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在周公庙遗址实习时，清理一个史前房址的地面与灶坑。

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上，惟妙惟肖的青铜编钟底座，吸引了小观众。

在北大学考古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记者采访了3位从北大考古学本科一路读到博士的燕园学子，他们讲述了在这个“冷门”专业中的求学故事。

■ 硬核课堂

探索中外上下几千年

“十年，我见证了考古专业从‘调剂专业’到‘网红专业’的历程。”与部分同学被调剂到考古专业不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奚牧凉是主动为之。他是理科生，高考时无法直接报考古专业，于是先选择了文物建筑专业，刚入学就申请转至考古专业，“幸好，开明的学院批准了申请，让我圆了考古梦。”

北大考古实力相当“硬核”，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在全国排名第一。这里的课程体系设置丰富而完备。奚牧凉说，对于本科生，除了常见的公共必修课、通识课以及中外历史、考古学导论、博物馆学概论、古典文献学基础等学科基础课程之外，“硬核”专业课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前人挖出来什么东西”，即中国考古发现成就，主要是《中国考古学》。课程从旧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时代大致分为6个时间段，三个学期内，6位老师将带来6次课程。还有多种专题类课程，包括《中国古代陶瓷》《中国古代青铜器》《丝绸之路考古》《地中海考古》等。第二类是“怎么挖”，主要是从事考古工作相关的理论、方法技术类课程，包括《田野考古技术专题》《动物考古》等。第三类是“真刀真枪地去挖”，主要是田野考古实习，12学分的课程，持续一学期，安排在大三。

来自河南商丘的卢亚辉2009年考入北大。他坦言，入学前只从电视栏目中零星获取了一些知识，“选择考古，更多是出于圆梦北大的现实考虑。”入学后，卢亚辉发现，可以聆听名师讲授丝绸之路上下几千年的考古往事，也有机会了解专家对周原汉墓的新看法，还能向老师请教版本目录的艰深学问。因为学院隶属于北大人文学部，很多学部内文史哲课程可供自由选择，例如《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哲学》《西方文明史导论》等。“如果学有余力，还可以去历史系、中文系、社会学系等兄弟院系‘蹭课’，扩展自己的知识眼界。”在本科和博士阶段，卢亚辉自己就旁听了不少历史系的课程。

■ 组团“挖土”

见证地下文物“重见天日”

在北大学考古，若论最难忘、最独特的经历，非田野考古实习莫属，这是延续60多年的老传统。如今，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已在陕西等多个“文物大省”建立了14个考古实习基地，每一届考古专业的本科生前往基地，大家戏称组团“挖土”。

据统计，自1990年国家文物局开始评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以来，北大师生参与的重要考古发现已达34项，位居全国高校首位。对田野考古的重视和大力投入，让北大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田野考古课程中独树一帜。不少学生就是在考古实习中，见证了地下文物的重见天日。2003年年底，北大师生在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附近意外地发现了两片先周时期的甲骨文，是我国首次发现的龟背甲骨，上面刻画的文字多达50余个，刷新了在此之前全国在一片甲骨上发现32字的纪录。2014年，同样是在陕西，由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周原遗址考古发现一套豪华的“青铜马车”，堪称西周“第一豪车”。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徐斐宏大三时，也曾在周公庙遗址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当时，发掘区被划分为一个个整齐的5×5米的方块，名为探方。每位实习生都变身“探长”，既要俯身刮土，又要静坐绘图。他们要根据土质、土色等信息，仔细辨别待发掘的遗迹单位，透过蛛丝马迹确定下一步发掘计划，并完整记录相关信息。

“我的探方比较复杂，涉及20多个不同时期的灰坑，指导老师的要求也很严格。理清探方里各个遗迹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挖明白’，的确费了不小的功夫。”徐斐宏认为，收获也很大，“能接受这样系统、完整的田野考古训练，令人非常难忘，是一笔能受用终身的财富。”

奚牧凉的实习地在山东东平陵，他解释，这里过去是一处城址，相当于汉代济南郡国衙署所在地，他们的任务是发掘配殿建筑。他的探方里发掘出了一份类似石磨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柱础石，虽不起眼，但是连续好几个探方都挖出了柱础石，联系起来就有价值了，它标示出这个房子的柱网结构。”就连小小的铺地砖也有用处，铺地砖的朝向与建筑走向类似，代表建筑的位置。

古代建筑的柱础分为明础、暗础，开工前，指导老师叮嘱，如果有坑预示可能是暗础，千万不能挖没了。为此，奚牧凉花了很长时间观察土层，以辨别是否有坑，“后来证明是明础，我如释重负。”他说，通过这次发掘，了解到了汉代建筑结构特点，借助遗址布局，可以研究宫殿与城址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考古实习，是一道分水岭，更是试金石。有人结束实习，毅然决定转行，也有人继续跋涉。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当年正是参加北大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带领的田野实习时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与之结缘。她说：“我来敦煌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几十年后的2006年，她完成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初稿后，还专门送给宿白先生过目。

■ “江湖”期待

全能型考古“后浪”

在北大学考古，徐斐宏认为，不仅收获了学识，思维方式也得以训练。他说，开展考古，首先需要明确研究对象的基本时空关系，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地层学与类型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此为基础，再以相互联系的视角考察遗迹遗物，“不光是考古，干其他行业或者很多具体的工作，都可以应用这种思维方法，这一招听起来简单，但是很实用。”

燕园求学十载，除了学术的熏陶与人文的浸润，卢亚辉认为，自己还深刻体会了两个字——坚持，“是像樊锦诗先生一辈子对一件事的坚持；是自我学术训练，遵守学术规范的坚持；是做好学术规划，驰骋于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聚焦重大学术问题的坚持；是潜心学术，耐得住寂寞的坚持。”卢亚辉如今已成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青年学者，他像许多前辈一样，执笔著文，为历史写生。

至于网友们担心的没“钱途”，卢亚辉并不赞同，优秀的学生可以在高校和科研机构里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亦可以在田野里挥舞手铲，释无字天书。

奚牧凉的博士研究方向相当小众，聚焦于公众考古、文化遗产与社会关系。他开玩笑，与考古相比，“这个方向更孤独”。身为“90后”的他，找到了新的研究工具，他创办了公众号“挖啥呢”，从事考古相关的科普，分享考古圈日常，也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并借此观察社会现象。他还关注抖音上的文化遗产和考古，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背后可能映射着当代社会对于政治、集体心态和历史的态度。”

“我们有幸见证一个中国考古转型的大时代，有着无数学科增长点亟待年轻人挥洒才智。”奚牧凉分析，目前，中国考古的前景也绝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唯一一种模式了，传统的考古学生少有通晓理科者，但现在几乎每个考古流程都仰赖科技的帮助，酷酷的考古极客会越来越吃香；考古在社会公众间越来越热，但真正擅长传播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的‘社会人’，仍屈指可数、被千呼万唤；更深层次的，还有那种精通外文、放眼世界的综合性人才，他们关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思考中国考古之于世界考古理论与方法流变的位置，甚至在未来他们之中就有人将重构中国考古的学科范式。他说，这些都是钟同学等“后浪”们大有可为的方向。（记者 任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