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年国强
抓捕现场的“豹弟” 破案时的“年神”
男，38岁，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情报中队四级警长。曾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荣获“安徽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安徽省杰出人民警察”“安徽省公安机关追逃能手”等荣誉称号。
年国强的衣柜里，有很多颜色和样式的上衣。他有时穿得像个电工，有时又像个快递员。
但他的真实工作和这些毫不相干。作为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情报中队四级警长，这些都是他在办案时常用的伪装。总有人说，他是看起来最不像警察的警察。
领导和同事习惯了他的在场。在雪豹突击队里淬炼过五年的年国强，遇到嫌疑人，敢冲，能抓，一个顶仨，大家都喊他一声“豹弟”；面对疑难的案子，他靠着自己研发的“天网 ”技战法，在层层数据和信息中抽丝剥茧，总能带领队伍迅速猎到目标，是人们口中的“年神”。
家人和主治医生也习惯了他的缺席。偶尔在家吃顿饭，妻子也忘记准备他的碗筷。自2012年被确诊非霍奇金淋巴瘤以来，他总和医生讨价还价，把原本要十多天、分次输完的化疗药，压缩到两三天，有时工作太忙，索性推迟，眼见着身上成片的血管变成黑紫色。
2012年以来，年国强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4000余人，参与破案数百件，侦破部督(公安部督办)案件51起，追捕命案逃犯100余人。在5月25日召开的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上，他被评为“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以下是年国强的自述。
“这个警察看着一脸正气”
大会前一天，我激动得睡不着。晚上九点多，八岁的儿子打电话来安慰我，“爸爸别怕，别紧张，我见老师都不紧张。”
其实我一个多月前就接到通知了，说去北京受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当时，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拟表彰对象的名单也公示过了，但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毕竟全国有两百多万公安民警呢，怎么就让我去了呢？我也没啥特别的地方。直到后来，让我去隔离，我才相信了。
出发前，我提前半个月剪了头发。俗话说“剪头三天丑”嘛，刚剪完不好看，我算着日子，觉得那时候剪，到大会那天最好看。5月25日上午，我穿着一身警礼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我很紧张，不光手心冒汗，头上的汗都快流下来了，我看其他人也一样。
我算是阜阳市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这个荣誉的民警，对我们全市公安系统来说，是个零的突破。那天，我几十个公安微信群、朋友圈还有抖音上，全是相关的报道、照片，有同事给我发信息祝贺，有的把报道里我的画面截图发给我。我都没来得及发朋友圈，“恭喜”就“哗啦啦”地涌过来了。那一天，我成了一个热搜话题一样，又是一夜没睡着。
我把在现场拍的照片发给家人，妻子夸我挺帅，外甥、儿子、侄子都说我成了他们的偶像。抖音上，我看到有个网友在我照片底下评论说，“这个警察看着一脸正气。”我挺开心的。
其实我不太爱讲这些荣誉，一是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再就是，所有成绩都是集体、大家的，我一个人根本就做不出来，无论是侦查破案还是疫情流调。可能有时在某个环节里我起的作用大一点，占了巧，荣誉就算到自己头上了。
这两天，我心情平静些了，估计6月3日回阜阳。我在隔离，也忙些工作，比如防诈骗宣传、案件办理，可能不如在单位时亲力亲为，但大家遇到疑难案件时会给我打电话，一起探讨一下案情、抓捕方案的设置、嫌疑人隐藏的地方等。
我比在单位时清闲些了。尽管以前我们爱开玩笑，说自己要是被隔离了，就什么也不干，天天躺着。但现在还不适应了，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不行，在房间来回走，也不舒坦，总觉得缺了点东西。时间过得也慢了，得掰着手指头算日子。我又不好意思老找同事，就等着他们找我，隔一会儿就看一下手机。
