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娃”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身心有哪些特点？ 人生画卷如何展开？

　　鸡娃成年了，他们过得怎么样？

　　青春派面孔

　　从去年教育部出手整治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到今年新东方董老师直播带货火遍网络，教培机构的沉浮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资本助推教培崛起十几年，中国第一代被教培培养出的“鸡娃”们，现在成年了。

　　这些出生在世纪之交的年轻人，完整地经过教培机构的“填鸭式”教育，完整地在课外培训“军备竞赛”的氛围中成长。现在，他们的人生画卷将如何展开？他们的身心又有哪些特点？就此，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四个“鸡娃”成人的故事。

　　鸡娃代表1：被“鸡”太多年 已不能接受空闲下来

　　鸡娃档案：

　　姓名：朱迪

　　性别：女

　　职业/学业状态：知名大学在读研究生

　　被“鸡”时间：15年

　　“鸡娃”总花销：二十五六万

　　“鸡娃？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反正我从小就没有寒暑假和周末，一直到现在研究生快毕业了，没课的时候就会特别慌。”朱迪说，从这点来看，自己可能是被“打鸡血”了，而且“鸡血”的药效持续至今。

　　朱迪被打的第一针“鸡血”是在三岁。父母给话还没说利落的她报了少儿英语课外班，一年学费将近1万元。这个钱在多年前的河南驻马店，算得上是“舍得”。

　　四岁开始，舞蹈班、绘画班、书法班、古筝班，便占据了朱迪幼儿园以外的时间。小学入学后，朱迪开始有了“被鸡”的感觉，因为分数这个“卡尺”出现在了她的人生中。

　　三年级，母亲拉着朱迪去学了奥数，原因是她的数学成绩不如其他科成绩优秀——不能每次都拿100分。奥数班从三年级一直上到了初中。之后，母亲意识到数学不好还会影响物理、化学，于是在初一的暑假朱迪被送到了物理补习班。

　　直到高中文理分班后，朱迪才正式摆脱了对于自己如同“噩梦”一般的数理化，但高考的压力又接踵而来。临近高三，朱迪的父母从报纸上看到，有郑州的老师在文综备考方面有专长，随即带着她乘坐火车开始了往返于驻马店和郑州上辅导班的常态。

　　“我父母平时很省吃俭用，但在我上学上课这方面特别舍得花钱。我大约回忆了一下，十几年下来花了得有二十五六万，这在多年前的驻马店都能买套房了。”朱迪说。

　　从3岁到18岁，“被鸡”15年，有什么收获吗？朱迪觉得，凭良心讲有是肯定有的，但要理性看待这些收获的意义。

　　“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敢开心。”朱迪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小学时，同学来家玩，翻看我的漫画书，我妈就说‘人家在看书，你却在玩’。”

　　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朱迪的人生。以至于她即将名校研究生毕业，仍有很大危机感，“我觉得自己一旦闲下来，就会被别人比过去”。

　　朱迪有时候会想，自己“被鸡”的这一路，算得上成功吗？从学校的标准来看，她是学校里的明星，是学霸，从河南驻马店到北京知名学府的研究生，她无疑是成功的。但走出学校以后呢？毕竟人生那么长久，学校不是终点。

　　离毕业还有一年，朱迪却对走入职场完全没有信心。

　　这并不是她的能力有问题，但她自己心里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学校里有分数衡量优劣，在职场用什么来衡量？我不是最优秀的了该怎么办？

　　朱迪现在还在犹豫是否继续读博。也许她更需要时间与自己和解。

　　鸡娃代表2：父亲生意受挫 但补习班没停过

　　鸡娃档案：

　　姓名：他塔拉

　　性别：女

　　职业/学业状态：视频博主/哈佛大学硕士在读研究生

　　被“鸡”时间：15年

　　“鸡娃”总花销：约60万元

　　“我清楚地记得，自打上幼儿园，补习班就正式‘介入’了我的人生。在接下来的小学和初高中，补习班似乎总在‘见缝插针’，我的课余时间被塞得满满当当。”

