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苏嵘：她是社区女版“李云龙”
在京参加表彰大会回沪是晚上，家人早已呼呼大睡。“在他们看来，我都能当劳模，全世界就都是劳模了！”苏嵘哈哈大笑了起来，又放低声音偷偷说，“别看我在社区跑得欢，在家里我可会偷懒了。”
1972年出生的苏嵘是田林街道长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在基层做社工已经18年，因为脾气爽朗，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苏大侠”。
“我运气好，硬骨头总是被我啃。”徐汇区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恰出现在苏嵘负责的小区，这是上海最早的确诊病例之一，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
那会儿各类防疫物资已经非常紧张，学医出身的苏嵘，从家里拿了两件雨披，戴着口罩，带上消毒水，就去帮这家人收垃圾，然后骑着助动车风风火火就冲到医院给病患送物资。结果，放下“物资”刚离开的苏嵘就接到了病患的电话：原来“一顿操作猛如虎”的她，把垃圾放在了医院，把物资又带了回来。
刚开始确实有些惊慌，但“苏大侠”很快镇定下来，“经历过非典和禽流感，谁还没个半桶水？”
回来后，她第一时间给社区所有居委干部打了电话——“都回来！党员和男人先上，但我是第一梯队小队长。我倒下了，你们都是第二梯队队长！”
一场轰轰烈烈的社区防疫战就此打响，苏嵘100多天基本没有休过假。这位从小在西北长大，20多岁来到上海，说话嗓门大、音调高，做事雷厉风行的女书记，展现出了自己细腻的一面。
患者家属自己带着孩子居家隔离，苏嵘判断出其心里一定很紧张。她用自创的社区工作“土办法”安慰家属——“每天晚上，我都打电话唱歌给对方听，不管我唱得好不好，先听了再说嘛。”
最初苏嵘唱的是沪剧经典选段《为你打开一扇窗》和讲述红军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唱到“横断山，路难行”的歌词，苏嵘一想不对，这不是加重心理负担吗？她立马又换成了网络上最流行的《左手指月》《火红的萨日朗》，还给孩子唱起了《蓝精灵》。苏嵘煞有介事地命名，这叫“心理慰藉法”。
给患者家属送物资，她说自己就像一个“小偷”一样，弯着腰悄悄地爬上楼，“想保护他们的隐私，他们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而且也不想给其他居民们造成恐慌。”
一开始有社区干部有畏难情绪，不愿意帮忙参加社区的消毒工作。苏嵘没有单刀直入做思想教育工作，相反，每次消毒时，她不仅自己冲在第一线，还鼓励社区干部和社区里各处盛开的花朵“自拍”，还把照片天天发在了工作群里。一方面，让所有居民都能看到，居委干部一直都在；另一方面，那些从来没有“自拍照”的社区干部，后来也红着脸要求加入队伍。
“这叫欲擒故纵。”苏嵘说。
后来，不管哪个居委有疑问，都第一个给苏嵘打电话。一次，隔壁居委也发现一位确诊病例，苏嵘来到医院看到社区工作人员要进病房，防护设备却一般，就拿了个马甲袋套在了对方头上。“没问题，随时随刻，我就是你们的12345。”苏嵘说。
经历了数个小区工作的苏嵘，在当地干部群众看来，特别善于“处理矛盾”。而苏嵘的秘诀就是：只要能给居民做事，任何人她都可以去“理论理论”。
2004年以来，苏嵘先后担任了5个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每个都是矛盾较多的“硬骨头”。有个小区路面因先期设计缺陷，年久失修致使主干道坑坑洼洼，物业和业委会因此矛盾重重。居委、物业、业委会俗称为居民区里的“三驾马车”，三匹马各跑一方，问题不得不一再搁置。
苏嵘不理会这些困难，进社区党员、困难家庭、居民骨干家中，哪个人最和居委“对着干”，她就先从哪里下手。三个月里走了一百多户，在矛盾最集中的几个居民身上就花了三四百个小时。有个业委会的成员出于私利，始终不愿意配合，苏嵘和居委、业委会偷偷拉了个小群，定下“军令状”：一晚上必须把群扩大到150人以上，在群里收集业主们的同意书。结果，还真让她干成了！
