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城市还未完全苏醒，泱泱人流已从四面八方汇向一个个公交站、地铁站、高铁站。

　　拥挤的人群中，你很难忽视那些极具辨识度的统一身影——他们步履匆匆，娴熟地穿过最近的路线；他们总是精准地换乘最快的下一班车……

　　最近，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称，在我国，有超千万人正承受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

　　数据显示，35分钟，是目前杭州通勤人口的单程平均时耗，有12%的人承受着60分钟以上的通勤时间；另据统计，杭州市区每天有约90万人次跨越钱塘江上班。

　　去年岁末，杭州4条地铁新线同时开通，给了许多人新的期待。

　　当都市化、城市群迅猛发展，跨江发展、产城融合，城市规模能级扩大，“在路上”对于每天经历着长时间通勤的打工人来说，究竟有着怎样的体验呢？记者进行了一些走访，来听听这些“通勤人”的自述——

　　职业：签证代理

　　通勤方式：高铁

　　通勤距离：166公里

　　通勤时间：2.5小时

　　30岁的郑先生

　　工作时间四小时 上下班花五六小时

　　每个工作日，杭州到上海上班，两点一线。高铁，将这两座城市间166公里的距离压缩在73分钟内。但加上两头各有几公里耗费的摆渡时间，我的单程通勤时耗有2.5小时。

　　日复一日。

　　每天清晨5点50分，我自然醒来。十分钟后，我打车赶赴杭州东站。出门时，我的两只手上总是各拖着一个30寸的超大行李箱，装满了三四百本护照和相关材料。那时，我总是搭乘6点59分前往上海的G7558次高铁，会提前一次性购买一个月的高铁票。

　　站台上等待时，我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熟悉的面孔，算起来起码有二三十个——他们都是像我一样，在这两座城市间奔波的“打工人”。

　　我们很少聊天，但彼此很容易识别。因为一快到站，大家总是默契地提前十分钟站到车厢门口。上班时间紧张，容不得耽误，你总会自然地想成为第一个下车的人。

　　8点12分抵达上海虹桥，我就急急拖着行李箱跑着去地铁站。如果不能坐上8点24分到站的地铁10号线，我就要再多等十分钟。早高峰的上海地铁，前胸贴后背，但我总会挤在八号和九号车厢间——那个位置出来就有升降梯。

　　通常，我会在8点40分到达。平时，只需要一上午的时间，我就能处理好三四百份材料。当12点半结束工作，吃完午饭，我就沿着相同路线返回杭州办事处。如果一切顺利，下午3点我就能回家补觉了。也就是说，我每天真正的工作时间只有四小时，却有五六小时花在上下班路上。

　　在别人看来，这可能是令人痛苦的通勤，但我已经逐渐适应。六年前，我在日本游学。当我在凌晨三四点晚归，日本电车常见站着睡觉的上班族。和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也不算苦——毕竟，高铁上睡觉更舒适。

　　职业：事业单位

　　通勤方式：开车

　　通勤距离：20公里

　　通勤时间：1.5小时

　　30岁的梁先生

　　我所有的梦想只有一个：搬进城

　　这是我工作的第七年.我现在所有的梦想只有一个：搬进城。

　　我是黑龙江人，大学毕业前一年，我在良渚文化村买了房。当时，我就一心想着在杭州安个家，哪怕离我的工作地点20公里。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远，可如果和早晚高峰叠加在一起，却容易让人崩溃。

　　我习惯早起。为了躲避早高峰，我会选择早上6点半就开车上路，7点多就能到单位，比规定的上班时间提早一个多小时。

　　但晚高峰避无可避。每天5点半，我基本会准时下班。可城西方向已经开始拥堵，一个隧道口在导航地图上总是深红色，仅1公里长的路段往往要开近20分钟，我只能一米一米地挪动。

　　每天都面对这种路况，人不由自主变得焦躁。为了更快一点，我会选择插队；一旦有车想插队，我坚决不让……即使这样，我也要在下班路上耗费1个半小时的时间。一路上，我会听听手机上的各种课程，但可想而知，这种学习效率极低。

　　晚上7点多到家，我只能独自地吃家人为我留下的饭。

　　两个月前，我的女儿刚刚出生，我陪伴她的时间屈指可数。

　　我甚至牺牲了正常社交——如果不重要，工作日晚上的饭局我都会推掉。参加饭局，不仅意味着我要很晚才能回到家，还要花100多块钱叫代驾。对我来说，这种通勤模式已经影响到生活的幸福感。除了对抓不住时间的焦虑，更多的是疲惫的通勤之路带来的自我损耗。

　　我妻子的工作地点沈塘桥，平时公交转地铁上下班，也要一个小时。想着怀着孕的她还要挤公交地铁，我就决心要换房。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换工作可能比换房更切实际。我妻子盘算着换一份离家更近的工作，毕竟城西正迅猛发展，工作机会也很多。

　　职业：社工

　　通勤方式：公交车

　　通勤距离：22.5公里

　　通勤时间：1.5-2小时

　　27岁的郑先生

　　换三趟公交才回家 我已被踢出社交圈

　　我的手机上，有三个闹钟，一个比一个响。最后一个在早上6点20分响起，足以将我震醒。

　　我家，住在浙江音乐学院附近，上班在三墩。

　　6点40分，我必须骑上电动车，确保7点前到达郑家畈公交站。7点，这里将发出通往城西方向的最后一班121特快公交。若赶上这趟公交，我的上班路只需要再换乘一次，就能在1个半小时后到达三墩。

　　可怕的是下班回家的路。这时候，已经没有121路。同样的路线，我需要转换三班公交：89路转180路再换乘314路或514路，足足26站，花2小时，我才能回到家。

　　拥堵的晚高峰，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前进。哪怕有座位，我也不敢打盹——一旦错过站，我要付出更多时间成本。我有过这样的教训，睁开眼时我都到了滨江。

　　我从小在转塘长大，朋友也大多集中。但因为回家时间太晚，我几乎没法参加朋友的饭局和约会。久而久之，我自然地被这些社交场合排除在外。

　　现在，我只能逼自己晚10点上床睡觉。我的夜生活变得很单一：吃个饭、散散步，再玩下手机就结束了。

　　最近，家门口的地铁开通了，通勤带给我的痛苦结束了。傍晚下班，我可以坐地铁6号线。尽管我依然要换乘2次、坐3条地铁、坐26个站、2次跨越钱塘江，但时间成本节约了不少——我傍晚5点20分上地铁，6点35分就回到家，比以前快了45分钟。我没想换房，也没想换工作，因为杭州的规划让我充满期待。杭州地铁四期规划中，转塘一带也将有直达城西的地铁，正在一步步解决困扰我的难题。

　　本报记者 张蓉 【编辑:王诗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