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学者回首鼠年，恭贺牛年大吉

　　去岁风雨远 年开明日长

　　一弯新月，总会月月升起

　　赵珩(文史学者、北京燕山出版社原总编辑)

　　2020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会永远铭记的一年，无论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每一个人的生活无不受到影响。好在今天是互联网时代，我们时刻能够了解在异地乃至世界每个角落的亲人与朋友的生活状况。于是，才真正体会到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感觉到这个地球真的并不很大。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亲历者。也许，现在说“痛定思痛”或许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都愿意相信，一切都会过去，春天已经不远。

　　年初，《北京青年报》副刊找了几位文化界的朋友，说说疫情期间都住在哪干些什么，时过将近一年，也许是副刊的“回访”罢，又找我“汇报工作”了。

　　说来惭愧，以古稀之年，一无抗疫之才能，二无身体力行之本领，唯一能做到的也就是安居家中，不添乱。即便如此，也无时不经受着疫情蔓延的紧张，为抗疫逆行者所感动，为那些熟悉与不熟悉的逝者而伤心。

　　去年4月中旬之前，尚能居家写点东西，尽量使生活不受到太大的干扰。但是在4月中旬偶然检查出前列腺癌，虽然是早期，转移的可能性不大，毕竟也是“定时炸弹”，于是在5月初即入住朝阳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由于疫情的影响，医院住院是需要完全隔离的，家人不能探视，电话、微信也就成了唯一的联络方式。穿刺检查后，发现有两针的指标都在九分以上。于是做手术与否、在哪里做手术，就成了这段时间讨论的焦点。虽然踌躇不定，家人与各方面的朋友又众说纷纭，但无不是一种温暖的关爱，真的令我感到极大的温暖。

　　尤其是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的张小东主任和王建文主任，几次与我一起分析病情，反复动员我还是彻底做根治切除为好。他们的负责精神实在令我感动。最后，对每日不断的电话和微信里表达的各种意见和关照，我统一给了回复——“我的事，我做主”，决然切断一切善意的“干扰”，决定就在朝阳泌尿外科进行手术根治切除。

　　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两位主任不但反复分析，还告诉我这次是由两位主任一起主刀，完成这台手术，做“双保险”的保障。于是在5月21日，在两位主任亲自主刀下，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又送入ICU病房20多个小时，顺利完成了手术治疗。非常时期，在术后没有家人照料和护工的情况下，一切护理都是由护士们承担完成，没有她们的悉心照顾，是不可能很快康复的，也特别令我感动。

　　后来，家人和许多朋友问到我这次住院手术治疗的感受，问我有没有什么顾虑和恐惧？我说，真的是没有丝毫的恐惧和顾虑，甚至早已忘记了这与外界隔绝的一个月，而真正感到的却是家人的关爱，友朋的温暖，医护的负责。此绝非妄言和矫饰，确实是发自肺腑。

　　经过了几个月的康复，已经恢复如初。9月已经能外出参观，并在国家图书馆接受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的采访。10月已能远赴上海、苏州、江阴等地，在此春节前夕，还做了两场讲座的线上直播。如果没有来自那么多方方面面的关爱，几乎是难以完成的。

　　不久前，我的自选集《一弯新月又如钩》出版，虽然是冷饭再炙，新瓶旧酒，但也受到读者的厚爱，是我始料未及的。一弯新月，总会月月升起，周而复始，光照人间。

　　新年已经来临，春节在迩，我想，一切都会过去，春天毕竟不远，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迎来期待已久的春天。友善、关爱、理解、奋进永远是人类的主旋律，世界将会更美好。

　　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庚子感怀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令人抑郁的庚子终于将要成为历史。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年里，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许多，肯定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从大历史视角回望，我觉得庚子灾变是对最近五个世纪全球化的反拨。这场灾难的结果不是“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恰恰相反，人们一定会透过这场灾难反思过去，重启未来。

　　一年来，往年忙不过来的学术研讨会大幅度减少了，即便不得不开的会议，甚至无法不做的学生论文答辩，也均转移至网上，腾讯会议室成为同行、同事会面的场合，从不适应到适应，我并不觉得非常难。只是网上的课程，效果似乎还是不够理想，网上课堂还是没有现实的课堂可以感受气氛，可以互动。

　　疫情中的另一个感受，是亲朋好友的聚会少了，工作性的交际也少了。我和几个弟弟、妹妹的家庭都在北京，我们的下一代也有几个安家在北京，但是过去的一年，除了我的一个外甥添了一个小宝贝，利用疫情缓解的一个空当儿做了一次百日庆贺的聚餐外，整整一年，我们都没有敢聚餐，甚至没有敢见面。我的一个妹妹因病在医院住了几天，医院因疫情不让探视。从正常时期的观点看，不可思议，不合伦理，而从疫情时期的实际感受看，又是那么自然且理所当然。

　　疫情让人们平素的伦常观念受到极大冲击。往常，单位里的长者远行了，稍微有过交往的，总会前往送行，而在这个庚子年中，我们单位几位以及学术界几位有过往来的长者往生，我们也只能在微信群中表达一下敬意、怀念、惋惜，其他的表达大约只能留待生活恢复常态。