“非典”时苏嵘只有30岁出头，让她在居民区“一战成名”的是与一位美籍高管的“较量”。这名高管最初并不配合社区防疫，苏嵘义正词严地说：“请你戴上口罩再跟我对话。”对方被苏嵘的气势折服，问她是谁。在得到“我是一名中国社区工作者”的回答后，这位美籍高管感叹：“中国社工了不起。”
曾获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苏嵘也算是一个社区名人了，“生活有什么变化吗？”记者问她。
“荣誉多了，请我出去讲课的人就多了；讲课费多了，就能给居民做更多公益了。因为‘买汰烧’都是老公承担，所以工资是要严格交给他的。”苏嵘又爽朗地笑起来。
“80后”方进：公交车界的“一拳”超人
一天3个来回，每个来回有49个站台，共计147个公交站点，每次公交车停靠进站，车身离站台都精准保持“一拳”的距离。
作为上海最知名的红色公交线路71路的“一号车”司机，方进时刻把这个标准放在心里：这个距离，可以让乘客更方便地上下车。
公交车司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背后是深入骨髓的细致，最终形成一种“肌肉记忆”，这就是属于方进的“匠心”。
从最早过弯需要站起来才能扭动方向盘的汽油车，到驾驶柴油车、“辫子车”（电车），再到现在的中运量新能源电车，1982年出生的方进已经是开了16年公交车的“老司机”。
1949年就曾开出线路、2017年重新开启的71路，沿途经过上海不少知名红色地标，是公交车司机都希望开行的线路，考核标准自然苛刻：需要5年以上驾龄、30万公里安全里程，还有年龄限制。
即便是像方进这样的“老司机”，依然要重新学起——考电车的N驾照、练车、背熟交通法规，“1400个题目重新学一遍”。
这还只是个开始。
晚上11点半运营结束后，到第二天凌晨4点半发车，中间的5个小时才是“新手”做任务的机会。电门的走向、站台的位置……18米的公交车像巨龙一样，如果站台有弧度，怎么把“车屁股”甩进去，更是技术活，每人每晚可能只能轮到一个小时练车。
这一小时对于方进来说特别宝贵。为了能通过考核，连续一个月，他都在夜间练车，力求每次都能“一拳”到位。
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师傅、另一位“劳模”徐美玲。
徐师傅有个百宝袋，里面装着针线包、晕车药等物品。起初，方进搞不明白：公交售票员，带这些干什么？有一次，一位白领在车厢满脸通红，做起“金鸡独立”的动作，徐师傅从百宝袋里掏出创可贴递上——原来，这位白领的脚被高跟鞋磨破了，正需要创可贴。
让顾客感受到无声的关照，这是方进从师傅身上学到的特质。
于是他自己设计了大量为乘客省心的“奇招”：老年人上车后掏卡不安全，就为他们设计出挂脖式的收缩卡套；上下车的台阶上，贴满了反光的条幅和防滑条；途经盲童学校，他就把车门精准对准校门接盲童上下。
因为这些特别的“关照”，那些随机走上这辆车的乘客，好像也无意间走进了方进的人生：家里有喜事，老乘客可能会留一盒喜蛋、一包喜烟在调度站；水果摊主感受到了照顾，偷偷地在调度站留下了一箱水果……
最戏剧性的是，几年前的一天，一位老太太问他“谈恋爱”了吗？方进说没有。没几天，老太太递给他一张纸条，说她带着女儿乘过方进的车了，这是她女儿的QQ号，希望他联系。如今，这位乘客已经成了方进孩子的妈妈。
“做老百姓的专职司机”，在方进看来，这就是能让人快乐一辈子的事情。
所有的71路公交车司机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每周六早上7点前后的吴宝路公交站，都要掐着点，尽量等候一位固定的乘客。
这样的举动，方进已经坚持两年了。每到那时，一位已过半百的阿姨会推着轮椅，送她的儿子去武警医院做血透。如果公交车快到，远远地，方进看到这位阿姨还没到达站台，就有意识地放慢车速，多等一个红灯，让她能推过来、搭上车。
方进至今不知道这位阿姨的名字，阿姨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每次总能准时上车。
“来自陌生人不经意间的一丝温暖，这就是家门口的公交车吧。”方进说。
“70后”王承：瑞典同事说我是“Chinese Hero”（中国英雄）