　　今年3月5日，他塔拉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哈佛大学录取查询“开箱”视频。眼睛紧盯着飘丝带特效的屏幕，她轻声说出两次“Oh my god”。

　　1998年出生的他塔拉回想起往昔的学习历程，清楚地记得，补习班似乎总在“见缝插针”，把她的课余时间塞得满满当当。

　　有网友调侃，“孩子四岁，1500 左右的词汇量，在美国够用了，在海淀不够”。

　　同为“海淀鸡娃”的他塔拉坦言，“当你一直是第一名，突然有人超过你，你妈肯定会非常敏感。”

　　他塔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六年级时，有一个曾经成绩不如她的同学，在某一次考试中作文成绩突然超过了她，“那次开家长会，对方家长拿着孩子成绩单向我妈‘炫耀’，我妈被气坏了，当时就想给我也报一个一样的作文班。”

　　从初中开始，他塔拉报的补习班全部变成1对1教学。

　　她记得，曾经报过的一个培训学校一年的费用在10万左右。小升初那段时间，爸爸生意受挫，家里房子都换小了，但她的课外班从未停过。

　　“你看那个谁谁上了什么班，你要不也上上？”每次给他塔拉报班时，妈妈总会这样问。最后，用他塔拉的话来说，“大多数能塞下我的班好像都上了。”

　　那么，上课外辅导班是否真的对学习有帮助呢？

　　他塔拉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是一个paradox(悖论)，我不知道，如果我不上，成绩会不会下降？”而这也恰恰是他塔拉父母的焦虑，“他们不是为了让你成绩提高，而是为了让你不被别人落下。”

　　密集的补课日程给他塔拉带来了一些或好或坏的影响。好处是她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比别人快一点。“但现在想来，这也会让我长期处于焦虑和竞争的状态。一旦落于人后，或者与他人平齐，我就会很紧张。”他塔拉说。

　　此外，被“鸡”的娃的心理状况更加难以忽视。他塔拉表示，她会因童年缺失的家庭陪伴和情感关怀而感到遗憾。

　　父母长期像老板一样布置任务，让她在遇到问题时不再倾向于跟父母交流，“这也导致我长大后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更依赖自己而不是别人。而其实，我清楚，人需要很多外部的情感支持。”

　　当北青报记者问他塔拉，如果能按自己的意志再做一次选择，是否还会做“海淀鸡娃”？她的答案是：会！“某种意义上，我是鸡娃的受益者。”他塔拉承认，“鸡娃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上进和反思的能力，我是我家的第一代大学生。虽然不健康的鸡娃可能会对幼儿时期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但也正是鸡娃让我意识到它的力量，我日后会以最大的努力去弥补。”

　　他塔拉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大一退学)、澳洲悉尼大学(本科)、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交换生)、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硕士)。再过一个多月，她将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她的第二个硕士。

　　未来，她希望从事教育行业，帮助更多孩子在应试之外获得人格上的全面发展。

　　鸡娃代表3：出国是“被鸡”到绝境后的一场逃离

　　鸡娃档案：

　　姓名：冯书琦

　　性别：女

　　职业/学业状态：多伦多大学、舒立克商学院本科和硕士学位，即将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

　　被“鸡”时间：9年(6-15岁)

　　“鸡娃”总花销：约20万元

　　冯书琦2000年出生于天津，在加拿大完成高中学业，后分别在多伦多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取得本科和硕士学位。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她将其形容为“从小被鸡”，直到出国。

　　在历次考试中，即使取得95分她也不敢把试卷拿回家。因为丢掉5分的原因是粗心，姥姥会打她左手手心。

　　15岁前，冯书琦一直面临着高压环境。姥姥是大学教授，对家庭成员如对学生般严格。“被姥姥鸡出来”的妈妈是金融行业高管，虽不如姥姥严格，但也提供了一种无形压力。

　　她以一种近乎“分裂”的方式生活着，进出校门的瞬间就意味着在“活泼开朗”与“沉默刻苦”两个不同人格间转换。

　　中考结束后，冯书琦爆发了。在某次讨论到中考成绩时，她和母亲起了争执。那大约是她第一次反驳家人。母亲扇了她一个耳光，“你不尊重姥姥！”

