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确实是艰难的一年，无论是看投资还是消费，看内需还是外需，整体的基本面都不算好，也不算差。影响2020年趋势的主要因素不是基本面，而是信心。
如果你只观察短期，可能会被迷了眼睛，看不到希望。用过去的确定性，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你只会越来越悲观。
如果拉长历史视野，你会发现，改革开放40多年里，有两次大周期拉动了中国经济崛起，它们都有迹可循，可被观测和度量。
如果能看懂周期，你就能踏准节拍，在经济浪潮中逆流而上。
前两次大周期已经接近尾声，自2018年之后，我们站在了第三次大周期的风陵渡口。
好戏，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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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周期：1978年—1998年
劳动力红利与拓荒者年代
改革开放42年里，中国有两次大周期。
第一次大周期是1978年—1998年，这期间最大的红利在于劳动力、全球化与改革开放。
这三点缺一不可。
经济说白了就是一个“做饼、分饼的问题”，很多人希望，先把饼做大、再把饼分好，实际上经济原理是倒过来的——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分饼机制”重新划分的问题。
时间拨转到1979年的夏天。
随着一声炮响震彻蛇口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破土动工。在这片改革沃土上，价值观念、时间观念以及人才观念被打破重组，蛇口因而成为孕育新中国第一批现代公司的摇篮。
袁庚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勇闯禁区、全面改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被刷在了大街小巷。
蛇口一时间成为了一个激情燃烧的“改革试管”。
从那之后，中国坐上了发展快车道，谁敢打敢拼、谁更注重效率，谁就能够成长起来。
1987年，任正非43岁。他们5个人筹资2.1万元，在蛇口创立了华为；1988年，郭台铭38岁，在深圳建成了首家富士康精密组件厂；1988年，马明哲33岁，在蛇口成立了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
任正非的故事已讲过无数次，马明哲同样是“改革开放、奋斗改变命运”的缩影。
1983年，28岁的马明哲赶到蛇口工业区报到。
经过两年积累，他提出模仿香港，开创商业保险模式。这一提议遭到了反对。马明哲并不放弃，他把自己的构想写成材料，乘船到香港拜见了当时大名鼎鼎的袁庚，恳请他写一封引荐信。
1986年12月，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关于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请示报告》。借着改革春风，保险业的一些政策开始松动。
马明哲在接下来几年奔忙于“让政策落地”。他抓住一切机会向中央递交申请，几次被拒，无数次修改申请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袁庚的主持下，1988年，号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险企业深圳平安保险公司成立。
在秦朔写的《无止之境》一书中，他提到在对马明哲的一次采访中，“马明哲曾表示，平安是蛇口的孩子，30年来，从未改变当年从蛇口出发时的精神和品质，永远在创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
所以，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制度红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给敢打敢拼的人赋予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除了制度的红利之外，另外两个要素是全球化趋势和中国劳动力红利，凑成了“天时、地利、人和”。
当时正逢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产业大转移，跨国巨头争相在全世界寻找代工厂。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加上巨大的人口数量，成为了“世界工厂”。
日本家电巨头松下，第一个在中国投资；可口可乐与中国粮油集团签订了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位于西雅图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宣布，中国将历史性地引进3架波音747客机。
这是第一个大周期的状态，在此后的日子里，它还延续了十多年，与第二次大周期叠加呼应。
2
第二次大周期：1999年—2018年
来自通信技术的降维打击
之所以把1999年定为第二次大周期的起点，是因为这一年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深刻、广泛影响中国的元年。
1999年，中国人谈论最多的是新浪、163电子邮局、搜狐、网易等公司。
互联网在过去20年里，打破了认知的疆域和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它有两个成长方向，一是前面所说的门户网站，其二是电子商务一族。
这一年开春，在互联网世界“流浪”了好一阵子的马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创立了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网站。未来20年，他的名字成了互联网的代表，他的公司，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
