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1月20日，拜登接替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尽管其首要任务还是美国内政，但中美关系似倍受关注。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如何处理对华议题？中美之间能否建立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日前举行了一系列研讨活动，十余位专家学者坐论中美关系前景，为构建中美良性“竞合”关系献策。经主办方授权，《中国新闻周刊》独家刊发上述专家学者基于上述研讨活动而撰写的文章，现将其梳理成篇，以从中窥见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脉络。

中美国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美竞争现实不容回避

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自1979年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竞争的现实已不容回避，两国间的竞争或博弈不断向纵深发展是一个长期趋势。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认为，近二十年来，主要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缩小，这导致两国间结构性矛盾的出现，双方在上世纪80年代得以建立互信的基础已经消损。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是中美关系不会回到从前的根本原因。

章百家提醒，尽管美国政府换届后，为避免中美关系失控，两国关系的某些方面会有所和缓，在某些领域甚至会有所合作。不过，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已成为美国两党的战略共识，这一点不会因白宫易主而改变。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则从“身份政治”的视角观察中美关系。他指出，中美两国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都持有比国家更大的身份认同。美国精英认为美国代表了整个西方的价值观、基督教文明、民主制度，引领着世界发展方向。中国日益强大后，更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东方文明的表率，中国的发展道路，能够引领世界的未来。“就此而言，中美之间，已经远远超越实力对比变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必将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永久印记。”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樊吉社强调，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不同，能否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不仅影响中美两国各自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而且将塑造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和平共存而非意识形态之争，才是唯一的正确选项。”

资料图：北京天安门前悬挂起中美两国国旗。 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良性“竞合”存在可能

尽管中美竞争无可避免，但中美这样两个强大的国家若因误判而滑向冲突，必定会损害两国根本利益，也会给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造成撕裂的压力。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傅莹指出，中美两国政府各自都有繁重的国内事务需要处理，即便未来两国矛盾会继续发展，也需要善加管控。然而有效管控中美矛盾的路径并非单一的，既要通过积极坦诚的对话和沟通，通过专业高效的危机处理和分歧协调机制，也要通过维护和发展合作，在具体问题上解决彼此合理关切。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展开基于规则和法律的公平竞争；在政治领域，中美应当相互尊重、承认各自政治制度不同、各美其美，营造一种更加平和的气氛；在安全领域，双方都有责任维护和保持亚太地区长久以来的和平、安宁局面；在全球层面，中美合作的空间和需求很大，最紧迫的是抗击新冠疫情的合作。

大国间的竞争是残酷的，但未必是零和博弈。章百家认为，中美之间建立起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关系依然是可能的，原因主要在三方面：第一，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不同于两国关系史上的任何时期，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国的关系。在此情况下，按领域切分竞争与合作，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第二，在中美正在展开的这场竞争或博弈中，双方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如能客观地认清这一差别，两国完全可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双赢；第三，以大历史的眼光看，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发展带来的趋势是世界的整合，而不是割裂；同时，解决环境、气候、疫情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所要求的也是各国间的普遍合作，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观察指出，拜登上任后，中美关系中结构性矛盾不会消失，但我们仍应重视未来拜登政府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机遇。如果中美双方能抓住机会，中美关系未来有可能停止“自由落体”运动而趋向稳定，甚至有可能为中美关系构筑一系列“托底”机制。

当地时间2021年1月20日中午，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拜登在国会山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

