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书阁：国办西学 中外并施
中国人学外语，是从这里开始的
同文馆书阁乃是中国高校图书馆的源头，徐克谦主编的《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一书中明确称：“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高校图书馆出现在晚清。从现有文献考证，最早的高校图书馆是1862年晚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创建的京师同文馆书阁。”该文同时引用了光绪十三年（1887）所刊《同文馆题名录》中的所载：“同文馆书阁存储洋汉书籍，用资查考。并有学生应用各种功课之书，以备分给各馆，用资查考之用。汉文经籍等书三百本，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除课读之书随时分给各馆外，其余任听教习、学生等借阅，注册存记。以免遗失。”
由这段记载可知，同文馆书阁既有汉文典籍，也有西洋文本，这些书都是服务于教学，以及用作翻译底本等。故吴晞在《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一书中也引用了这段话，然后称：“同文馆书阁实际上已具备了近代图书馆的性质。”吴晞还谈到了中国早期具有开放意识的藏书楼——藉书园、共读楼等，他认为这些藏书楼只是旧式藏书在某种程度上的开放，只有到了后来的同文馆藏书阁，才是以西方图书馆为蓝本，以满足全社会或某一特定范围内读者利用文献为目的的新型图书文献机构。他认为：“在这些名为藏书楼，实际上已冲破藏书楼的早期图书馆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同文馆书阁和强学会书藏。”
奕接触中外交涉，使他有了对外开放的观念
关于同文馆书阁藏书之来源，当时的奏折中有一些记载，从中可知当时的法国翻译官送给同文馆书阁一批书，总计有188本之多。同时文中提及其他国家送给中国的一些书也转给书阁来收存，而当时的清政府也回赠了一些书。
欲了解此书阁的历史，当然要从同文馆讲起，该馆的成立与恭亲王奕有直接关系。
在奕之前，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朝廷对外开放，虽然那些口号及想法在今天看来颇不现实也有些幼稚，但那些人可以被视为开眼看世界的启蒙人物。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说，那些先行者的作用只是制造了一些舆论氛围，但在社会层面而言，其实影响有限。毕竟当时是皇权社会，没有朝廷的有力支持，那些呼吁只不过是民间的声音，正因如此，后来奕所主持的对外开放才是中国真正大变革的开始。
为什么奕有如此大的作用？这就需要聊到他的出身和经历。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跟咸丰皇帝是异母兄弟。咸丰帝登基后，遵照道光的嘱咐，封奕为恭亲王，即此可见道光皇帝在生前就对奕颇为看重。
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奕成为军机大臣中的领头人物，同时也是朝廷要员之一。此后随着朝廷中种种大事的发生，他的职位有升有降。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皇帝避难到了热河，临行之时授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也就是安排奕代表国家跟外国人谈判，这是奕首次接触中外交涉。这种交涉对奕的思想变化有较大影响，他渐渐对中国之外的事物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也就对中国的现状有了客观看待。如果要挖思想根源的话，奕的对外开放观念应当肇始于此。
思想上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的行动，咸丰十年十二月，他跟文祥等人联合上了一道奏章。此道奏章对于近代史颇为重要，因为奏章中第一次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此衙门负责办理一切涉外事务。这件事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跟外国人进行谈判与接触，因为那时中国没有外语学校，而公、私所办的各种学堂、书院也都没有外语课，奕在跟外国人谈判时，明显感到因为语言的障碍而令交涉十分艰难，并且容易产生误会。
