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骆以军在被网络和技术打碎

的世界里一点一点拼凑着小说的意义

骆以军长篇小说作品：《匡超人》《女儿》《西夏旅馆》。

“殉道者”骆以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0.7.27总第957期《中国新闻周刊》

有着爽朗笑声的骆以军太擅长讲故事，再平淡的人和事经由他讲出，都会沾染上一层淡淡魔力，把庸常生活赋予别样意味。故事和故事之间连续而绵密，如同一千零一夜一般的奇幻世界层层嵌套，又无法与他的真实生活分开。

作家张悦然曾在一次对谈中半“吐槽”半羡慕地说起她的这位朋友，说他能把开车去机场迷路这件小事演绎成一个“鬼打墙”的精彩故事，得出的结论却是“千万不要相信骆以军的话”。

这些年，骆以军在作家、兼职教师、Facebook上的“搞笑相声演员”和居家男人的身份之间来回切换，虽然自认物质欲望并不强烈，但面对家人，他还是会对职业作家这份似乎已经衰落了的职业感到隐隐担忧。但他仍然有那个理想，就是希望和其他小说家一起，用手中的笔建造属于华人世界的中文“小说帝国”。

胯下开一个虫洞

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间，骆以军在台湾出版了《西夏旅馆》《女儿》《匡超人》三部长篇小说。或许是年轻时像“打NBA一样”过度消耗，这十年间，疾病成了常客，他得了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甚至还因为心肌梗塞当街晕倒。有一天，一个更奇怪且难以启齿的病找上门来：他的阴囊上破了一个洞，很长一段时间痛苦不堪，辗转多地求医才痊愈。

许多与骆以军同辈的华文世界的小说家都在四五十岁的时候生了奇怪的病，比如他的好朋友黄锦树、董启章都有此类经历。再加上作家邱妙津等人的自杀，身边同行的危机和自己身体的不断“垮塌”，让骆以军在写新作《匡超人》时，不断在心理上面临死亡的威胁，担心这本书“成为最后一本书”。

也是这段时间，骆以军偶遇了大学时启蒙自己阅读现代主义文学的老师、台湾诗人杨泽。他想不到当年如此先锋的老师，晚年竟然开始沉迷于另一个复杂神秘的、属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世界。杨泽带领他走街串巷，去探那些名头怪异的如同“鬼市”一般的老店，有茶馆、有中医理疗店，有时是去开开眼界，有时是去为治疗他身上那些“疑难杂症”。

杨泽提议骆以军多多接触属于东方系统的文学作品，因为据他观察，那些早早结束生命的青年作家，可能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吸收太多后现代的尖锐扭曲气息，“像一个运动员以违反原本生理构造的方式使用身体，或是一个英雄在被崇拜的同时，也必须献祭自己”。相反的是，那些沉浸在旧式系统中的文人都挺长寿。

后来，骆以军就干脆想象着，他身上那个难以启齿的“洞”，会不会像动画片《Keroro军曹》中的外星人，想攻打地球而设置了虫洞，但因为坐标计算错误，开在了地球人的“那个部位”？如果这个“洞”可以看到百年来中国人在“五四之后”心灵的混乱，可不可以用《西游记》、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呈现这个故事的动感？这个脑洞一开就停不下来，居然成为了《匡超人》最主要的灵感来源。

《匡超人》以《儒林外史》中原本才气德行兼具最终却沦为汲汲于名利的市侩小人匡超人为书名，集合肆意想象、戏仿，构筑了一个奇异的虚构世界。

骆以军身边还有一群称为“衰咖俱乐部”的中年老大哥们，他以小说家的好奇观察着他们，这些人也化身各种奇怪的面目出现在《匡超人》中——比如“老派”这个出镜率极高的角色。他写“老派们”的衰败，写这些老文人如《儒林外史》里的那个角色匡超人那样，在不断发展的大世界里学习和传播“混世界”“坑蒙拐骗”的技巧。

这一切又像索尔·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描写的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一样，是一种对经济突然爆发后人类生存状况的观察，只是地点换成了整个华人社会，时间变成了21世纪初。骆以军一直羡慕大陆作家如阿城、刘震云等人作品中对中国社会入木三分的描写。而他作为经验较为匮乏的作家，这一切在作品中都以变了形的奇幻面貌呈现。这部小说依然是信息量巨大，庞杂而跳跃的“骆以军风”，许多章节都可以单独拿出来当做短篇小说阅读。

读者对骆以军小说的内在相似性有过讨论，说他“一直在写同一本书”，而这句话，在骆以军看来反而是一种褒奖，“这句话蛮美的，我倒希望我的墓志铭上可以写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台湾《联合报》在授予《匡超人》文学大奖时这样评论：“以其强大的叙事引擎与绵密如病毒的语言，自《西夏旅馆》《女儿》《匡超人》，其所繁衍的‘骆以军崩坏体’至此修炼完备。”

骆以军和家人。图/受访者提供

观测复杂世界的“外星人后代”

祖籍安徽无为的骆以军是“外省二代”，现在在南京还有亲戚。他从小长大的台湾永和，只能算是个“暂时性老家”。

永和原来是个小镇，现在属于新北市的一个区，距离台北仅20分钟车程。它的巷弄像迷宫一样，有些甚至狭窄到只能一人通过。日据时期的老建筑层层叠叠，像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画面，又仿佛周星驰电影《功夫》中那种盘根错节的老居民区。现在他回老家看母亲，还能看到走过的慵懒猫咪，听到有人用黑胶唱机放着邓丽君的歌曲。

