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流水线上 后厨里 代码世界中 那个珍贵的普通人

　　一群被应试教育“落下”的孩子，在失去了普通人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之后，重又踏上了父辈们的人生轨迹——早早辍学，离乡打工，流动在城市的各个餐馆、后厨、流水线、工地上。

　　与父辈不同的是，在端盘子、撒辣椒、组装零件的日复一日里，他们感到迷茫与不安——5年、10年后的自己还是这个样子吗？还是像个机器人一样重复地工作吗？他们想要改变，想让那个既定的人生轨迹发生一些改变。

　　希望培养出“珍贵的普通人”的实务学堂的出现，似乎成为了改变发生的机会。在这里，这些孩子感受到自由和“被看见”，通过专业技能的学习做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感觉到自己身上那种微小却又重要的价值感。

　　尽管有人对未来依然困惑，也有人不得不再次挤进流水线、回到餐馆，但那些试图改变人生的挣扎和努力，在这些十几岁的普通人的身上留下了宝贵的痕迹。

　　“看到”曾经和现在的自己

　　2018年，16岁的冬天，刚上高二一个月，罗明扬决定“起码要休学一下”。他跟不上学业，并被一种“恶心”的感觉扼住，虽然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但还是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决定。

　　实务学堂是在北京做装修工的爸爸从自己服务的业主那里听说的“出路”——一个“没有学历、偏社会实践、参加一些活动当志愿者，还能学点技术”的地方。对于当时的罗明扬来说，这几乎是跟着父亲做装修工外唯一的“希望”。

　　这个可能改变命运的“希望”创办于罗明扬从学校“逃”出来的那一年年初。在北京昌平的校园里，高校的硕士生导师、经验丰富的心理老师都以志愿者的身份来授课。这是一个面向15岁到18岁农民工子女的全日制、非学历职业教育公益项目。

　　“太有意思了！”物理课不是教室里画不完的电路图、做不完的卷子，而是站在马路边，直接面对来往的公交车、小轿车、大货车，定点，测速度；什么书都可以读；更重要的是，罗明扬发现原来手不是只能写作业和做卷子，还可以用来做编程敲代码，这将他带入一个“很宽”又“自由”的世界。

　　“其实谁都可以做这些事，但是我居然现在才意识到我能做。”罗明扬想。

　　两年前，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紧挨着后门的角落里，他曾问过自己很多次：不上大学，我可以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什么都没接触过，只接触过考试。”那时，他只能待在那里，跟着集体的步调，随时准备冲下去——中午下课，去食堂抢饭，下夜自习，要和1000多个人争夺宿舍楼下的30个水龙头。

　　罗明扬其实也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想逃离学校。他以前不看书，在学校，教材之外的课外书不被提倡。来实务学堂以后，他在B站上听完了一套32节的《文学理论课》，“我不敢相信我能看完，完全不是我的领域。”那本后来让他找到遥远共鸣感的《复活》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读到。

　　罗明扬发现，原来托尔斯泰也有过那种“恶心”——那是一种被困在步调一致的世界里，任人支配的无能为力的痛苦。他开始意识到，父亲长年在外打工、父母离婚，以及自己5岁就开始寄宿的经历到底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也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学堂那种像家人一样——和老师生活在一起，晚上一起吃饭聊天——的氛围吸引。18岁的罗明扬似乎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书里“看到”了曾经和现在的自己，“你童年缺失的就是你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最需要的，还有“被看见”

　　在实务学堂，阅读是重要的，无论怎样调课表，阅读课几乎每天都有。小教室里，六七个学生正跟着线上的老师做主题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书引起了最热烈的讨论。书中女主人公的妈妈把围裙作礼物的情节让罗家祥感到气愤，“特别刁钻。干啥呢？让你干活用的！”

　　同学们也有很多批判，“她妈也很封建，觉得女的就应该在厨房。”“还有她爸，买的蛋糕也只是弟弟喜欢的口味。”上课的老师甚至有点接不上话，但她并没有打断学生们的发言，每一个人说完之后，她都给予肯定：你看到的这点也非常好。

　　2020年疫情之后，实务学堂搬到了广州，租借了一所学校的两间教室，大的那间可以容纳所有的20名学生，在没课的时候上自习。教室中间挂着一个窗帘，拉起来又可以隔出一个上课的空间。

　　一圈走下来，你立马会被墙上贴着的同学们的目标和周计划吸引。罗家祥的目标之一是“不说粗口”。来学堂之前，他在河南的武校上学。“那个地方，习惯用‘干一架’解决问题”，于是，听说哥哥罗明扬在实务学堂“学得挺好”，罗家祥也跟着来学编程。

　　学堂教务长金玉说，对于这些学生而言，最需要的是“被看见”。

　　因为参加学堂承接的一个儿童交通安全项目，19岁的崔永祥短暂地当了几天老师。他无法想象，上学时那个举手回答问题都困难的自己，没上过大学，今天居然有机会站在讲台上给30多个小朋友讲课。