　　人们的实体交往少了，聚会少了，聚餐少了，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看，这当然不好，影响了就业，影响了消费，影响了GDP。

　　仅仅20年前，哪一个工薪上班族不是早上带着前晚刻意留下的饭盒，哪一个家庭不是竭力避免在外面大吃大喝。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我们这一代饿怕了的人贪婪地吃与喝。这其实并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疫情让我们绝大部分时间在家里自己动手，虽有不便，也有可取。“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对“如何才是健康的生活”进行一点讨论，重构新的健康生活方式。

　　不仅生活，还有工作。一年时起时伏的疫情让各位上班、下班都不那么正常了。疫情期间会议减少，这种情形在17年前的“非典时代”就曾出现过，我那时就期望“后非典时代”进一步固化这些不必要的会议。会议减少了，出差也少了，拥挤的交通疏解了，甚至高速建设的地铁、高铁也空空荡荡了。这当然不利于经济增长，但由此可以反省过去那些会议、差旅是不是还有压缩的空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究竟应该维持在怎样的规模，怎样的速度。

　　人类历史或将区分为“庚子前”和“庚子后”，其差别在我粗浅的感觉，就是之前人类各个区域的联系还是过于松散了，缺少实质性的联系；之后，我相信人类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全球化的时候，一定会更多地考虑跨国別、跨区域，超越一般民族国家的共有组织。这些组织既是非政治性的，但又应该具有跨国別、跨区域的组织协调的权力，能够就关切人类基本安全的公共健康问题发布甚至执行某些措施。

　　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能思考，能总结教训，能寻找对策。我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直观感觉，相信人类一定会从这次灾难中警醒，重新思索已经走过的路，重新规划未来。

　　吃一堑长一智。一般而言，人类不会连续跌进同一条河流。今日之失，未必不为后日之得。

　　疫情中的逆行而上

　　赵蘅(画家)

　　多少年后，回首2020年，我都会信奉祸中必有福。这辈子赶上许多大事件，曾经娇柔的“祖国的花朵”，也曾被猛烈的海浪狂风撞击得东倒西歪，掉落的岂止一两片花瓣？但我从未遇过这样大、全球超过一亿人被感染的疫情。

　　不记得战争的炮声，一样触痛到绝望无助的神经。活下去，成了我们(不分种族、国籍、宗教)每个人的第一需要。能呼吸，有咽得下的饭菜，遮风挡雨之地，这些最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2020年就很满足了。人人都在内心祈祷着：可别传染上新冠病毒啊，不查出是阳性，就有生的希望！

　　2020年我几乎停止了在过去三天两头的社交活动，有时可笑地想，这不冷落了那些画展开幕式的礼服和口红吗？最惨的是，当奶奶刚两年，就和美丽的洋儿媳、可爱的孙子被生生阻断在东西两半球了。11月，鸫儿用5万元的单程机票回国做电影后期，这意味着他们这个小家也遭遇两地分离了。每当看到这个中年得子的爸爸对着巴掌大的手机屏幕唤他的金发天使时，我的心都碎了。

　　是啊，幸亏还有微信！一年来难以计算的微信往来，让我触摸屏幕的右手指尖几乎磨出茧子了。交换信息、问候、打气、送温暖、贴己的话……正是这微信也带来了接二连三的噩耗，让我们猝不可防痛惜不已！相当数量的一批亲友、老师、同学，认识的、陌生的名字离我们远去，那些令人扼腕的著名人物，留下银幕上一行字幕、演奏的弦音、小说的字行……

　　和大家一样，2020年为柴米油盐解决生计格外忙碌。独处，自省，读书，码字，画画，让我的生活照样充实，2020年光阴变得缓慢之极，太阳又好像比往年落得更快。这一年热衷出门看世界的我，写下了这样的心情：“那些曾经被我乘坐过的飞机、高铁、地铁、汽车，送我去了远方。让我看了世界，长了见识，心胸开阔了，心力坚定了。那些曾经和我做过旅伴，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捧本厚书阅读的老外，疫情肆虐的今天，你们可安好？我在为你们担忧祈福！”随遇而安，我在书里影视作品里的世界各地徜徉，这里不分年代和疆域，间接的体验也能获得愉悦和滋养。

　　2020年我精读、粗读、选读了多本书，写了九本疫情日记和一百首诗及散篇若干；画了一幅像样的大画、60张小画；看了一时半会儿算不出数量的电影电视剧，做了部分笔记。我两次国内异地出行，到过四座城市。一场音乐会，一次图书展，三场讲座，动了两次眼睛手术，做了三次核酸检测。

　　11月20日那场弦乐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主题是《冬日之约》。当第一支肖斯塔科维奇的浪漫曲响起时，坐在10排座位上的我，正对着远处座无虚席的观众席，暗光下一片口罩泛着蓝色。时空跨越，硝烟和疫情交织，不禁落泪。

