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野博物馆藏唐灰陶莲瓣形三足砚

彩绘陶乐舞俑

开放、包容，无疑是唐王朝屡屡被贴上的鲜明标签。那么，其开放程度到底若何，恐怕惟有彼时生活在唐朝的人最有发言权，尤其那些“漂”在异乡的外国人，感受更真切。

最近，长沙博物馆、广东松山湖望野博物馆线上、线下同步推出“粟特人在大唐——洛阳博物馆藏唐代文物”“踏波东来——遣唐使的回忆”两大特展，再加上国家博物馆网上展厅的“大唐风华”，不约而同地通过那些或长或短驻留唐朝的异乡人之眼，带人们梦回大唐，了解繁华背后的诸多故事。

“粟特人在大唐——洛阳博物馆藏唐代文物”特展呈现的文物，多来自唐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其中的安菩墓志，被视为该墓出土文物中最珍贵的一件。据墓志铭记载，安菩是来自安国的粟特人，父亲曾是安国的“大首领”，唐灭东突厥后，率部归附唐朝。安菩“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曾受命率部从唐军北征“北狄”，“以一当千，独扫蜂飞之众”。

汉初，匈奴破月氏，月氏弃故地河西昭武（今甘肃临泽），进入中亚粟特地域（今泽拉夫善河流域一带），形成诸粟特城邦，包括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等国，统称“昭武九姓”，唐朝称他们“九姓胡”或者“胡”，西方则称之为“粟特”。安菩之妻何氏为何国人。

安菩的墓志铭虽仅400余言，但信息量巨大，其中还记载了安菩的儿子安金藏在母亲何氏去世后，“痛贯深慈，膝下难舍；毁不自灭，独守母坟；爱尽生前，敬移殁后”，以及安菩嗣子“游骑将军胡子、金刚等，罔极难追，屺岵兴恋。”安金藏又于公元709年迁父亲安菩尸骨往洛阳与母亲合葬，建造了安菩夫妇墓。此次展出的大批唐三彩陶俑，即是该墓出土的陪葬品。父母去世后，安金藏均按中原礼俗进行安葬，由此可见其汉化之深。

展览中还有一件出土于洛阳李楼乡的大秦景教石经幢，此经幢来自“安国安氏太夫人”墓的神道，反映出安菩家族急切汉化的同时，另一部分粟特人仍保持多元宗教信仰的现象，体现出唐代文化的包容景象。

安菩家族的汉化或许有深层的时代背景。来唐“使节”常常是来华贸易的商人。唐王朝对他们无一例外给予交通及住宿的优待，当他们要返回本国时，鸿胪寺和典客署还要欢送，并赠予数量相当可观的礼物。

对于已经归附的胡人，唐朝规定“不得入蕃”，也就是说，来了唐朝就是唐朝人，别想再回去了。由此可见，对于已经归附了唐朝的安菩家族，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一条：加速融入大唐。

从出土文物看，安菩家族融入唐朝的过程相当有声有色，十分欢乐。展览中有不少彩绘乐俑、舞俑、三彩伶俑、三彩骑马俑，甚至还有罗马金币，反映了安菩、安金藏生活的唐代社会，胡乐胡舞等西域艺术的流行。可以说，粟特人是奏着胡乐、跳着胡舞，马球场上潇洒奔腾着，甚至沐浴着旧邦的宗教信仰，是在唐朝人“胡姬美如花，当垆笑春风”的欣赏与追捧中融入大唐的。

国家博物馆“大唐风华”展中的韩休墓壁画《乐舞图》，更是直观展现了唐代的对外开放程度。《乐舞图》上，一边是胡人男乐、一边是唐朝女乐，两支乐队各派一人合乐起舞，与其说是联欢，不如说是在斗乐、斗舞。一边是横抱琵琶，一边是笙管齐鸣，女舞衣袖款款，男舞眉飞色舞，俨然是唐代的中西乐舞比赛。东土与西域，在乐律舞影中交流互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各得其所，日渐交融，共同创造了一座唐代文化的高峰。

“踏波东来——遣唐使的回忆”也展出了一块墓志原石，即首次展出的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的鸿胪寺丞李训墓志原石。墓志石落款为“朝臣备书”。朝臣备，一般认为即先后作为留学生和遣唐使来到唐朝的吉备真备，曾入唐留学18年，与阿倍仲麻吕为同学。墓主李训担任主管接待外国人的鸿胪寺丞，而鸿胪寺又是吉备真备长期学习的地方。也就是说，唐代的外交官的墓志铭由来自日本国的使者来书写，不管是不是墓主的遗愿，都让人看到了日本遣唐使与中国士大夫的互动之深入。正如阿倍仲麻吕与李白、王维等人同样结下的深厚情谊，均照见了唐朝对外开放的心态与格局。两国民众是否心灵相交、生死相牵，可以从侧面佐证一个时代开放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安禄山、史思明的粟特人血统，唐人认为此前胡风大行其道，实为不妥，由此出现“排胡”倾向，不少粟特人因此加速汉化。这一动向也体现在墓志的变化上，安菩墓志铭中，并不讳言家族粟特人的身份，墓石盖书“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对家族世系记述甚详。而安史之乱后，粟特人墓志普遍讳言出身，很多康氏粟特人巧妙地称自己是“会稽人”，不熟悉的人还以为是江南会稽，其实是河西粟特人聚居的瓜州地区也有个同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