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辛亥革命109周年纪念日。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第一座里程碑。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是其留下的历史遗产和经验教训,启迪着先进的中国人寻找国家的新出路。
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毛泽东、陈独秀、朱德、董必武等。正是在这场革命中,他们经受战火的洗礼,产生民主革命思想,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弃笔从戎、投军报国的热血青年
1911年,革命风起云涌,长沙风雨欲来,立志救国救民的毛泽东成为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多次回忆这段经历,称自己“也是这许多人(革命者)里的一个小卒”。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到毛泽东就读的中学宣讲,号召师生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
毛泽东
师生们“每一个人都专心一意地听着”。会后,毛泽东毅然走上从军报国的革命道路,成了湖南新军的一名士兵。半年后“南北议和”,南京临时政府解散,毛泽东决定离开军队,继续回学校念书。
这段军旅生涯虽然只有半年,但却极大地启发了毛泽东,特别是让他对辛亥革命的失败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后来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广泛发动组织人民群众、以全新的理念建设人民军队,这都建立在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基础上。
陈独秀:辗转江淮、秘密革命的公学老师
辛亥革命运动初期,陈独秀作为青年爱国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洪流,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自1903年起,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就开始秘密联络安徽等地爱国志士筹建革命组织,虽屡遭镇压,却愈挫愈勇。他常常以教学身份为掩护,“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江淮南北,到处去物色革命的同志”。陈独秀等人的宣传鼓动效果显著,逐步在安徽地区革命新军中形成强大力量,是“安徽、江苏革命力量的母体”。
陈独秀
武昌起义后,安徽于当年11月宣布独立,陈独秀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但他的政治抱负很快因为革命失败而落空,只能在苦闷和反思中继续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4年,由于被当局列为第一“要犯”,陈独秀秘密逃往日本。他再次回国后,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飙。
朱德:满腔热忱、驰骋疆场的护国名将
1907年,已对革命怀抱憧憬的朱德进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学习,期间“秘密传阅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并在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后秘密加入同盟会。
朱德
武昌起义后,云南革命党人于10月30日发动昆明起义,朱德被讲武堂教官蔡锷指定为队官参与攻打总督府,并获成功。此后几年,朱德一直在蔡锷的领导下,“讨袁护国”出生入死,成长为“护国名将”。
后来,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了革命生涯的另一次重大转折。在延安时,回顾起辛亥革命时期的经历,朱德曾对史沫特莱说:“我知道我终于踏上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董必武:秘密战斗、不为功名的有志之士
1905年春,19岁的董必武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文普通学堂,接触到湖北革命党人刘静庵等,受到革命熏陶。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他确信中国只能走革命的道路求得自强自立,为此特改名“必武”以示革命决心。
武昌起义后,闻讯无比激动的董必武立即赶赴武昌,直接参加战斗。辛亥革命失败后,忧愤交加的董必武东渡日本,并参加了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此后,董必武受命回国秘密组织“倒袁”军事斗争,还以律师职业为掩护参与护法战争。
董必武参加辛亥革命时,曾给亲友写了一首诗:“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虽然革命热情不减,但斗争挫折也让他深思革命的出路,并最终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点出发,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