1999年前后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马化腾创办了OICQ，后来改名为QQ，这只小企鹅成长为中国最大的2个互联网巨头之一；
梁建章当时是甲骨文中国区的咨询总监，他与沈南鹏、季琦对创业方向经过一番激烈争辩后，创办了携程网；
当过多年个体书商的李国庆和他的海归妻子俞渝联手创办了当当网；
1973年出生的陈天桥，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正当要分房子的时候，他选择离职，向人借了50万，创办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
这些公司，在后来的20年里跌宕起伏，无论生死成败，他们改变了中国人认知世界、消费、生活的方式。
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的双重叠加，改变了世界。
2003年前后，中国成为手机大国，Motorola和Nokia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品牌。当年冯小刚有一部电影《手机》，讲的就是通信技术对生活的影响。
发短信拜年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2007年春节，三大运营商短信收入超过15亿元；2009年春节，中国移动的短信业务量高达46亿条……
直到2009年，手机最热排行榜上，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LG、西门子、三星，竞逐着前3名，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
这种叠加态一直持续到2010年，苹果iPhone改变了这一切，互联网与通讯的第二轮红利——移动互联网爆发。
阿里的手淘、腾讯的微信，再到滴滴打车、OFO、美团外卖、微博、抖音、火山小视频。
中国成为了互联网应用技术最大的“试验田”。
这个时代里，中国有两个优势：一个是“工程师红利”；另一个是“市场红利”。
工程师红利就是中国大学的扩招，尽管质量不是最顶尖，但从数量上，培养了大量理工人才，让那些“劳动密集型的研究与开发”企业，能够有更多试错和迭代的机会。
很多科技创新，并不是靠天才人物灵光一现想出来的，而是无数人在日常工作中摸索出来的。就像共享出行，是无数次大数据计算和匹配，不断优化的结果。
市场红利是，一些技术虽不是中国原创，但只有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让这些技术实现商业化。
在这20年里，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用“降维打击”的姿态，颠覆了每一个行业。
所有做大做强的企业，都依赖互联网和云技术转型，更大的企业，则成为了生态平台。
阿里版图上有支付宝、手淘、高德地图、微博、UC浏览器；腾讯版图上有应用宝、酷狗音乐、腾讯视频、快手等。小米凭借“粉丝经济”，从手机到电视，再到空调、洗衣机，再到滑板车、背包、中性笔，成为一个生态王国。
2018年，一个很有意思的榜单出炉——“2018深圳500强企业”名单。
这一年里，深圳最大的企业，不是华为和腾讯，而是中国平安。
平安的崛起，印证了互联网生态的力量。早在2012年，随着陆金所成立，平安集团开始布局互联网金融。马明哲凭借不屈不挠的勇气，不断试错，在10年时间里，投了500亿用于科技研究，用科技去赋能金融。
2018年11月的平安科技开放日上，平安公布其核心科技与生态圈战略，核心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
这一年，马明哲信心十足，他说：“小胜靠机遇，中胜靠人才，大胜靠平台，长胜靠生态。”
互联网和通信重塑了这个时代，无论是家电企业如海尔、小米，还是金融企业如平安，还是互联网企业如阿里、腾讯，亦或是叮咚买菜、叮当快药，都开始向智慧云、物联网、Ai技术转型。
人们买菜、打车、上班、吃饭、娱乐，都与20年前有着“判若隔世”的感觉。
3
第三次大周期：2019年—未来20年
风口浪尖上的蓄势待发
自2019年以来，有企业家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几乎消失殆尽，互联网的创新也进入尾声，摩尔定律失效，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
实际上，中国站在了“第三次大周期”的风口浪尖上。
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1万美元。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达到这一标准之后，后续的发展都是以国内需求为主，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这两年，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西方国家加快了“去中国化”步伐”，他们认为，中国的生产现在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多元化。
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衰退，外需萎缩，未来5年到10年，全球经济恐怕是一个低速期。全球化出现“卡脖子”“断供”等压力。所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现实需要，也符合发展规律。
数据证明了这一切：
2007年，粗略计算下，每100块钱GDP中，有35块是出口，而同时我们又进口了25块钱，那么我们净出口是10块钱，也就是10%；
到了2019年，进出口基本持平，每100块钱GDP有17块是出口，进口是16块钱多一点，净出口大约是1%。
这几年，中国一直在调整经济结构。
这样一个关键节点，必然会带来大幅增长机会。
第三次大周期，最大的增长红利，就来自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中国将释放巨大的“结构性潜能”。
什么叫“结构性潜能”?
