不喜欢的异性会表现出强烈的排斥。1963年至1968年间，冷战中的英国与苏联为熊猫暂释前嫌，让伦敦的“姬姬”与莫斯科的“安安”结为连理。探亲的专机在欧洲的天空飞来飞去，一场“国际拉郎配”持续四五年之久，最终以打架对吼、互不理睬告吹。1981年，伦敦动物园的“佳佳”为了华盛顿动物园的“玲玲”飞往美国，可一见面，未婚夫妻就打得头破血流，“跨国婚姻”宣告失败。

能生的看不对眼，看对眼的生不了，生得了的可能又存在基因贡献率过高打破平衡的问题。比如，全球现存最年长熊猫“新星”已38岁，目前，全球有150多只大熊猫带有这位“太奶奶”熊猫的基因。

“总之，月老难当。”顺其自然顺不出个结果，从最优到次优，沈富军还得多列几个备选方案。“鸳鸯谱”想要最终成为事实婚姻，侯蓉团队必须想出别的办法来。

错过一次等一年

二楼办公区，刘玉良和沈富军的办公室分别在楼层的两端。在工作中，两人也是这样的对称关系：沈富军决定“谁来繁育”，从事繁殖与育幼方面研究的刘玉良负责“怎么繁育”。

“又到了24小时开机的时候。”乍暖还寒的初春，基地大熊猫陆续进入发情期，刘玉良的神经也随之调到紧绷模式，“今年育龄期熊猫有30多只，工作量很大。”

这种“幸福的烦恼”，在实验室刚建起来那几年，侯蓉想都不敢想，“当时许多熊猫受慢性腹泻困扰，活下来都不容易，更别提发情了。”

慢性腹泻导致个体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甚至早期夭折，一度是对圈养大熊猫威胁性最高的疾病。找不到病原菌或病毒，各种治疗方法效果也不明显，侯蓉和同行被困住了。

转机来自一个偶然的案例。一只送往日本的大熊猫出现慢性腹泻后，当地工作人员减少了精饲料的喂养，没想到熊猫腹泻症状明显好转。

“熊猫腹泻是否与延续多年的‘高精料低竹子’喂养模式有关？”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侯蓉带领团队分析了此前4年基地所有熊猫饲养与腹泻的关系。200多万个数据让电脑都不止崩溃了一次。

“结果发现精料中蛋白质含量与排粘液便频率呈正相关关系。”刘玉良说，2005年下半年基地开始对熊猫采取“高竹子低精料”的喂养方式，不仅治好了慢性腹泻，健康状况好转的大熊猫发情率也明显提升，“现在，育龄期熊猫90%都能正常发情了”。

可国宝的磨人之处远不止于此。育龄期雌性大熊猫每年只排卵一次，卵子存活时间不超过48小时，一旦在此期间受精失败，就真的要“错过一次等一年”了。

侯蓉曾带领团队对100只雄性大熊猫进行长期繁育研究，结果显示，其中只有不到10%能够自然交配。“不想总是‘等一年’，人工授精是必然的选择。”

时机是对熊猫人工授精的关键和难点，21世纪初，国内外专家多次尝试均告失败。2006年，侯蓉远赴美国亚特兰大，对大熊猫“伦伦”人工授精使其怀孕，幼崽“美兰”也成为该园首只成功繁殖的大熊猫。

在那之后的10多年里，摸清雌性大熊猫排卵规律成了侯蓉团队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到现在，通过自主建立的大熊猫适时配种技术体系，研究员们可以把授精窗口期缩短到6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

极高的成功率让侯蓉团队在这一领域声名远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每到熊猫发情期，团队成员就要在国内国外穿梭，帮助旅居各地的熊猫完成“猫”生大事。领头人侯蓉也因此有了“熊猫妈妈”的称号。

2003年大学毕业后选择到熊猫基地工作，刘玉良承认有“虚荣心”成分作祟，“和大熊猫做伴，简直自带光环。”可来了之后他才意识到，要守护这“天下第一萌”，每一个环节都不简单。

“说来也奇怪，总能赶上周末，常常还是周末的凌晨，有时一守就是一个通宵。” 每年一到熊猫发情期，作为实验室繁育与育幼研究小组负责人的刘玉良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不管什么时间，电话一响，马上就往山上冲”。

放手也是爱

按着卫星接收器上时断时续的信号，冯菲菲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了“大海”（化名）。

“老妹儿，最近怎么样，吃得饱不饱，心情好不好呀？”一边查看“大海”口、鼻、耳和各处皮毛状况，冯菲菲一边跟它拉着家常。尽管“大海”不能回话，但根据检查结果，冯菲菲知道小家伙日子过得不错。

位于雅安市荥经县南部的四川大相岭自然保护区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是大熊猫的绝佳栖息地。然而，目前大相岭山系共有不到40只野生大熊猫，还分成3个孤岛。要让种群延续，人工干预势在必行。

2018年12月，大相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投入使用，经评估确认具备独立寻找食物、水源能力,能保持较高警觉性，展现出较强的避险和运动能力后，“大海”和另一只同类成为首批在此接受野化培训的圈养大熊猫。那一年，刚走出校园的冯菲菲进入熊猫基地工作，不久即加入14人团队陪伴熊猫入驻大相岭。