　　高一，冯书琦态度强硬地告诉父母，“我想出国”。这是她“被鸡”到绝境后的一场逃离。

　　出国后的冯书琦在亲友眼中仿佛“换了一个人”，独立、自信、阳光，喜欢表达、乐于分享。“他们都以为是出国改变了我，但其实我本来就是这样。”

　　受这段经历影响，学商科的冯书琦始终对教育行业保持兴趣。在国内外，她多次帮助大中小学生补习，并希望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冯书琦说，在外人眼中，或许她和母亲是“鸡娃”的成功案例，高学历、好工作。但她认为这些都不能被称为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人性格的养成、为人处世的态度才至关重要。

　　冯书琦说：“我经历过不同的教育模式，所以希望向家长们传达不要过度鸡娃的观念。现在的家长们也都在进步，他们可以接受孩子没有那么优秀，大家都是一个平凡的人。”

　　2020年疫情，冯书琦回到国内，这是成年后她第一次和父母有长时间的相处和沟通。

　　如今母女俩逐渐成了朋友，一起看电影、吃饭、打卡网红店。“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妈妈也一点点学着跟我的方式契合。现在我们可以求同存异、互相理解，有矛盾的时候各退一步。”

　　鸡娃代表4：接触过至少10个品牌机构 坐教室里算起经济账

　　鸡娃档案：

　　姓名：邱琳

　　性别：女

　　职业/学业状态：武汉大学在读

　　被“鸡”时间：15年(3-18岁)

　　“鸡娃”总花销：约50万元

　　邱琳2001年出生于南方一线城市，现就读于武汉大学。

　　三岁那年，邱琳开始学习钢琴。在父母口中，是她指着钢琴说“有兴趣”，而她对此毫无印象。她记忆最深的是，几乎每晚练琴都会哭，然后会受到来自妈妈的“物理教育”。

　　邱琳记得，从那时起，兴趣班、辅导班迅速“填满”了她的童年及学生时代。

　　为了上培训班，暑假时，父母会把邱琳送到舅舅家，因为那是全市培训班最集中的地方，她每天和大两岁的表哥一起去上培训班。

　　小学最后三年，邱琳的培训班生涯达到强度高峰：课外班完全被学业辅导占据，兴趣班全部暂停。

　　在15年的培训班生涯中，邱琳接触过至少10个品牌机构。据邱琳估算，父母为她上培训班花费的金额超过50万元。

　　正是某次在培训班看到课程报价单时，她坐在教室里算起了经济账，“我当时想着，如果我开小差，一分钟就少一块钱，这一块钱能买多少小零食啊。我就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开小差。”

　　后来，正是出于对自己“开小差浪费钱”的担忧，邱琳没有选择出国上大学。父母都是公务员，生活水平不算高，“我觉得我赚不回这么多钱，这是一场‘失败的投资’，我们都认为情绪价值高于经济价值。”

　　或许是对“情绪价值”的重视，让邱琳成为她口中“鸡娃的异类”。

　　邱琳意识到，培训班剥夺了她大量的时间，她一度觉得自己是个“单调的人”，“眼光狭隘”，被“唯成绩论”影响太深。

　　但另一方面，她发现自己天性比较懒散，培训班经历培养了她的学习习惯和竞争习惯，让她保持一种向上的势头。

　　因为目睹了同龄人没有自主意志，邱琳鼓励自己不要变成和别人一样，培养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如果我有孩子，我希望他/她不用那么辛苦，不用在一次次考试的挫败中锻炼出钢铁般的意志，但我希望他/她和我一样拥有向上的精神、独立思考的能力。”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本版文/本报记者 陈静 张子渊 王婧懿

　　统筹/张彬 制图/翟长锋 【编辑:宋宇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