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映泉

　　过去二三十年间，随着我国快速城市化及大规模人口流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与成长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两类儿童在全国未成年群体中占比接近4成。换言之，全国近4成儿童青少年受到人口流动影响。

　　已有大量研究揭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面临教育和成长中的多种挑战与困境，如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情感缺失等。不过，相比之下，另一个被称作“回流儿童”的群体在心理成长和教育方面，面临更为严峻和残酷的挑战，同样值得引起全社会关注。“回流儿童”是介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曾经的流动儿童，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或学习，但由于多种政策和制度原因，不得不最终回到“老家”继续学习和生活。而所谓“老家”，很多时候也只是孩子父母的老家，因为这些儿童中相当一部分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回到老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留守儿童，成为有过城市生活学习经历的“另类”。

　　长期以来，对于回流儿童这个群体，学术界关注不多，研究也不够深入，政策文件和教育新闻中也甚少提及。在为数不多的调研中，研究者发现，受访的回流儿童在学习与生活中出现严重适应不良，他们在城市积累的教育人力资本并没有在农村学校得以成功转化。这些儿童在流动与留守之间不断艰难地转换身份，他们对“家乡”没有归属感，在城市中也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笔者近年来带领的联合课题组，开展三次大型调查，使用大样本数据对回流儿童心理健康与学业挑战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结果也支持以上结论。

　　课题组研究发现，回流儿童睡眠质量较差，高于非留守的普通儿童和普通留守儿童；该群体的抑郁风险也较高。在被调查的回流儿童中，近8成有抑郁风险，比非留守儿童、普通留守儿童抑郁风险水平分别高出13%、6%。此外，回流儿童中低自尊水平者较多，调查样本中回流儿童中低自尊者占比超过1/3，而留守非回流儿童和父母双方不外出打工的普通儿童中低自尊者占比均接近30%。

　　此外，研究还发现，相比之下，回流儿童更容易卷入校园霸凌，更容易成为“受害者”“受害—霸凌者”甚至“霸凌者”，且都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和普通留守儿童。出乎不少人意料的是，回流儿童学业表现竟然也相对较差，被调查者整体阅读水平相对落后、留级率较高。这可能与回流儿童生活不适应、学习教材不同于城市学习的版本、心理状态欠佳、被人欺凌等原因有关。当然，研究也发现，部分父母和孩子一同回流的孩子，学业表现并不差。

　　毋庸讳言，上述研究存在样本代表性欠缺、学生自报数据准确度不够高等不足，但其仍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回流儿童教育与成长挑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这个急需得到关注的群体规模有多大？目前暂无权威统计，不过通过多个口径粗略估计，或在1000万人左右。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户籍制度改革在中小城市稳步推进，不过在一些大城市，非户籍儿童“幼升小”或者“小升初”入读公办学校门槛越来越高。不少流动人口曾对异地中高考政策给予厚望，但该政策似乎也没有突破根本的户籍限制。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都公布了异地中高考政策，但绝大多数流动儿童仍难以在流入地升学参加中高考。一些城市的人口管控政策趋紧、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将流动儿童导向成为回流儿童。

　　如何解决回流儿童问题？首先，这个群体急需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回流，将对儿童个人、家庭及社会分别产生怎样的中长期负面影响？回流儿童遭遇的成长挑战与困境何解？有太多诸如此类的严肃问题，需要研究者投以关注，并作出描述和回答。对于地方各级决策者和治理者来说，也应坚定不移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切实落实好义务教育法，保障儿童在父母或监护人工作或居住地享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此外，减轻回流儿童之痛，有赖于继续推进户籍制度及中高考制度改革，停止“以学控人”的人口管控措施。

　　(作者：宋映泉，系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白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