看起来像是《功夫熊猫》中如梦如幻的山野生活，事实却是越美得像童话世界的地方人居条件越艰苦。出于保证熊猫安全考虑，放归采取人工辅助的软模式。研究人员每天要根据卫星定位信号记录熊猫的活动轨迹，并在固定时间点为其检查身体。进山不易，出山也受到严格管控，最长的一次，冯菲菲在大相岭守了30多天。山里天气阴晴不定，位于半山腰的驻地停水、停电、断网是常有的事。

所有不便，在见到负责观察的“大海”时，都可以忽略不计。目前，“大海”的野化进程还处于培训阶段，冯菲菲可以经常与它见面，并保持亲密的关系。但她心里清楚，如果一切顺利，在不久的将来，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心理上，“大海”与研究人员的距离都会越来越远。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分别的陪伴。侯蓉介绍，全球现有的1864只野生大熊猫分割成33个局域群种，其中24个存在灭绝风险，特别是18个小于10只的种群具有高度灭绝风险。除了通过“修路架桥”增加栖息地的连通性外，将圈养大熊猫进行科学规范训练后放归山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野外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达到恢复和重建种群的目的。目前，我国已有9只大熊猫放归自然。

牛年春节前，侯蓉随熊猫基地慰问组一同登上白雪皑皑的大相岭，探望全年无休的野化放归与小种群复壮研究团队。有人觉得野化让大熊猫受了苦，“可就像孩子长大要闯世界，大熊猫的最终归宿也应该在野外。”

与大熊猫朝夕相处近30年，侯蓉习惯了像对孩子一样对待它们。

“会有人不喜欢大熊猫吗？”采访时听到这个问题，侯蓉的回答脱口而出：“有啊，我儿子就不喜欢。他从小就觉得是熊猫抢了自己的妈妈。”说到这里，这个全程以理性示人的科学家，情绪有了唯一一次起伏。

“因为忙工作，我对他一定是有亏欠的，但更多时候‘放养’是有意为之。”顿了顿，侯蓉很快恢复平静。她说，小到家庭作业，大到出国留学选专业选学校，她都让儿子自己完成和做主。“父母放手，孩子才能长大，这同样是爱，对大熊猫而言也一样”。

熊猫之伞

刘玉良的办公室朝西，有时候夕阳西下，他会从一堆书籍里抬起头，望着窗外失神，“一天怎么又过去了？”

他有点想不明白，自己刚工作时，通信不便，与国外专家的交流总是要来来回回等很久，那会儿倒不觉得时间快。“今天我跟德国柏林的专家通电话讨论问题，不知不觉一上午就没了……”

刘玉良的时间焦虑源于实验室不断遇到的新课题。熊猫人工授精技术成熟了，可采用冷冻精液人工授精的产仔率始终不理想，这可能导致有些熊猫个体一生都无法留下一个后代，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基因丢失。“一边是繁育，一边是科研，怎么分配时间都不够。”

相比刘玉良的紧迫，年纪较长的侯蓉淡定许多，“科研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要经历漫长的摸索，喜忧参半是常态。”

2020年受疫情影响，出差少了，为了培养年轻人，侯蓉就带着大家对每一只熊猫逐个研究和讨论。通过组织国际合作，对不孕症个体进行系统检查，团队发现了部分个体不孕的原因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连续7年未能繁殖成功的大熊猫“香冰”，治疗后经人工授精在当年即诞下了幼崽。

意外收获让大家很兴奋。虽然目前全球大熊猫总量已超过2000只，受威胁等级也从濒危降为易危，但如此小的种群在繁殖中同样会出现遗传基因多样性丧失的情况。“‘香冰’的突破可以使遗传贡献低的熊猫基因传递到下一代，让基因丢失的速度慢一些，再慢一些。”眼下，侯蓉组织多方向研究团队，成立科研小组，着力解决大熊猫高遗传价值个体繁殖困难问题。

从1987年熊猫基地开建算起，我国对大熊猫的全方位保护已持续了近35年。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大熊猫分布区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域重叠，对野生大熊猫的保护同时庇护了中国33%的种子植物和17%的脊椎动物。这其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评定为受威胁的物种超过290种。

绿尾虹雉是我国特有珍稀高寒珍稀雉类，全球圈养种群一度仅剩下11只。2018年，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熊猫基地合作，利用大熊猫保护经验对绿尾虹雉展开抢救性保护。仅两年时间，就繁育成活个体12只。

类似的成果还推广到华南虎、斑鳖等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上。在熊猫基地，游客除了观赏大熊猫，还能看到数量可观的小熊猫——由于圈养大熊猫繁殖育幼技术的成熟运用，熊猫基地还“顺手”成了繁育全球人工圈养小熊猫数量最多的地方。

“这正是我们埋头实验室的光荣与梦想所在。”侯蓉说，真正的“熊猫人”，要让熊猫变成一把大伞，为更多的动植物遮阳避雨。

再过不久，在大相岭的“大海”就要满5岁了，到了繁育的适龄期。冯菲菲不确定“大海”能不能纵情山野来一场自由的婚恋，但她的内心对此充满了期待。（本版照片除注明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编辑:王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