关于奕设立同文馆的动机，尚智丛所著《传教士与西学东渐》中认为有两个契机，其一是在1860年9月：“八国联军攻陷通州，直逼京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恭亲王奕受命议和。其时，英国参赞巴夏礼已先期被俘，奕命他致书联军统帅，商议和谈。巴夏礼亲书中文信一封，但旁边却有英文数行。当时朝中竟无人识得这几行英文，不知何意，不敢发信。当时广东商人黄惠廉认得英文，恰好在天津，奕命其速进京。经黄惠廉辨认，这几行英文只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区区‘夷字数行’，朝中竟无人识，一去一来，耽搁多日，影响战和大局。此事对清廷刺激极深。”
该文谈到的第二个契机，是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重新认定《中法天津条约》。这两个条约中都规定今后除英国、法国给中国的外交文件一律用本国文字书写，但西方国家所送来的这些文本究竟有没有对中国不利的条款？那必须有相应的翻译人员将其变为汉文，才能让朝廷做出决定。如此说来，要想跟外国人打交道，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语言，而国内又极少有相关人员，奕便想到成立总理衙门之后，同时要设立翻译馆，以此来培养翻译人员，于是就有了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最先学习英语，一为商务，二为海军
京师同文馆最初培养的只有英文翻译人员。为什么要先开英文馆？这其中还有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自从雍正之后，中国关上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使得中国人对境外的情况了解极少，朝中的一些大臣根本不知道美国也讲英语，因为在一些奏折上都会提到“传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而鲁迅认为，中国人最先学习英语，一是为了商务，二是为了海军。
同文馆的开立并非一帆风顺。在当时中国那固守的环境下，任何新鲜事物几乎都会遭到反对，所以奕给皇帝上的奏章受到了许多大臣的抵制。但奕提出请外国的学者和专家任教师来培养中国各方面的人才，即此可知，恭亲王奕确实有着开放的思想，这一点跟各种文献中所描绘的权臣形象有较大不同。
这场风波搞得很大，在翁同龢的日记中多有记载，而恭亲王却能够顶住压力，与这些人坚持论战，终于使得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步得以实施。
奕何以能在这种氛围下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主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两宫太后的支持。然而行事多，被人指责也会越多，后世对于他有着许多负面评价，却少有人会讲述到他动用这个特权，使中国王朝第一次有了专门的对外办事机构，同时成立了第一家国办的外语教学及科学机构。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权力高度集中的人物，而他又能坚定地顶住压力实施对外开放的措施，那么中国后来的一系列变化将不知走向何方。虽然说历史不能假如，但总要肯定一些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所做出的正确决定。
同文馆就这样建立了起来，并且附属于总理衙门，那时的总理衙门就设在北京的东堂子胡同，而这条胡同至今仍然是这个名称。为什么要把同文馆跟总理衙门安排在一起呢？奕说过这样一句话——“免致在外滋事”，看来他还是担心社会的顽固势力找茬儿，于是将其安置在政府的办事机构内，外人难以接触，也就少了一些麻烦。
丁韪良被聘为英语总教习因为汉语特别的好
关于新建起来的同文馆，总教头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中有详细的描述：
1866年，因新聘教习的到来，同文馆新建了一批房屋，此后又陆续增建了一些。它们全都是平房，按照北京标准的式样建造，地上铺着方砖，屋内外装饰很少。每一座主建筑前都有一个用砖石铺砌而成的院子，两侧是较矮小的厢房。全馆共有七处这样的四合院，此外还有两排低矮的房屋。这些房屋跟四合院中的厢房便被用作住馆学生和三四十名馆役的寝室。那些房屋整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军营，或一个集中营。
能够感受到，丁韪良的这段描述虽然详尽，却没什么好感，他觉得这里像个集中营，等于是关犯人的地方。他的这种感受可能跟过往的经历有一些关系。