　　在北京的疫情第一次降至低风险后，我曾去南京看过百岁母亲两趟。夏天那回，北京疫情反弹和南方发水，让我滞留在老人身边五十余天，这真是千载难逢啊！9月一次意外，我陪翻译家文洁若阿姨挂了急诊，为这位我敬重的九旬老人找到了安全。

　　2020年有幸参加了草婴读书会，结交了一批可爱的有志向有良知的书友。每天一早，迎候各自提供交流的知识，丰富而新鲜，让大家像过节一样兴奋。读书会里拥有一批通晓中外文的学者、翻译家、出版家和诗人，开阔的国际视野，经典与现代兼容，常使我这个四零后感到生不逢时，更激发了学习的热情。抗疫带来的防控，生活格局的改变，却带给每个人大把的学习时间。互助友爱共渡难关的意识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对未来的健康和平文明的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我想说生活是变了，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态度不能变，而且应该做得更好。

　　我甚至想好了，未来无论自己有多老，有多少病痛，也要坚持读书写字画画。即便我不幸得了新冠肺炎，也会在方舱医院里抱本书看，用笔记录下这五味杂陈又让我迷恋不已的世界。

　　搁笔当晚，百岁妈妈在电话里说，过年要写篇她母亲的文章。是夜，获悉鸫儿导演的电影《射雕英雄传之九阴白骨爪》审批通过，这可是疫情中逆行而上的作品啊，不禁喜极而泣！

　　完稿于2021年2月9日，除夕将至了

　　围着汪曾祺打转的一年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急景凋年，曾经扪心自问：如果有得选，可以将这个庚子年从生命中抹去，你会愿意吗？

　　想来想去，还是选了“否”。

　　回想己亥年末，对接下来的庚子年，是铆足了劲儿。2020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赶趟儿，早早在年前就交了两部书稿，又跟朋友设计在元宵节汪先生冥寿，做一场从下午到晚上的马拉松作品朗诵活动。当然，本来也少不得3月5日阳历冥寿在江苏高邮的研讨活动。

　　2020年还是我参与创办的阅读邻居读书会的“读城年”。为此我们也是策划良久，设计了六座城市，分别作为中国史上的城市代表：西安、洛阳、扬州、杭州、泉州、北京。最早的一场定在4月初去扬州。同去的读友团已经组建成功，设计了路线图，连所需费用都已交齐。我还买了一大堆有关的城市资料。

　　自然，后来不是烟花三月下扬州，而是烟花三月难下楼，天天去小区门口拿快递，隔着一道高高的铁栏杆。

　　应该说，像我这样，已经很幸运了。师友中有滞留在国外不得归的，天天刷机票；也有老人逝世的，住院的，生小孩的，毕业的，就业的，各种兵荒马乱。总之，凡庚子年家有大事者，都平添了多少麻烦。相比之下，真合了那幅老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可惜被关在家里上网课的“神兽”不肯读书，镇日无聊镇日闲，生出许多闲气。好在，只是闲气。

　　记得2020年2月1日那天，平原老师在“论文衡史”公号上发了一篇2003年的旧文《疫情下的省思》，新撰的按语是勉励学生们“关心国事，但不必整天看/传小道消息，那样会加剧郁闷的。除了力所能及的公益及自保，尽快平静心情，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读书或撰写博士论文)。吸取我们这一代教训，或三月或两年或十年，不断激动、惶恐与埋怨，等到事情过去了，发现自己一事无成”。

　　我听了老师的话，天天强迫自己在家里对着电脑屏幕，主要是打磨自己的几本新书。6月《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出版，8月《拾读汪曾祺》出版。等到7月、8月天气暖和，疫情也有所缓和，想不到居然又能踏出北京，去上海参加全国书展，去高邮主持读书会，10月去杭州开学会年会，11月还去了北海与贵阳、四川参会。“2020年会围着汪曾祺打转”的预言，终于还是部分实现了。到年末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汪曾祺百年书画展”，我忝列编委的《汪曾祺别集》20册也全部出齐，总算为“汪曾祺年”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疫情期间研读汪曾祺，有一种奇特的不真实感。不是汪曾祺不真实，而是现实显得不真实。2020年，我与徐强、李建新二位合写《汪曾祺1000事》，用叙事的方式解读汪先生的一生，史文交织，似乎慢慢体味出了以前总在引用的“气氛即人物”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人物。反过来，不理解环境，也就无法理解环境中的人物。反观这个庚子年，倒似乎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三体》中的小宇宙。懂中国的不懂美国，懂湖北的不懂上海，懂北方的不懂南方。大家各活各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鲁迅)。不是麻木或冷漠，而是痛感自己的无知：我对生活、社会和人群的误解，都被2020打碎了。同时，我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又有了全新的体会。在年末出版的新书《元周记》中，我记录了1912年的瘟疫，还有一位国人在《申报》上的感言：“我中华民国，卫生智识不知何日能发达，检疫之举，并关国权，又不知何日能如各国之设备周密也。”108年后，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大疫充当了一针试剂。

　　年末回首，庚子年有着巨大的“丰富的痛苦”，悲欣交集，苦乐叠加。突然又会想起汪曾祺在《跑警报》最末的那段话：

　　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2021，继续皮实。 【编辑:张楷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