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育龄：像白求恩那样救死扶伤

　　【听医者讲述】

　　辛育龄的每一步大胆创新、每一项成就，都有力推动着我国胸外科事业的突破性发展，见证了我国医学事业前进的步伐——带领团队完成我国首例肺移植手术、首次将针刺麻醉应用在胸外科、首创电化学疗法治疗肿瘤，为我国培养了近1000名胸外科技术骨干、指导40余家医院建立胸外科，为我国的胸外科建立了医、教、研合一的体系。2020年，辛育龄荣获“七一勋章”。

　　与党同龄的辛育龄教授，于革命中淬炼成长，曾在战火中同白求恩并肩救治伤员，从小战士到大专家，始终把个人理想与人民健康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是我国胸外科事业的拓荒勇士，但对他而言，只是做一个像白求恩式的医生。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

　　那一年，我才16岁，刚刚考取保定师范学校。中国共产党坚持全民族抗战，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打动了不愿做亡国奴的我。

　　1938年春天，我毅然投笔从戎，正式入伍，光荣地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当时，我军医护人员缺乏，军区卫生部就从政治部抽调人手支援。从此，我成了一名卫生员。

　　1939年春天，白求恩大夫到了冀中军区，急需配备助手，军区卫生部便派我担任白求恩医疗队的药剂员。此后，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一直和白求恩朝夕相处。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在齐会战斗的时候，我说这个地方太危险，是不是稍微靠后一点？白求恩大夫说，“不行，前进一步就多救一批伤员，后退几步，就来不及了。”

　　短短几个月，白求恩大夫抢救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他不顾自身安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者每一个人。

　　自此，我萌发了学医救人、学医救国的念头，做一名像白求恩那样的医生。

　　1942年，我被选拔至中国医科大学20期学习。新中国成立初期，承载着振兴中华的使命，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的一员，我被派往苏联学习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胸外科技术。

　　5年后，我学成归国，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肺结核患者众多。我主动要求分配到位于北京通州的中央结核病研究所，组建胸外科。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绝大部分省市尚未建立胸外科。为了在全国普及推广胸外科技术，惠及更多的患者，我牵头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为期一年，每期20名；到各地讲学、做示范手术，想尽办法培养胸外科人才，那些年我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时，传统的结核病治疗方法对大量的重症晚期肺结核，特别是空洞型肺结核合并大咳血的病人治疗无效，常发生因咳血窒息性死亡。我和麻醉医师经过仔细研究，创新出双腔插管麻醉下施行肺切除手术，成功治疗了200多例重症肺结核合并大咳血病人，为胸腔外科扩大适应症和保障手术安全提供了有效手段。

　　1958年，在党中央号召西医学中医的大背景下，全国掀起了学习中医的热潮。我发现肺癌患者术后常因刀口痛、咳痰困难和排尿不畅而苦恼，在尝试用针灸治疗后取得良好的效果。

　　由此，我想到应用针灸疗法作为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突破点。我们开始尝试应用针刺麻醉做肺切除手术。为了搞清楚针刺麻醉的原理和技术，我们还派人到友谊医院去搞合作，同时开展了动物实验。为了感受效果，我自己的急性阑尾炎手术就是在“针麻”状态下实施的。

　　在当时针麻从未应用于类似开胸这种大手术的情况下，1970年6月25日，我主刀并运用一根针，针刺“三阳络”穴行肺切除手术获得成功，震惊了国内外，被记入美国胸外科年鉴，推动了我国针灸走向世界。

　　20世纪70年代末，我看到一篇关于肺移植的文献，萌生了开展肺移植手术的想法。

　　器官移植是医学领域中的尖端技术，20世纪70年代，肺移植手术处于初始时期，很少有国家从事肺移植研究，全世界也只做了42例。

　　这在当时是令人震惊的超前探索，面对一些质疑，只要人民需要，再难也应该去攀登，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证明我们中国人的能力。

　　没有可借鉴的文献资料，也没有出国进修，只能一点点去摸索。1978年，我们建立了器官移植实验室。攻克一个科研难题，你不能孤家寡人，大家团结起来才能攻无不克。为此，我们经常昼夜不休，白天收治患者、手术，晚上和实验室的孙教授一起做组织配型，探索其他的重要环节。1979年1月，我们成功实施了中国首例人体单肺移植手术，为我国肺移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2年，我被任命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主持建院工作。1984年10月，这所中国当时最现代化、国际化的医院正式开院。在医院建成并步入正轨后，我主动辞去院长职务，组织上交给我的筹建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我更愿意专心做一名外科大夫，继续为病人服务。

　　20世纪80年代，我国肺癌发病率直线上升。我虽已年近古稀，但心怀一份执念，病人能让我们打开胸腔，这是何等的信任啊！我一定要全力以赴，积极寻找适宜的新技术来帮助患者。

　　我联合瑞典科学家，发明了电化学疗法治疗晚期肺癌和血管瘤，为那些不适于手术和放化疗的病人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全国超万例肿瘤患者接受了这项治疗，有效率达65%至85%，这项技术还直接推动了放疗技术和消融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在我的内心，我始终以白求恩精神为一生的旗帜，像白求恩那样对待病人，视病人如亲人。自己能多做一点事，多去救治一个病人，那我就多尽一点义务。

　　（本报记者金振娅整理） 【编辑:卞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