丁韪良原本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几次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对中国事物颇有了解。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推荐下，他前来任同文馆的总教习，据说当时给他开了很高的薪水，他看在高薪的份上来此工作。但是，仅工作了几个月就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辞职，这个举措令到同文馆的其他大臣们颇为不解。
当时在此馆的董恂问他为什么要辞职，是否嫌薪水低。丁韪良很诚实，他说自己在这里的付出跟所得相比，其实薪水已经很高了。这让董恂更奇怪于他为什么要辞职？丁的解释是：“坦率地说，照管十几个只学英语的男孩子，对我来说太没出息了，我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同文馆刚成立时，前来学习的人还很少，心中颇有抱负的丁韪良认为自己这是大材小用，觉得自己来这里工作就像一位建筑师被人聘作了泥瓦匠，因此提出辞职。但在众人的挽留下，他还是留了下来。
丁韪良能够受到朝中大臣看重的原因，是因为他既能说英语，又能说汉语。赫德曾在日记中说：“今天我的老师批评了这里各个英国人的汉语，他认为丁韪良是最好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说土话都行。”看来在外国人眼里，丁韪良汉语特别的好，但在中国人这边，却并不这么认为。同治三年（1864），他将《万国公法》翻译出来后，很快被大臣送进了朝廷，因为那时正需要通过这样的书来了解西方的法律。然而丁韪良的翻译却让大臣们觉得“字句驳杂，非面为讲解，不能明晰”，看来在翻译上做到信达雅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在当时，除了这位丁韪良，也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于是在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丁韪良走马上任，成为同文馆的总教习。在当天的仪式上，还来了不少朝中大臣，连恭亲王也亲自到场，表示了热烈祝贺，还当场给丁韪良起了个别号，名叫“冠西”。只是今人已经无法知道当时奕取此别号的含意，是指丁韪良学“冠”中西，还是指他是西方来华的洋人中水平最高者？无论是哪种解释，这个别号都可以视为奕对他无上的赞誉。
同文馆印书处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武英殿刻书处
京师同文馆正式开立以后，这里的学生们除了学习相关知识，同时还要进行一项工作，那就是翻译。他们除了帮着朝廷义务翻译一些西方来的文本，同时还要翻译一些西方著作。这种现学现卖的操作，自然使得他们的翻译作品水准不高，梁启超就对京师同文馆所翻译的文章表达了不满：“中国旧译，惟同文馆本，多法家言，丁韪良盖治此学也。然彼时笔受者，皆馆中新学诸生，未受专门，不能深知其意，故义多暗晦。即如《法国律例》一书，欧洲亦以为善本，而馆译之本，往往不能达其意，且常有一字一句之颠倒漏略，至与原文相反者。”但即便如此，同文馆还是翻译出了三十多种书。
京师同文馆有自己的印书处，出版的第一部书就是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并且是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不久，同文馆花了两千多大洋，从英华书院买了大小两套铅字，而印书处得到这些铅字后，有一度名叫“西法印书局”，同时也叫“同文馆印刷所”。再后来，印书处又得到了一批中文铅字，而这批中文铅字是姜别利赠送给丁韪良的。
关于这批铅字的来由，值得多说几句。清咸丰八年（1858），丁韪良在宁波传教，他有一度担任华花圣经书房的经理，正是在这一年，美国长老会派来印刷专家姜别利前往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来开发印刷业务。当时的姜别利虽然年仅28岁，却发明出了电镀字模，在此之前制作字模都需要人工雕刻，刻制金属当然要比刻制木材难得多，所以他的这个发明大大便利了字模的制作。姜别利制作出了七种不同的汉字字模，后来这种字有了专用的名称——美华字。同治二年，丁韪良前往北京时，姜别利就送给了他一批铸造出的美华字。