其实我不希望他们给我打电话，因为那证明有棘手的案子，要么危害程度高，要么情节曲折，都会牵扯大量警力。但一旦真有了，我又希望能打过来，我们一块抓紧拿主意和方案，尽快破案。
最不像警察的警察
加入公安前，我在雪豹突击队当了五年兵，男孩子都有种英雄情结吧。每天练攀登、搏击、射击等，还要学些业务理论。一开始，浑身是伤。后来适应了，还享受起来了。
我听部队的号角听惯了，退伍回家反而不适应了，就想找个类似的工作，于是就去考警察，2010年2月，我考到了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一开始，确实遇到些困难。我和那些警校毕业的大学生不一样，人家专业知识牢，我算半路出家，在部队多年，文化课落下很多，理解能力也弱一些，领导讲一句话，别人很快明白，我可能要听两遍、三遍。遇到不懂的，我自己查，也去请教。队里有老警带新警的传统，大家都是一人一个师傅，对我来说，基本所有人都是我师傅。
我就像一张白纸，给我什么任务我就干什么。去抓捕，领导喜欢带着我，因为体力、军事技能是我的强项，他说我一个人能抵三个。有一次，犯罪嫌疑人从网吧出来，和我擦肩而过，我一下子认出他来，撒腿去追，跑了40多米，把他从电瓶车上扑下来。还有一次，嫌疑人跳窗逃，我追了两三里路，跟着他钻进一个玉米地，把他按倒了。我还去过新疆邻近蒙古国的位置抓人，冬天，零下二三十度，最后发现线索错误，抓了个“寂寞”。
大家觉得我挺拼的，都喊我“豹弟”，因为我是雪豹突击队出来的，年龄又最小。遇到大案，我吃住都在单位，最长的一次，在单位连续住了9天，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
我也受过伤，抓伤、咬伤、拉伤，也被刀划伤过手臂，挺多的。一次，我拉犯罪嫌疑人的车门，他一踩油门，把我拽着跑了几十米，胳膊脱臼了。抓捕的时候没空去想是不是危险、对方有没有凶器。受伤了我也不和家人说，只说破了几个案，抓了多少人，像是脱臼了，接上就行了，妻子也看不出来。
很多时候，抓犯罪嫌疑人得有技巧，要迂回接近。我扮过路人、维修人员、外卖员，也和女同事假扮过情侣。我曾经光着膀子，在嫌疑人家门口晃荡，坐着等的时候，我也没那么注意形象，嗑着瓜子，斜着身子，怎么像混混怎么来，都是职业需要。
挫败也不少。一开始，法律知识是我的短板，办案证据整理得不扎实了，卷宗就会被退回来，得重新补充。我就主动学习，看法律相关的书。
还有一次，抓嫌疑人，我被认出来了，人家就跑了。因为那段时间，我抓了不少人，辖区里八成以上的逃犯都被我追到了。每天晚上，看守所的人都给我打电话，“国强，今天送不送人？送人的话提前说，我晚点睡，先不脱衣服了。”没想到露脸露多了，还失误了，之前该戴个口罩的。
患恶性肿瘤后从一线转到幕后
工作两年，我得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个打击太大了。我妈、我姐都说，“哪有年轻人得这个的？”第一次化疗完，副作用也厉害，呕吐、掉头发、表皮出血，医生还说“不能保证治好”，需要长期化疗，我觉得人生没戏了。
但割舍不下的东西太多了——梦想，家人。妻子当时还没和我结婚，但直接打包了衣服搬到我家，说要陪着我。慢慢的，我也接受现实了，就算要死，也得先干点事出来。
我做的是脑力活，大脑
清醒就行了，身上的疼痛忍忍就过了。虽然化疗让我老是嗜睡，但碰到疑难案件，我也兴奋，注意力一集中，就什么也不想了，也睡不着觉。
大家都照顾我。办案的时候，让我打副手，不让我做主攻手，我不甘心，我也是和大家平等的正常人啊。领导想把我安排到后勤岗位，但我在刑侦一线干了这么多年了，突然把我调走，我能同意吗？
我性子烈、倔，浑浑噩噩一辈子和轰轰烈烈干几十年，我选后者。领导曾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当你退休的时候，能回想起自己办了几个有意义的案子，抓了几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罪犯，那就算没白干。”
曾经有位被害人被诈骗了，那笔钱还是借来的。她没敢和丈夫说，怕起冲突。我们把案子破了，钱也追回来了，她来到我办公室，“啪”的一跪，哭着给我磕头。我当时挺震撼的。见多了被害人的眼泪，将心比心，我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多破点案子，挽回他们的损失。
但后来，肿瘤复发了好多次，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也不如以前了，主治医生也快跟我翻脸了，说再这样下去可就难了。我现在身体也不好，消化系统不行，血管也坏了，很多地方都是紫黑色的。
2017年，我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转到了情报中队做幕后侦查。这个工作主要是给一线人员提供线索和支持，指引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侦查，比如嫌疑人大概是谁，在哪里，家庭情况怎么样，团伙有多少人。
