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文章《观察|歌手曲婉婷母亲张明杰案引发关注 境外不是资产转移的天堂》。起因是近日曲婉婷再次发文为母“喊冤”，引起众怒。

曲婉婷发文为母“喊冤” 激怒网友

近日，歌手曲婉婷在其社交平台发文，激怒了网友。有网友对其隔空喊话：“母亲被羁押后6年不敢回国一次，却在国外用赃款逍遥自在，这就是你的孝心吗？”

曲婉婷母亲张明杰曾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4年9月因涉嫌贪污、受贿与滥用职权罪被羁押，所涉金额高达3.5亿元，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中纪委：这样的干部必须严惩

中纪委网站在文章中指出，舆论关注此事，正是因为人们痛恨腐败分子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满足亲属子女奢靡生活。

现实中一些案例也正是如此，有的甚至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财产转移到境外，随时准备“跳船”，这样的领导干部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与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必须受到党纪国法严惩，为其违纪违法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向海外转移财产 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

今年6月，外逃加拿大的“红通人员”、原铁道部运输局营运部调研员（正处级）海涛回国投案。海涛于2013年1月外逃，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他在退休前十年就违规获得外国永久居住权，配偶子女均已加入外国国籍，是典型的“裸官”。

△“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海涛回国投案。

对于最终目的是出逃的腐败分子来说，将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是外逃的基本步骤，是其外逃的基础和目的之一。“百名红通人员”之一肖建明，在担任国有企业云锡集团董事长期间，涉嫌在国内收受大额贿赂，并利用职权安排亲属在云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冒领数额不菲的薪水。外逃之前，肖建明还通过各种手段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外，并在海外购置了房产，自以为已经“铺好后路”。

“裸官”更容易无所畏惧地贪财

“‘裸官’未必是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为贪官，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更容易有无所畏惧的贪欲。”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这样评价“裸官”。

对于配偶、子女定居国外的“裸官”而言，为支付家属在境外高额的生活开支，也更可能贪污受贿。部分“裸官”在把配偶、子女处心积虑送往国外后，通过各种方式将赃款转移至海外家人的名下，认为即便自己不慎“翻船”、外逃失败，也可牺牲一人而保家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工办原主任、经信委原副主任文民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滥用职权罪，一审获刑18年。在文民的诸多违纪违法行为中，便有他出于“爱子之心”，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为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女儿在墨尔本购置房产之举。同时，他还以其女儿名义，通过非正常业务流程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存在新加坡华侨银行，用以规避名下财产。

公职人员具有申报境外存款的法定义务

难道境外真的是转移赃款、隐瞒收入的乐土？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梳理相关报道可以发现，近来落马官员的罪名之中，“隐瞒境外存款”这一项并不罕见。如，原广东省公安厅警卫局局长陈荣贵因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九个月；上海机场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吴建融因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等等。

隐瞒境外存款罪给国家公职人员划出了明确的红线：境外不是法外，即使处心积虑将赃款转移到境外，到头来也只是给自己增加了一项罪名。

不止存款。按国家有关规定，公职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在国（境）外工作、生活和留学，及拥有境外银行存款、购置房产、投资等，都属于需要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必须向单位或组织申报。

让境内赃款“转不出”、境外赃款“追得回”

目前，我国追赃力度正持续加大，运用政府合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手段，对境外赃款进行查找、冻结、没收和返还，努力实现境内赃款“藏不住、转不出”，境外赃款“找得到、追得回”。

据统计，2014年至2020年6月，我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7831人，追回赃款196.54亿元；其中，国家监委成立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3848人，追回赃款99.11亿元，追回人数、追赃金额同比均大幅增长，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追逃追赃领域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