丁韪良将这批字带到北京之后送给了大学士文祥，同文馆所出之书大多就是用这套美华字印出来的。当时同文馆印书处总计有四套活字和七台手摇印刷机，在此之前，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刻书处被焚，因此同文馆印书处在某种程度上就替代了武英殿刻书处，成为了政府刻书机构，用丁韪良的话说就是：“（同文馆印书处的设立）已代替武英殿的皇家印刷所。”即此可见，京师同文馆的印书处曾经有一度在中国印刷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
寻访不得圆满，只跟前贤们间接亲近
京师同文馆处在北京东堂子胡同西段，我很早就想到此一访，但这里的交通是个大问题，因此尽管去东堂子胡同看一看的心思起了无数回，但每次都知难而退。但是这次，上海的朱旗先生来京公干，办完事后找我聊天，约的地点就在东堂子胡同附近，这让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于是跟他见面之后，独自步行来到了这条著名的胡同，访一访京师同文馆旧址。
刚刚进入胡同不远就看到了立在人行道上的文保牌，走近一看，原来是蔡元培故居。在此之前，我在网上搜过同文馆的图片，看到的几乎都是一个圆拱形的雕花门，拱门上雕饰的西番莲花饰颇具西方意味。我就本着这个印象沿着东堂子胡同向东一路前行，在胡同中段左侧的灰墙上看到了嵌着的文保牌，上面写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再观察这个铭牌的左右，却未曾看到网上见过的那道拱门，而在此时我突然看到了这面墙上挂着大大的“禁止拍照”的标志。
这时我看到前方有一辆警车停下，下来两位警察向我走来，我赶快主动迎着警察走过去，并抢先问道：“为什么这里跟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不同？”我的问话两位警察显然没有预料到，他们愣了一下。于是我接着说，这里的建筑极其有名，网上有各种照片，我就是根据那个照片找到了这里，但照片上的精美跟我当下眼前所见，反差实在太大。其中一位警察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大声告诉我，这里早就封起来了，并且大部分已经拆掉，现在就剩了这么一小块儿。我紧追不舍地问他，如何能拍到里面的古建筑？他们很干脆地说：“不可能。”说完后，两人瞥了我几眼，又回到了车内。
我于是沿着胡同继续东行，希望能找到其他遗存。一路走下去，又在这条街上看到了“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的招牌，看来这条胡同跟出版有着密切关联。快走到东口的位置，又看到了“北京二十四中”，这可是北京著名的外国语学校。东堂子胡同可以说是中国人学外语的根据地，这个外语学校一定跟当年的同文馆有些关联。来到胡同口，我又看到了一个文保牌，走上前细看，原来仅是这个胡同的近代建筑，而没有明确地指向。这个结果让我略感失望，于是原道回返，在胡同的另一侧留意着细节。
又走回到总理衙门的文保牌旁，刚才来时有两位游客站在牌下观看，而今返回时，他们已经离开，这让我可以仔细端详文保牌旁边的说明牌。细看上面的文字，果真写着“同治年间，在院内东部设同文馆，挑选八旗子弟学习外语充当翻译，这是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这段介绍正确无误，可惜没有讲到这里的刻书与印书，而我也只能站在马路对面尽量地探头向内张望，看到院内的古建筑依然完好。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却到其门而不能入，这让我心有不甘，于是转到了这处建筑的西侧。西侧有一个生了锈的大铁门，铁门的西侧却是一处小区。我走进小区，希望能找到突破口。从小区的南侧穿入，一直走到了北门也无法望见东侧的情形。北边的大铁门上着锁，望了望旁边的收发室，里面没有人影，于是我大胆拨开铁门，穿到了另一条胡同内。远远望去，胡同的中段有一座高大的仿古建筑，我怀疑那是同文馆的后门，于是沿此前行，走到了此处大门口。
这处大门的两侧各有一座铜雕，是两位秦代的兵马俑在打太极拳。在入口处收发室内有两位保安，我请问他们：“这里是不是总理事务衙门的北门？”他们告诉我并非如此，因为他们听说这一带原本都属那个衙门，只是后来做了改建。这时我又注意到仿古建筑的西侧还有一处真正的古建，走近细看，院落的侧墙上新建了一组石雕护栏，护栏上刻着巨大的铜钱，柱头则是十二生肖，这样的结合看上去颇为怪异。
征得保安的同意，我进入了仿古建筑内部，里面的装修是中西结合，入口处摆着一件铜雕艺术品，而这件作品的形状是打开的一本书，这让我顿时有了好感。遗憾的是，我还是没能从这个院落穿进同文馆的院里。
这趟寻访虽然不得圆满，但毕竟踏上了同文馆曾经使用的土地，也算我跟这些前贤们有了间接的亲近。而让我遗憾的另一件事，是我至今没能得到同文馆排印的一部《测圆海镜》。
供图/韦力
【编辑:王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