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玉修拍摄的青海湖鸟岛美景。（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轻风拂过，青海湖碧波荡漾，湖水轻拍湖岸，一群水鸟在驻足嬉戏。

　　肩扛照相机、手提三脚架，葛玉修步履轻快地走近。他麻利地打开三脚架、调试好相机，将镜头锁定那群水鸟……看那轻快矫捷的身影，谁能想到，他已年近古稀。

　　葛玉修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生态摄影，至今已27年。深入青海湖200多次、三江源25次、可可西里无人区15次，这是他多年来生态摄影的“行程单”；掉进冰窟窿、遭遇狼群、陷进沼泽地，历经艰险拍摄的近20万幅生态环保主题照片，是他摄影生涯的“成绩单”。

　　他是“青海湖鸟王”，是“中华对角羚代言人”。从一名爱写爱拍的通讯员，到专心从事生态摄影，又进而为野生动物保护奔走呐喊，葛玉修的人生经历充满传奇。

　　这是葛玉修在青海湖畔拍摄。

　　菜窖里“走出”的摄影师

　　1970年，17岁的葛玉修在老家山东曹县参军入伍，坐了两天两夜的“闷罐车”来到青海西宁。在军营中，他第一次接触照相机。

　　“当时我们通信处有一台海鸥牌的双镜头相机，现在看来已经是老物件了，但在当时还是个新鲜玩意儿。”葛玉修说。刚接触相机的新鲜感促使他开始自学摄影。他找来报纸、画册、杂志，学习构图、光线运用和拍摄角度。

　　这是葛玉修拍摄的大天鹅。

　　“显影剂3克到3.5克、无水亚硫酸钠45克、60摄氏度的热水1000克……”经过学习和摸索，葛玉修掌握了冲洗照片的技巧。那时，连队没有专门的暗室，葛玉修就将设备带到连队菜窖里，打着手电筒，用军帽遮着，透出绿色的光来冲洗照片。显影、冲洗、定影，往往就是两三个小时。

　　“在堆满萝卜、白菜、土豆的地窖里冲洗照片，现在想来也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葛玉修说。

　　也正是地窖中的这段时光，让葛玉修在摄影中获得了最初的满足感。因为整晚泡在菜窖里，他被战友们戏称为“菜窖里的摄影家”。

　　“我们连队上报纸了，还是头版！”1982年5月的一个下午，一名战友拿来当日的《青海日报》，报纸头版清晰地印着葛玉修拍摄的一张照片。葛玉修定睛一看，原来是两天前拍摄的战士出黑板报的照片。“这在当时对我们连队来说可是个大事儿，大家伙儿都很自豪。”这给了他莫大的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但自己学着拍，还经常追到报社找编辑请教。

　　2011年1月23日，葛玉修在青海湖畔拍摄。

　　从“青海湖鸟王”到“中华对角羚代言人”

　　1995年5月的一天，已转业至地方工作的葛玉修第一次来到素有“高原蓝宝石”之称的青海湖，碧水蓝天、万鸟欢歌的场景让他十分震撼。

　　“我在山东老家只见过麻雀、老鹰、鹌鹑，到了青海湖，成群的斑头雁、鸬鹚、大天鹅就在眼前盘旋，那种震撼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第一次看到斑头雁、棕头鸥，和青海湖蛋岛上遍地的鸟蛋，漫天翻飞的鸟儿好似盛开的花朵。“那么美，令人窒息。”

　　“鸟儿是空中的花朵、飞行的影幻，因为美丽而存在。”葛玉修用这样的诗句形容他镜头里的“空中精灵”。一次机缘巧合，他去青海湖西南水域的三块石岛拍鸟，在那里一个人待了7天。三块石是一座水中孤岛，在海拔3000多米、一望无际的高原湖泊中，仿若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那里气候瞬息万变，时而艳阳高照，时而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当晚，葛玉修就遭遇了一场暴风雨，不仅帐篷全湿了，连带去的干粮都被水冲跑，只剩一袋甘蓝可供充饥。就在他感叹“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岸边漂来一个大西瓜，原来是夜里下大雨被冲走的西瓜又漂了回来。

　　那时没有手机，三块石上也没有信号，他在岛上过了7天与世隔绝的日子。只有鸟儿和他朝夕相伴，特别是那些刚出壳、毛茸茸的小斑头雁成了他的亲密伙伴和“跟班”。他用仅剩的甘蓝叶子喂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小雁们也对他产生了依恋。在离开三块石时，小雁们跟着小船追了很远……这些都一一定格在他的镜头里，也深深印在他心里。

　　这是葛玉修2015年在青海湖拍摄的大天鹅。

　　在葛玉修眼中，青海湖的这些鸟类都是有灵性、有情感的，这在他的摄影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镜头里，黑颈鹤形态优美、棕头鸥目光如炬、大天鹅优雅高贵、小斑头雁呆萌可爱……一幅幅照片栩栩如生，照片上的鸟儿仿佛在对着镜头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葛玉修的镜头里，除了鸟儿的美丽与灵动，更有自然生灵在严酷自然环境中的生之烦恼、死之伤痛。