在与台北一线之隔的“中正桥”周围，最容易看到的是操着各种口音的、被骆以军形容成“外星人”的“外省老头”。到了大学他才明白，他是“外星人后代”。因此，这样静美又兼具烟火气的地方，由于历史感的缺失，注定也成不了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

骆以军的父亲是中文系教师，母亲是职业妇女，他没有张爱玲式的大家族亲戚关系，不懂复杂的人情世故，生活和情感经历都简单。他那奇诡复杂甚至充满禁忌的小说内容和他本人的真实面目似乎迥异。其背后的灵感搜集过程，是如同捷克作家赫拉巴尔一样的“人类采集者”，对一切兴趣盎然却又保持恰好的观测距离。

从作品的变化就能看出，网络在2010年以后成为骆以军的灵感来源之一。那年，从没碰过网络的骆以军，因为想知道大儿子每天“偷菜”是在干什么跑去触网，结果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和大儿子一样沉迷于“开心农场”，斥“巨资”在网上打造了一个豪华无比的农场。虽然这一事件以妻子对儿子发飙而告终，不过好处是他学会了打字和玩Facebook。

有段时间，网络甚至有点挤占骆以军的阅读时间，他对《鉴宝》《我是歌手》《最强大脑》《非诚勿扰》甚至《罗辑思维》等节目都了如指掌。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信息爆炸背后的副作用。他说，网络把小说所代表的人类复杂、多层次的感情都拆解掉了，那所有的悲伤、同情“如同一场烟花秀，炸一炸就没了”。

还有一种办法是去“偷”别人的人生。十几年前有一段时间，一个礼拜总有两到三天，骆以军会应邀和“老派”那样的老大哥们喝酒，与人聊天，有时回到家已经半夜两三点，第二天白天按部就班接送孩子、写作。但生病后那几年他不再过酒肉穿肠的日子，而是仿佛被迁移到宇宙的另一个维度：他会定期和老师杨泽去喝茶，听老店里那些上了岁数的店主神侃。

在一间牙医诊所里，骆以军第一次读到《上帝掷骰子吗？》这本科普读物，就迷上了薛定谔的猫、波粒二象性等物理问题。刘慈欣、韩松的科幻小说也让骆以军大呼过瘾，后来，他把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放进《女儿》《匡超人》这两部长篇之中。

骆以军总结出，小说家是最有角色意识的一群人，他们具有切换角色的自觉。他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小说是“基于对于观测人类存在形态的一种狂热”。所以，骆以军无论是看那些口水节目，还是读量子力学又或者看人喝酒吹牛，他感兴趣的无非都是那令人惊叹的复杂世界中的人。

小说没死，帝国仍在

高中时骆以军的角色是“小流氓”“坏人”，没人认为他会成为小说家，读大学后，“坏人”变成了醉心于文学的世界的“怪人”。20世纪90年代硕士毕业后，骆以军居然成为了少数那种没怎么上过班，就直接当上职业作家的人。

“坏人”一旦下定决心，就有着好学生一般的用功，他用手抄的办法将经典作品和词句硬生生刻入自己的大脑之中——他说抄书是为了克服自己的阅读障碍。他也一直坚持手写稿件。时至今日，他还能脱口引用经典作品中的内容。他把20岁下定决心进入这一行，苦练10年才进入的那种精神，形容为“殉道”。

如今在台湾，职业作家的生存比较艰难，出版市场几乎养不起一个纯文学作家。在骆以军身边的同辈或年轻一辈作家朋友中间，有人出过一两本书就销声匿迹；有人花许多年升到正教授之后才有时间写作；很多人没成家，或者结婚了迫于压力不要孩子。而他的上一辈作家对自己的职业似乎更有确定性，也更没有生存的压力。他借用了大江健三郎的说法表示，说到底，如今作家已不再是整个社会精神性的代言人——诸如动画片导演或者Lady GaGa之类的人物才是。

骆以军在大学兼职时接触到的一些年轻人，要花大力气去哄，他们才愿意去看看书。但他对这种状况十分理解，在他看来，小说是帝国的产物，而整个华文世界，无论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甚至不说中文的印度，早就在几百年前就被西方掠夺了。“人们必须要努力超时工作，已经没有足够的文明(基础)，去扩张他们心里的空间。”

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王德威曾定义过“华语文学”的含义，即以中国文学为坐标，在不同的地区、国家甚至不同文化的场域里面，以华语作为沟通的方式，以华语作为创作的媒介的文学。而在著作《当代小说二十家》中，王德威既论述了王安忆、莫言、叶兆言等大陆作家，朱天文、骆以军等台湾作家，也论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黄锦树、李永平等人。

骆以军就在这个华语文学的大框架之下展开写作，早年苦练内功，如今却面临文学乏人问津的窘境。但这些“小说传人”依旧想要透过文字建造属于华人的文字帝国。“希望能够进入到卡夫卡的场景中，进入到塞万提斯的故事中，也希望能跟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平起平坐。”骆以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曾经，台湾大学附近的那些精美、文艺气息浓厚的小咖啡馆是骆以军每天的工作室，如今，他的体力已经无法支撑在咖啡馆久坐，只能在每天的固定时间，在旅馆开个钟点房写作。但他和他为数不多的同侪，仍然日复一日，在被网络和技术打碎的世界里一点一点拼凑着小说的意义。正如同《匡超人》封底上写的那段话：“我希望自己能赎偿回年轻人对文学的希望，我希望人们在这相濡以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