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长春（闫寒 摄）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包学菊：
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最初是在一些文学赛事、网络平台上显露锋芒。随后，经由《收获》《作家》《小说月报》等纯文学刊物的肯定，逐渐以“新东北作家群”的姿态为人熟知。当他们集中化的叙事主题与美学风格不断被标记出来，读者特别是文学批评家对这一青年作家群体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期待。在他们笔下，有人看到“东北”，有人读出“先锋”，而很多与作家同时代的人，则欣喜于遇见了小说里的“父辈”，寻找到了再次理解那一代人的路径。走进双雪涛的《大师》《无赖》《飞行家》、班宇的《逍遥游》《盘锦豹子》《肃杀》《空中道路》、郑执的《仙症》等作品，故事中的父辈已然在场。如小说人物所言，这些曾经的车间工人、吊车司机、仓库管理员们沧桑半生。在国企改制时遭遇的种种挑战，成了他们中年后走不出去的层层壁垒。小说中的父辈几乎正在被遗忘和自我遗忘。但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辈”，看到的则是上一代人凭着韧性撑起生活，在困境中发出内心的光亮。所以，这些青年作家抛下外部的价值判断，更多地描写了父辈形象内在的精神力量，也让他们灵魂里灼热的尊严真正被注意到。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的小说《大师》以这个题目概括“父亲”的一生，就是在肯定这种精神的力量。父亲“黑毛”是类似阿城笔下“棋王”的人物，一生爱棋，下岗之后历经艰辛，但棋艺不沾染金钱，常给对手留机会，坚持着自己的底线。他在棋艺世界的强大和现实生活中的窘困形成反差。父亲接受了无腿云游和尚的挑战，在鏖战至胜负关头时，一个有意而为的“错误”让他落败了，但“他的眼睛从来没有这么亮过”。获胜前的刹那，仍有放手的智慧和成全对方的慈悲，这种内心的清明、高贵早已超出了输赢的方寸之间。班宇在《盘锦豹子》里将“姑父孙旭庭”的生活道路描画得蜿蜒曲折，虽然其中一些命运走向是人物自主选择的结果，但如每个卷入时代洪流的个体一样，在对庸常岁月的抵抗中，孙旭庭还是试图发出声响证明自己的存在。步入暮年的父辈在一次次爆发中捍卫着自己的尊严。郑执《仙症》中的父辈，以成色十足的爱恨，闯过生活的关口。他们可能会因为拒绝世俗的逻辑，而被定义为异于常人，但依然仰仗着智慧，支持自己走过半生，这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新东北作家群”还有一些作品，也是从自己的少年经历出发，回溯世纪末的父辈经验，让读者重新认识到“那代人是有力量的，即使是沉默的，比我们要有生命力，比我们笃定”。
班宇《逍遥游》有评论者谈及“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主题，称之为“一个迟到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亲自讲述，而是由他们的后代在近年开启。选择书写这样的主题，对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来说，首先是出于个体表达的需要。这批“80后”东北作家，大都经历过父辈下岗带来的生活变动，当成年后有能力回顾并辨明那段历史时，就想把自己当年的感受集中倾吐出来。于是，他们纷纷在文学上寻找安顿、纾解自己的出口。当然，在讲述“迟到的故事”时，东北作家们必然会与故事里那些真正的主角相遇，一个直面和理解父辈的入口也得以建立。感应到上一代人生命里的热烈、沉重，让成长中所需要的情感联结和精神力量在小说叙述中重新确认，“新东北作家群”的父辈形象也由此鲜明起来。更重要的是，“新东北作家群”超越了个人表达的有限性。他们对父辈的言说不仅是为自我发声，更是对东北及东北之外的普通人、对每一次席卷在时代潮涌里的普通人的言说。从亲缘和地缘视角中凝结出的人物，都是现实的隐喻。在时代大潮之中，如何拥有内心的尊严，如何面对自身的渺小，是他们想由父辈的故事发出的召唤和思考。他们“偏执地记录”，努力地让父辈们在小说里浮出历史地表，也是对自身文学使命和社会责任的承担。这些青年作家作为父辈记忆的共同体，郑重地将那一代人尘封的故事开启。而他们要表达的也正是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渴求，对群体关系重建的向往，以及发出时代仍须努力的信号。而当这些声音抵达读者心灵，“新东北作家群”也就实现了对自身一部分文学使命的完成。
长春一汽生活区 今昔对比
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青年作家在父辈身上发掘另类的诗意，在一个群体层面确定文学新的生长节点，这是近些年来他们对时代和人生的积极回应，也在新的意义上推动了“80后”这个概念的迭代更替。文坛上使用“80后”这个具有标签色彩的指称已经有二十年了，它几乎牢牢地与新世纪以来的青春文学捆绑在一起。但是，在那长得失控的青春叙述里，一些年轻作家把纯粹个人的内心倾诉、脆弱忧伤的成长体验、空洞的物质想象引向了虚无主义的情绪。在他们尝试突围的那段时间，更为年轻的“新东北作家群”则以自己的登场，开始将成熟的、有历史感和责任感的小说推向读者，转而铺垫了一个不同的文学格局。可以说，依旧是“80后”作家，但这一群体的内部更新正在进行。当文学叙述的丰富性、形象建构的深度与力度逐渐展开，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最终可以与任何代际的作家站在一起，而无需标签。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张维阳：近来备受关注的东北青年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以及与其行文风格近似的贾行家、赵松等人，以文学的方式对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东北城市进行了历史的重述。其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呈现了他们眼中东北城市在历史变迁中的样貌，记载了改革年代东北城市的兴衰，记录了那些大历史中个体的命运轨迹和情感记忆，表达了对普通小人物的关怀。这些作品的坦诚与真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广泛好评。但这些作品表现出的沉重与失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东北城市的坚韧，以及东北人的乐观与坚强，其对东北城市的书写，难以完整地还原改革年代的东北城市形象。
郑执《生吞》
书写东北城市所经历的困惑与疼痛这没有问题，但沉迷这样的书写，让东北的城市在作品中被列上迷惘的标签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文学、抚慰精神伤痛的文学，也需要面向未来的、充满力量的文学。因此，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东北城市文学的发展脉络，思索如何表现这些改革路上的代价、叙述老工业基地的重生，如何展现东北城市的朝气和希望，提炼和整合出东北复兴的精神能量，成为摆在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命题。相较于北京的正大气派与胡同气息、上海的洋场风貌与弄堂景观、成都的休闲从容与包容友善、深圳的狂飙突进与青春洋溢，文学中东北城市独特的气韵与风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
哈尔滨城市景观
作为黑土地之上成长起来的东北城市，有着不同于其他城市群的“独一份”的文化韵味与城市精神，我们可以感受到其边界与轮廓，但其内部结构还并不清晰，有必要对其进行文学的提炼、表现和建构。这样不仅可以彰显东北城市独特的地域色彩与文化魅力，也可以增加中国城市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这需要作家的辛勤劳作，也需要文学研究者的热情参与。希望通过作家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让东北城市文学和东北城市的形象与命运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使东北城市文学成为东北复兴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阅读原文请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