要去北京参加表彰大会，王承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和瑞典籍店长安迪解释自己的请假理由。同事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安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劳模就是Chinese Hero（中国英雄）。”以至于参加表彰大会回来，安迪听说王承带着几位同期的劳模到公司交流，就来要求合影，因为这是一支“Chinese Heroes Team（中国英雄联盟）”。
王承是上海宜家家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安全风险经理，迄今在宜家工作15年。入职时，这家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间不久，“宜家是一个内循环，以往对外部的依赖度很低。相当于企业最初就是关门关窗的，慢慢地才愿意请你来坐坐。”王承说。
在王承看来，工会不是一个只搞搞文体活动、群众喜闻乐见就行的地方，而是一个让职工发声，在合理场合提出合理诉求的平台。
刚到工会任职不到一年，在职工的支持下，王承就有了一个“出圈”的想法：他决定代表工会、代表职工，向公司行政方提出开展集体协商的建议。
当时，店长是一位法国籍店长，他对工会的文体活动比较支持，但对中国工会工作带有偏见。不出所料，管理层婉转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权益谈判，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换位思考，资方的许多顾虑，也并非有意刁难。王承收集了大量数据、事例和政策法规，一次次寻求和管理层沟通，抓住一切可能探讨集体协商的优势与必要性的机会。管理层最终坐到了谈判桌前，和王承以及职工代表们进行平等协商。
王承有理有据地详述提高工作效率、职工满意度的重要性，并介绍了职工对改善企业经营的众多建议。很快，资方认识到，谈判过程中职工并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不是来搞对抗的”，无论对于企业还是职工，签订集体合同都是一种互利共赢。
2012年5月29日，宜家家居有限公司签订了华东地区首份集体合同，覆盖了上海宜家位于徐汇、浦东北蔡两家商场的750名职工。在这份来之不易的集体合同里，连为每一位女收银员订做小尺码的安全鞋等细节，都写在了里面，成为维护宜家职工合法权益的一道有效屏障。
从交流、到交锋、再到交融，如今，全中国的宜家商场都已陆续成立了工会并与职工签订了集体合同。
借助这样“一手拉企业，一手拉员工”的做法，王承有了一个更“出圈”的想法：利用工会等平台，让企业和居民、社区更深度地融合起来。
宜家家居所在的徐汇区田林街道，成立于1985年，居民区的很多基础设施相对比较陈旧，无法满足周边居民的需求。
“能不能把宜家搬到社区里去？”
老城区停车难？协调之下，宜家徐汇商场夜间向居民们开放地下停车库，提供“潮汐式”停车服务；
企业自建“爱心妈咪小屋”有难度？就把宜家设计师送入市总工会的公益项目训练营里手把手教，贴心地为企业设计分星级的建设“菜单”，让企业可按样板间“点菜”，优先配送安装，如今已有2000余家企业加入“爱心套餐”。
在王承看来，“出圈”的前提条件是“双赢”，找到企业和社区深度融合的平衡点。如今，宜家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部分，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各种综合治理工作中。
在街道的支持下，王承组织挑选了几位熟悉宜家产品的同事，一个居委一个居委地走访、测量，了解社区工作的需要，匹配适合社区的设计风格、价位。田林街道的一些邻里小汇、党建服务站、居民区活动室，有了全新的公共“客厅”设计，打破了原有行政化的模式，用开放、互动的方式，打造了一个“家外之家”。
“宜家的愿景一直是：为大众创造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我们希望企业愿景能和实实在在的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让外资企业和社区深度融合起来、共同发展、共建共享。”王承说。
“90后”陈庆云：70年只爱一种化学元素