中国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拥有巨大潜能。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追赶和跟跑的潜能。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而发达经济体是4万美元左右，美国是6万多美元，这中间有3万美元的差距。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中国应该做、但尚未做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
另一个是新涌现出的潜能，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主要是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绿色经济等。
这个时期的企业，要求更多地科技赋能、城市化布局、本土化意识。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以代表性企业平安、华为为例，他们早已成为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典型例子。
深圳本身就是高科技的标杆性城市，华为的5G技术、AI技术，已经到了探索无人区的境地。
平安集团的模式也是与城市深度融合。32年来，平安从产品、服务、渠道等多个领域创造了行业第一，服务了2.1亿个人客户和5.79亿互联网用户。
平安集团推行“金融+生态”战略，在金融科技、医疗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许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比如说它深度布局的医疗健康生态圈，已经建立了五大数据库，积累3.46亿医疗服务用户，覆盖近两万医疗机构、45万医生以及1000家全球合作医院网络。
深圳是一个智慧城市，平安集团为深圳打造了一个“i深圳”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集成近8000项服务事项，其中260项可以实时核验、自动审批，实现95%的个人服务、70%的企业服务线上办理。
另外，平安还协同深圳多个委办局打造了智慧环保、智慧法院、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财政等多个一体化平台，构建了优政、兴业、惠民的智慧城市生态，助力深圳成为城市治理现代化先行示范样本。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0月，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在表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时，马明哲能够入选的原因。
对于第三轮大周期，我们至少要有3点清醒的认识：
第一，市场主要靠自己，对本地化的理解越来越重要；
第二，资本主要靠自己，未来我们很多上市公司，包括一些高科技公司，要想方设法在中国香港、上海A股或深圳上市；
第三，更多的科学技术和商业创新得靠自己。
同样，要想实现突破，也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释放潜在的国内需求；二是要做好资金循环；三是要抓住未来10年全球科技创新的机遇。
什么叫“释放潜在需求”呢？
按照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的说法，我们现在是“10+4”的问题。我们有10亿人没有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这个阶段，这10亿人口中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没有坐过高铁、家里没有空调、冬天甚至没有暖气。
这10亿人，要让他们需求上升，就是要城镇化。
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4亿人口，他们对于公共服务的更多需求还没有完成，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基本住房——有些人还没有合适的房子。在这几个方面，公共政策必须要发力。
企业有3个发力方向：
1. 关注本地化成长
要想释放结构性潜力，就要帮助本土的企业、人民发展。
以平安集团为例，它能成为市值第一的金融企业的企业，有其必然逻辑。截至2020年末，平安的保险资金累计向实体经济投入超5万亿元，覆盖能源、港口等重要基础设施，其发展基金，也用来精准支持农村水电、养老社区、长租公寓等民生工程。
在扶持民营企业方面，平安集团大有作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平安银行授信总融资额3.87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5.6%。其中，新增投放民营企业贷款客户占新增投放企业贷款客户达70%以上，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10%。
华为也是一样，它的关注重点在于国内的教育和基础研究。华为这几年，捐建小学、与大学一起科研，与教育部搞产学合作，这也是对本土成长的关注。
2. 关注都市圈和城市群
未来五年，中国将出现一批2000-3000万人的大型城市聚集群，这些城市经济带的总数会超过20个，聚集中国5-6亿人口和大部分的生产消费能力。
中国有11个东部省份和8个中部省份，这意味着每个区域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区域经济中心。
未来真正的机会就藏在这些区域经济之中。
3. 未来的企业要有价值观
中国的企业走到今天，一定要有价值观。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脱贫攻坚战的成功，得益于无数企业的助力。
马明哲荣获“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主要贡献就在于平安集团的“三村工程”。这一工程成立3年来，累计发放扶贫资金265亿元，惠及73万贫困人口，援建升级乡村卫生所1210所，培训村医11175名，援建升级乡村学校1054所，培训乡村教师14037名，受益学生达30万人。
另外，今年疫情期间，企业家们奔赴一线，捐款捐物，事迹感人。他们不是因为做大了，才关注国计民生，而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格局和情怀，才能够做大。
第三次大周期已经来临，它是基于规则和制度的开放、基于中国经济的长期韧性，以及基于中国的“结构性红利”增长潜力的。
尽管在短期内仍有挫折和迷茫，但是基于长远来看，中国站在了蓄势爆发的风口浪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