　　采访中的一天上午，有个同学找了金玉四次，“老师”“老师”喊不停，却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他需要一个靠谱、稳定的大人响应他的需求。”金玉说。

　　学堂里绝大部分学生的家里都不是一个孩子，他们没有得到过好的培养、指导甚至爱。很多孩子被父母放到寄宿学校，还有一些被直接扔给长辈，隔代养育。金玉也无奈，“这又不是个体的原因，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就要去打工，打工就没有办法抚养孩子，只能是这样子。”

　　19岁的林楚虹是个明显要成熟一些的学生，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座位上，说话细声细气，扫地也比别人更利索。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一个人顾着四个孩子，她作为最小的那个“好像没什么需要管的”。在家里，一旦说错话，妈妈的棍子就会打下来，她就尽量不说话。来学堂后的一天，林楚虹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男生胸前挂了张牌子，写着一行字：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她把视频分享给了当时的宿舍老师，老师说，“那我们抱一下？”那是她从来没感受过的暖，“我能跟别人拥抱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跟我拥抱。”

　　坐在从汕头开往广州的大巴车上，林楚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离开熟悉的家乡，不过可能会赚到的人生第一桶金也许是个安慰。然而找了20多份工，她并没有过“挖到第一桶金”的感觉，她的薪水从没超过3000元。杭州餐厅的服务员、韩国餐厅的服务员、服装店的导购、咖啡馆的服务员，没有一份工作能做得久一点。她想不通，为什么怎么做工资都是那样，也不知道该怎么提升自己。5年、10年之后自己还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没有上升的空间、没有新的知识，像个机器人一样重复工作吗？

　　她所能想到的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像那个打工时遇到的乌克兰小姐姐，会做咖啡、弹吉他，英文说得自如，长得漂亮，还有一个帅气的男朋友。理想的工作应该是“至少不能是我不喜欢的。它要让我有动力把它做好”。2019年，在读大学的姐姐的推荐下，林楚虹来到了实务学堂。

　　第一次，和妈妈抱在了一起

　　欧阳艳琴把写作课放到了操场上，她给出了当天的主题“暖”，希望同学们能用画笔画出来，然后讲一讲。她希望学生们不要局限在去琢磨写作技法，而是先打开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对于自己的感受有捕捉。

　　9月入学的一位新同学最爱操场的秋千，散开后，她小跑着冲了过去，秋千荡起来，她仰起头，咯咯地笑声隔着十几米都听得到。在实务学堂，她年纪最小，今年15岁。因为家里经济拮据，小学六年级后，她一直在家学习。从家出发去实务学堂那天，妈妈给了她20块钱。写作课上，摇晃的秋千出现在了她交给欧阳艳琴的画里。画是欧阳艳琴与学生们交流的一种方式，她总能从中发现一些微小但又出乎意料的变化。就像另一个孩子画的那一个点——四周都是暗的，光从那里透过来，就很暖。“他怎么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欧阳艳琴感到惊喜，她想起摄影老师此前也跟她提到过，这个孩子开始在摄影中尝试打破宏观的构图，去捕捉一些细节。

　　欧阳艳琴从学生们这些细微、日常的反馈中构建着自己的“幸福感”。有一次，学堂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坏了，修电脑的人说可能是用力挤压造成的，但没人知道是谁做的，欧阳艳琴原本打算自己垫钱修了。“我在上面趴着睡过觉”，一个学生突然说。欧阳艳琴感动于他的诚实，她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学堂希望他们拥有的“诚实、勇敢、爱”。修那块屏幕要2000多元，最终，学生的父亲花了这笔钱。

　　去年入学的一个男同学，一开始开口说话都不容易，几节阅读课之后，他告诉欧阳艳琴，自己认识了更多字，能理解一段文字了。今年，他申请做了很多课的课代表。搬到广州以后，有一天他突然想去看看商场，“我每天都在山里，想去看看外面有什么没见过的东西”。

　　教育的未来在哪里？实务学堂的远景“珍贵的普通人”似乎是个答案。林楚虹现在觉得自己算是那样的人。在感受到拥抱的温暖后，每一个老师下课，她都会送他们到校门口。“如果我是老师，直接走了，也没有人来送，心里会有点寒。”2020年1月14日，在妈妈出门上班时，她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把拥抱带回了家。和妈妈抱在一起的那一刻，谁都没有说话，但她觉得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心。

　　连续三天阴天降温之后，太阳终于出来了。学堂的教室在顶楼，阳光穿过两扇大窗户洒进来，崔永祥脱下了厚外套，穿着短袖，正准备给一家做乡村教育创新的公司投简历，争取实习的机会。从云南当老师回来以后，他对未来有了规划，“或许以后真的会做教育公益”，他享受站在讲台上的感觉，“比坐在办公室里为老板卖命值。”不过，他还是认为眼下的自己至少要先有一个工作。他并不后悔没有走完升学路，“每件事都有两面性，并不是说那样就有多好”。崔永祥的这些思考都发生在来学堂以后，试图改变命运的努力终究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如果，不是一个励志故事呢