共赢“竞合”需依托务实互动

中美这样两个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制度背景的大国，要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关系殊为不易，双方若想打破“零和”局面，必须强调互利共赢的务实交往，而非执念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和对抗性。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注意到，近年来，保持了八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2017年开启的四个高级别对话乃至2018年之后的经贸高级别磋商，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稳定中美关系取得效果。“修复并夯实民意基础、推进符合国家利益的务实互动、保持各领域有效对话和沟通，这些经验如果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可以再次回到两国互动的正常议程中，必然有助于改善两国目前所面对的共同困境，从而作出符合两国利益、符合国际期待、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安刚分析说，过去四年里急剧恶化的中美关系或许因美国的国内政局变化面临一个暂时企稳的“机会窗口”，双方要想抓住它，有必要优先做两件事：一是与美国通过双边渠道和多边构架开展防疫交流；二是重建高层直接沟通管道，有序重启各层级各领域对话磋商，为中美关系设置议程框架，在彼此观念、利益的摩擦点之间规划“缓冲带”，并管控可能的冲突风险。

当上述两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双方可能需要开展进一步行动。安刚认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合作是中美为改善彼此关系、重振全球治理的抓手，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也是拜登上台初期中美可以优先合作的领域，气候变化、朝核问题等议题将有发挥更大作用的契机。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陈琪和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薛静同样注意到中美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合作契机。

他们分析指出，拜登政府为了赢得有利于调和国内政治矛盾的国际环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弦更张，营造一个至少看上去更加趋向合作的国际氛围。尽管不能期望拜登上台能为降到“冰点”的中美关系带来本质的改变，但中国仍应保持积极的态度，抓住契机提前布局，与拜登政府进行沟通，一方面以“十四五”规划的制定来切实推动碳减排、碳市场实现绿色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话缓解美国的战略焦虑，避免重大战略误判。与此同时，通过《巴黎协定》这样的多边机制，中美可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治理议程，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昭示中美可在进行有效管控分歧的同时推动务实合作。

资料图：美国总统拜登就职后签署一系列文件。

军事“竞合”考验中美政府智慧

具体到中美在军事领域的关系走向，专家分析指出，拜登政府的军控倡议将是复杂和精细的，简单的“是”与“否”难以应对其中的复杂性。军事领域的危机管控机制，将成为对两国政府智慧的极大考验。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彬分析说，在军控问题上，拜登团队与特朗普团队有着十分相反的意识形态。他推测拜登政府首先可能会修补因特朗普退出各类军控协议而出现的千疮百孔，其中主要的是设法重返伊核协议。在各个高新技术领域，例如外空、网络、超音速飞行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等，拜登政府预计会提出充满技术细节的军备控制倡议，并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其盟国中进行广泛宣讲。由于美国方案本身细节详尽，很容易成为各国讨论的蓝本，从而使得国际讨论充分体现美国逻辑。

在与盟国合作的基础上，拜登政府预计还会将安全逻辑强加在商业逻辑之上，加强高技术出口管制，从而维护美国的高技术优势。其具体做法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更具隐蔽性。“拜登政府的军控政策将给中美两国带来合作的机会和竞争的考验。最重要的是，拜登政府的军控倡议将是复杂和精细的，简单的‘是’与‘否’都难以应对其中的复杂性。”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周波认为，承认中美关系紧张的现实不容否认，面对现实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如果说双方还有为数不多的共识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两个核大国和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两军关系甚至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双方差距越来越小，危机管控能力将是对两国政府智慧的极大考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晨认为，一定程度上而言，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竞争，将会是偏向于综合的地区政策的竞争，而非单一的军备竞争和军备竞赛。

他建议，管控西太平洋军事竞争，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在战略层面，除了进一步夯实有关各方避免冲突的共识之外，还要重视围绕各种重大安全问题，构建能够包容有关各方部分利益和关切的安全秩序。同时，机制化的战略沟通交流需要恢复；二是在操作层面，需要巩固和完善管控机制和行为规范，并且加强作战和行动直接相关的部门，尤其是战区联合与军种指挥机关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三是巩固和扩展中美有关各方之间的安全合作，尤其是在非敏感问题和区域。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如今中美关系处在又一个阶段性调整的当口。无论美方的阵营和策略如何变化，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坚守住既定战略方向，有智慧、讲技巧地解决双方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在全球平台上积极作为，推动中美关系向着良性轨道和共赢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