　　“20世纪90年代末，有人在青海湖盗猎鸟类、偷捡鸟蛋，这对鸟类伤害很大。”为了引起社会对青海湖鸟类的关注和保护，葛玉修在自己拍摄的众多照片中精挑细选、组合，进而赋予它们深刻的内涵。组照《还我家园》中，鸟儿有的受伤、有的断肢；其中一张照片里，一只鱼鸥在蓝天下大张着嘴，照片被取名为《呐喊》。此后，葛玉修多次拍摄反映青海湖鸟类生存状况的照片，并以拟人化的角度和手法拍摄、表达，如《婚恋变奏曲》《鸟爱三题：相亲、相爱、相随》等系列组照，引发读者共鸣。这些栩栩如生的画面也为他赢得“青海湖鸟王”的称号，并荣获青海省第五届文学艺术创作奖。

　　1997年11月下旬，葛玉修在和朋友去青海湖布哈河口拍摄天鹅的途中，抓拍到了一群褐黄色的动物，“它们排成一线在草地上奔跑，白色的臀部像一朵朵白莲花跳跃在草原上”。后来得知，那是青海湖特有的动物——普氏原羚，野生动物专家称它“比大熊猫还珍贵”。

　　从此，普氏原羚成为葛玉修的又一个牵挂。他查找各种资料、遍访当地牧民、请教专家学者，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出《救救我吧——普氏原羚的呐喊》一文，向人们讲述了普氏原羚的生存状况。鉴于普氏原羚是中国特有物种，再加上它独特的外貌特征，葛玉修还给它起了个中国名——“中华对角羚”，因此他又被称作“中华对角羚代言人”。

　　2007年5月12日，葛玉修在查看普氏原羚生长状况。

　　“摄影师要学会敬畏镜头中的生灵”

　　“老葛为了拍照片简直不要命！”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张德海打趣地说。过去20多年中，他与葛玉修一起经历过多次惊险的拍摄。

　　在青海湖泉湾，两个人为拍大天鹅同时掉进了冰窟窿；在海拔5000多米的黄河源头约古宗列，两人一起挑战生命极限；为拍普氏原羚，他们还险些被狼群袭击……

　　“我从镜头中不仅看到了青藏高原天地之壮美，也看到了雪线在上升、湖面在萎缩、草原在退化……生存环境的恶化会直接威胁野生动物的生命。”葛玉修动情地说，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越是脆弱的物种，越需要人类去精心守护。

　　葛玉修拍摄的可可西里藏羚羊。

　　“摄影师要学会敬畏镜头中的生灵，不能成为一个蛮横的‘入侵者’！”一些摄影师为了拍摄富有动感的野生动物照片，有时会采用“惊扰追赶拍摄法”，要么用喇叭和音响刺激，要么驾车穷追猛赶。在原本缺氧的高原，盲目惊扰或长时间驱车追拍野生动物，经常造成它们受惊吓死亡或因过度疲劳而毙命。

　　“生态摄影师首先应该是环保主义者，被拍摄的动物是真正的主人。只有在没有外界干扰的自然状态下拍摄的动物图片，才是真正的好作品。”在葛玉修眼中，摄影师应当和野生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对拍摄主体最起码的尊重，更是拍摄者应有的职业操守。正因如此，野性十足的野牦牛在他的镜头中却总是那样的温顺安静。

　　这是葛玉修拍摄的野牦牛。

　　“保护野生动物，没有终点”

　　“我在部队、银行、银监局等多个单位干过，岗位在变，唯有摄影一直在坚持。相对本职工作，在摄影这件事上，我算是‘不务正业’了。”葛玉修常常自我调侃。话虽这么说，可是他的本职工作不仅没有落下，还干得有声有色。“走到哪，响到哪！”身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这样评价他。

　　而在摄影生涯中，葛玉修更是屡获殊荣。

　　野生动物的照片是等出来的、熬出来的。雨后彩虹下的万鸟翔集，可可西里日月同辉背景中挺拔的藏羚羊，荒野中温顺敦厚的野牦牛，湿地草丛间悠然漫步的黑颈鹤……能够拍摄到这些可遇不可求的景象，既是自然的眷顾，又何尝不是他勤奋努力、孜孜以求的结果？

　　“摄影是我最大的爱好，要想在不耽搁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做好生态摄影，我就必须付出更多。有人说我是自讨苦吃，但我是乐在其中的。”葛玉修说。

　　“唯有了解，我们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我们才会采取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英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的话给了葛玉修启示：仅仅在报刊上发表图片、文章还不够，还要走到学校、机关、牧民家里去宣讲。“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

　　为此，葛玉修将自己拍摄的近300幅图片制作成课件，里面既有百鸟齐飞、野兽成群、大湖安澜的动人场景，也有草原退化、鸟儿哀鸣、羚羊受伤等令人警醒的画面。20多年来，他带着这些课件从青海的中小学讲到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从小区街道、牧区帐篷讲到科研院所、机关单位，公益演讲累计600余场，并受邀登上了“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2017年5月，葛玉修应邀在北京大学作了“不做侵略的摄影家”的演讲，演讲视频在互联网获得了超过197万次的点击。

　　“生态环保的理念需要传递，只有引起公众关注，才能让更多人对野生动物更好地保护。”葛玉修说。

　　如今，已退休多年的他，仍没有停下生态摄影的脚步。他常常扛着十几斤重的摄影装备，出现在高山、草原、戈壁、湖泊。“我的镜头依然在静待野生动物的造访。能与自然融洽地相处，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在拍摄鸟儿的时候，我似乎能听到它们在为我歌唱……”他说。（记者 周盛盛、吕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