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政府近日宣布,镇雄县、会泽县等9个贫困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这个贫困县数量曾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历史性地告别了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
挪出穷窝、斩断穷根,云南实施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数十万贫困群众实现从深山到城镇的跨越。住进新房子、有了新产业,在贫困群众面前开启的,不仅有蒸蒸日上的新生活,还有广阔的奋斗新天地。
一方水土养活不好一方人,云南数十万贫困群众因此搬迁进城,不少县市出现千人甚至万人易地搬迁安置小区。这对当地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记者来到云南第一人口大县昭通市镇雄县,进小区、跑商铺,看易地搬迁户的新生计新生活。
人员培训、激发动力 农民工就业能力有提升
电商培训间隙,记者见到了母享镇后槽村贫困户陈付军。不拿一天260元的工资,他选了只有60元补助的培训。问他培训有没有用?“你不学,咋知道有没有用,有舍才有得。”
搬迁进城,以前视土地如命的陈付军改变了想法。“种玉米土豆,是不会饿到。但人被土地拴住,按一个工100元算,其实亏了。”
农村看似花销少,可之前水路不通,大量工作都需要人力完成。陈付军说,城里水电、交通费虽然自己掏,但不用操持,能腾出时间专心务工。
易地搬迁让陈付军有了打工收入,最近一年在工地的劳动则让他更有信心。“一开始,求着老板让我当普工,工价一天180元。现在一天260元,给少了可不干。”
“务工过程中,就业能力也随之提高。”县人社局局长王万辉表示,作为人口大县,务工收入占镇雄贫困人口收入的80%以上。
王万辉介绍,县里通过组织务工,不断提升服务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水平,有的干部甚至一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确保稳岗。“一开始‘保姆式服务’,现在得注意避免农民工过于依赖政府,要让他们尽快融入当地、独立发展。”
因为贫困,冯登友高二辍学。为了让3个儿子读书,他和妻子早早来县城租房打工。“家里的茅草房只剩下一根木梁,多亏了易地搬迁,才在城里有了房。”
如今儿子们一个考上教职、一个当兵、一个读研。家里条件改善,冯登友知道感恩,当了楼栋长,带着10多位贫困户在工地就近务工。“儿子出息,还有这么宽敞的房子,这不就是好日子?”
人口集聚、收入增加 生活服务业发展有空间
收入高了,钱也更敢花了。陈付军说,以前在村里,逢年过节才能给孩子买件衣服,现在四季都要添置,还得多买几件换洗。
“贫困户的支出,其实也是周围商户的收入。”旧府街道办副主任赵刚表示,易地搬迁安置点除了幼儿园、学校,还配建了商铺。
原先一个村二三十户,不需要小卖部。进了城,万人小区就需要超市。随着人口集聚,超市、理发店、餐馆等生活服务业发展起来。
年轻小伙雷嘉铭,就近创业开起了理发店。他坦言,头两年生意确实不好做。“年轻人还是外出务工的多,留下的老人、孩子基本不会做美容这样附加值高的项目。”
不过,他看好未来。“才搬迁进城,大家还在适应。过一两年,收入进一步提高,消费习惯改变,会更敢花钱。有的年轻人在外学了技术,也会像我这样选择回来发展。”
创业者的出现,也创造了更多就业。“我们店里有5个员工来自贫困户家庭,学徒工1个月收入1700—1800元,转正后3000—5000元。”雷嘉铭说。
理发店、饭店、超市、水果摊……人口集聚带来更多机会,但要在市场中生存并不容易。记者在农贸市场随机走访发现,商户生意有些差别。
蔬菜卖得还行,但水果店老板陈永国有点发愁。“山里老人没见过这么多水果,有次推销椰子,结果老人说不认得,不知道能不能吃,不敢买。”
干果倒是卖得不错。卖瓜子的翟长龙说,之所以卖瓜子,主要是因为保质期长,存得住。“整个市场,就我一家卖瓜子的。做啥买卖,还是得提前考虑清楚。”
烤鱼店老板反映,平时生意一般,节日期间一座难求。“年轻人过节回来喜欢聚餐,平时老人还是不舍得在外面吃饭。”
当地政府通过减免商铺租金的方式,扶持贫困户经商。“做生意得慢慢来,关键还是看未来。”雷嘉铭如今开了第二家店,也在安置点旁边。
人力充足、政策扶持 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前景
镇雄人孙良健,前不久从广东返乡,创办云南讯立通电子公司,主营数据线加工。
税收有优惠、政府补助部分贫困户工资,但他最看重的是劳动力资源。“在东部沿海,经常会出现有订单却招不到人的情况。”孙良健说,在老家,要多少工人,只要跟社区说,很快能就位。
镇雄的工人熟练程度有待提高,但孙良健觉得返乡办厂得坚持。“前两年稍亏点都行,先培养熟练工。”
同样选择返乡创业的还有云南中润服饰公司负责人彭聪。他说,4个车间分散在易地搬迁安置点周边,为的是方便留守妇女就近务工。厂里95%员工是留守妇女,一大半都是贫困户。“现在工人是稀缺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西部地区有前景。”
相对于东部,西部地区在政策上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加“欢迎”,房租等成本也下降明显。“物流成本略有上升,劳动力熟练程度也不比东部。但两三年后,随着劳动力水平提升,镇雄的服装加工业会更有优势,现在这里主要做中低端产品,三年后要逐渐发展中高端产品。”彭聪说。
在福建打工一个月收入7000多元,在家乡扶贫车间只能赚4000—5000元,可贫困户胡贵林还是选择留下。“能照顾俩孩子,都出去怕耽误他们教育。”雷嘉铭当年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流水线工人,可是觉得自己没法成长,最终转行美容美发。在旧府街道南苑社区党总支书记赵高彦看来,现在年轻人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选择工作,不仅看钱赚得多少,还要看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记者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