　　欧阳艳琴自己就是农民工的孩子，她希望这个学堂能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着手，解决一些问题。

　　实务学堂建立起来了，它能改变多少人的命运，欧阳艳琴也并不确定。

　　教育从来不是一件速成的事情，改变命运的努力有时候看起来似乎也是“徒劳”。张鑫曾是前教务长，但2019年他辞掉了这份全职工作，只在学堂做志愿者老师、代阅读课。不做全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付出跟回报不成正比，“我比他们还要努力，为了他们的事儿工作，他们却不努力。”

　　有人想上英语课，张鑫去搜集国外的双语课程，研究最新的教学方法，但听课的人迟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个期末，校长欧阳艳琴出去参会，学堂只有他一个全职老师，教室里吵吵嚷嚷，他说话大家都不听。那时候学堂搬到了昌平的郊外，下了地铁还要坐公交。他失去了基本的社交生活，去趟书店都奢侈。周一到周六待在学堂，休息回家的那一天，已经哪都不想去了。

　　他们想实现的目标和学生的基础差距很大。金玉在学堂开了一门Office操作课，但有的学生不会拼音，很多人还不会电脑打字。课堂上，她常常被问到软件要怎么装在电脑上。很多时候，阅读课要从词汇和拼音教起，“垂涎三尺，你们要记下来啊，动笔写。”欧阳艳琴几次叫停线上老师，等着学生们去拿笔和本子。

　　欧阳艳琴曾经有过某种“至暗时刻”：回到家，她对着天花板嚎，半夜，一个人在小区跑了5公里。她曾问自己，“这群学生值不值得我付出这么多？”

　　“所有人都想看到励志故事啊，就像好几个人曾给我转过这个故事：用了10年，从深圳流水线厂妹做到纽约高薪程序员。”她在一篇自述文章中提到，曾经的焦虑、生气是因为害怕辜负别人的期待。“大家之所以来做志愿者老师，也是觉得你好啊。”那段时间，她也反思过，焦虑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自个儿好面子？她特别想跟别人证明这些学生是很棒的。

　　欧阳艳琴想，“如果我们的学生，还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做装修、超市促销、外卖、保姆，没有实现阶层跃迁，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吗？”她问过自己很多次，“我能接受我的学生以后只是做流水线打工仔、餐厅服务员吗？”

　　她的答案是：接受。但她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成为幸福的、有尊严的打工仔、服务员”。

　　在老家包一块地，屋子里放一架钢琴

　　让这些从原本的命运轨迹中逃离出来的学生、年轻的打工者，掌握生活生存所需的常识、技能、品格，实务学堂原本的计划是三年。尝试过程中，老师们发现，这个时间因人而异，有的需要更久。

　　罗明扬的人生原本有很大概率是跟着爸爸干装修的，但18岁成为一名程序员的他似乎写出了一个励志故事，成为学堂很多学生羡慕的那个人。而事实上，如同他一直在对抗着“整齐划一地做着同样的事情”，对抗“重复”一样，他也不想被“家里的长子”“学堂的好学生”这些身份标签圈住。在北京最郁闷的时候，他也想过自己的学历问题：去考成人本科吧。不过，每到这种时候，另一个自己就会出来提醒，你不需要的，学习新的东西不是一定要有个学历。

　　做程序员以后，他听说35岁的坎儿——被降薪，被调岗，被明升暗降，直至被“优化”。他计划30岁就“逃离”职场，“退休”回老家，做一些可以远程工作的事情，也许是画师，也许创业，再不行就是老本行，继续敲代码。他对理想生活有了一些想象。那时候，爸爸也不再打工，在老家包了一块地，他们可以住在一起，屋子里放着一架钢琴——他最近才发现音乐“好像可以表达你的思想”。“不过，现在的状态好像并不支持自己的这种想法。”他叹气。

　　那种“恶心”的感觉很久没有出现了。他永远记得来到实务学堂后那一刻的惊喜——原来眼睛不只能看黑板，还能看书、看电影，耳朵也能听钢琴曲，“原来我还可以做这种事”。在如“坐过山车”一般退学、进学堂、工作的一年半里，他好像终于明白了一些生而为人的意义：“人应该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要为自己生活。”他不想结婚生子，而是想为生活尽可能做减法。“我做一个人就可以了”，尽管“这很奢侈”。

　　每个学期都有人来，也有人离开。但欧阳艳琴相信，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从这里拿走了一些东西。教育就是这样一件事，很难，需要很多年、很多人。“那你的成就感呢？”“这些孩子不负责来成全我们(的成就感)。”

　　文并摄影/本报记者 梁婷 【编辑: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