在田林十村一栋老房子的顶层，一对老夫妻的房子尤为安静，他们很少出来遛弯，屋子里也鲜有声响。邻居们并不知道，这里住的陈庆云院士是我国有机氟化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
陈老今年已经91岁了，却依然每周二、四、五的上午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上班，带博士、硕士，做课题，看文献，帮助学生修改开题报告，全程参加组会。其余大部分时间，他就安静地待在房间研读氟化学方面的文献，从20多岁到如今，陈老已经坚持氟化学研究近70年。
1956年，陈庆云前往莫斯科留学，攻读副博士学位。在没有进入实验室前，老师一对一教他俄文。那会儿正好赶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跟老师学的第一个词就是“人造卫星”。
“那时我就感到，国家实力和科技创新密切关联，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基础研究。”陈庆云说。
上世纪50年代，“两弹一星”工程所需新型化工材料——氟橡胶，可以用于航空、导弹、火箭等尖端技术和仪器、机械等工业领域，美国杜邦1948年就已成功实现商业化生产，但对中国一直进行封锁。
回国后，陈庆云所负责的，就是氟橡胶中一个成分的获取方法。那时，这一成分需要电解制作，费劲费力气。在陈庆云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两三年后找到了新办法。直到今天，全世界都还在使用这一新方法进行合成。
尽管科研成果已经从实验室走到了工厂，但陈老依然时常谈起自己的两大遗憾：一是理论方面的储备不够，如果再上一次大学，一定把物理和数学等基础学科学得再深一点；二是应用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他看来，基础研究的“最先一公里”很重要，有效衔接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同等重要。数十年来，他一直和自己的学生强调，“终究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东西才可以”。
“我到杜邦去参观，夸他们干得好，他们说我们老板有钱，挣来的钱不是满足于今年赚钱、明年赚钱，而是投入下去，十年以后赚大钱。所以杜邦厉害啊，不赚小钱。”陈庆云说，我们现在的基础研究，也得同步考虑怎么转化应用，“科研最终要从瓶瓶罐罐，走到工厂里去，走到对国民经济起作用的地方去。”
2017年，一位爱尔兰化学家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详细介绍陈老开发的一种化学试剂“陈试剂”的研究和应用情况，作者认为这一有效的试剂没能得到充分利用，希望通过评述让更多读者注意到。
看到文章，陈老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研究被国际同行关注而高兴，反而忧心忡忡，“文章说‘陈试剂’是被遗忘了的试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是，从基础研究走向工厂应用，中间还有很多阻碍要突破。这些困难，是每一个科研人都需要去攻克的。”
在陈老和团队长达70年的持续努力下，到本世纪初，国外的同行给了上海研究“氟”的团队一个特别的称号——“上海氟化学”。只要是这一领域的同行，都知道这支力量强悍的研究团队。
“我们做学术研究有三个‘金标准’：The first，你第一个发现的；The most，你做得最多；The best，你做得最好。”陈庆云说，团队中所有人都用这个“金标准”来要求自己。“最终，不看头衔、不求表彰，看的是有没有做原创性引领性的工作，在中国形成一个点一条线，甚至一个面，最终带动一个群体。”
陈庆云虽已退休多年，依然坚持参加各类学术会议，阅读最新的学术文献。在他的学生看来，陈老似乎是一个阅读量巨大的“百科全书”，当学生遇到问题，陈老可以一口说出哪个最新文献是和这个问题相关的。
“如果我一个星期没看文献，就会心里发慌。那么多新材料，就算不睡觉我也看不完啊！人活着就是要渴望新的知识，不然就没意思了。”陈庆云说。（记者周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