之前在刑警队学的东西和这都没关系，就得从头开始。公安内部的破案杂志，还有别人写的技战法和经验，都是我的宝贝。我学思路，总结每种案件该怎么破，怎么找切口。时间久了，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理论。
“年神”不是神
到了幕后，节奏是慢一点，但工作量比以前大了，有时候也得去抓捕现场。我一般六点起床，跑步四十分钟，七点到单位，吃完饭就打开电脑，看各单位发来的案件，进行串并，把线索捋顺，下午把整理出来的材料分发下去，也要问问一线单位有没有什么进展和变化，有就及时调整我的方案。我基本没有休假，其他单位有疑难案件了，周末我也加班帮忙。我闲不住，想弄点成绩出来。
我在家里客厅、主卧和次卧都分别放了一台电脑，主卧床头也放了笔和纸，想起来关键线索，夜里我也会爬起来记、思考，第二天去单位求证。经手一个案件，我一定要打到源头才放手，要不然睡不着觉。
破命案的时候，我还会说梦话，念叨案子。我妻子告诉我，有一次，我睡着睡着，突然嘴里喊“别跑”，还一脚踹过去踢到她。刚结婚那两年，妻子总抱怨我把她吵醒，现在习惯了，醒了就拉拉被子，翻个身继续睡。分析案情的时候，我常会念叨，如果我是嫌疑人，会怎么想、怎么办、去哪里，妻子说我整天神经兮兮的，还说我说话和审犯人一样。
其实，办案子就像打猎。我常和同事说，我们是猎手，要打猎物(犯罪嫌疑人)，得先了解他、熟悉他，得知道案子的来龙去脉和牵扯到的人，才能发现他，抓捕他。
时间久了，我摸索出一套“天网 ”技战法——依托数据对嫌疑人进行精确定位，在破案和追逃方面，都很有用。今年，我们刚破了一个26年前的命案，也是通过这个技战法，溯源到了26年前的数据，进而确定了嫌疑人现在的身份。
案子破多了，也不兴奋了，反正都是回家吃饭、睡觉呗。前些年，破了一个盗窃小案件就激动得不行，和媳妇儿吹牛，让她喊我“神探”。
大家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年神”。可能我的经验多一点点吧，但我不是神，我只是一个人，人总是要被超越的，战法也是不断更新。对我来说，书和案件才是“神”，那里面永远有新的知识等待探索。
“儿子跟我说长大想加入公安”
对工作，我无愧于心，但对家人，我亏欠太多了。
父亲因病瘫痪十二年了，我有时候加班，忙一晚上回不来，照顾父亲的重担就落在妻子和母亲身上。她俩要伺候父亲翻身、大小便，父亲一百五十多斤，我妻子才90多斤，母亲今年60多岁了，硬着头皮、咬着牙才能挪动(父亲)。
我在家里是最没地位的，我也不敢提地位。他们吃饭，常常忘记给我拿碗。因为我回家吃饭的时候太少了，要么回得晚，他们都吃完了，甚至睡觉了；要么刚到家，一个电话又把我叫走了。妻子说很多时候都看不到我。偶尔一起吃饭，凳子拿齐了，我就坐着，没拿我的凳子，我就站着吃。
儿子要上二年级了，从幼儿园到小学，一次家长会我都没去过，上次陪他出去玩也是两年前的事。这次，我出来这么多天，儿子该吃吃，该睡睡，一点都不想我，他习惯了。
妻子是位老师。2021年，她有个外出学习的机会，但不巧，那时候我正忙一个安保任务。我是自私的，但还是挺没底地跟她说，你该去就去，家里我来照顾。妻子反问，“你能照顾什么？你能几点回来？”后来，她也没去。
我知道，家人是支持我的。儿子跟我说最多的，就是长大后想加入公安。妻子常在儿子面前夸我，爸爸又破什么案件了，又拿什么奖章了，“他身上的奖章都快挂满了，你什么时候能和爸爸一样？”
现在，我的免疫力有恢复，但肿瘤还在生长。我需要定期做检查，(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得化疗。有一次，我因为工作抽不开身，推迟了化疗时间，主治医生来骂我，说“你这个小孩儿真不乖”，我都习惯了。
从警十二年，我心态在不断变化。刚上班的时候，我想做得出彩；生病后，就想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一些，给社会留下点东西；现在，我只想多破点案子，多给被害人挽回一些损失，这也是我们公安的职责所在。
而且，从私人感情来说，我也想多打击一些犯罪分子。我是民警，也是父亲、儿子、丈夫，如果家人能在社会中生活得更有安全感，我也安心了。
从警十二年，我心态在不断变化。刚上班的时候，我想做得出彩；生病后，就想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一些，给社会留下点东西；现在，我只想多破点案子，多给被害人挽回一些损失，这也是我们公安的职责所在。 ——年国强
A10-A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彭冲 【编辑: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