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152】北大荒人的歌

　　本报记者 陶稳 苏墨

　　2021年12月15日，70岁的刘静晶早上6点就起床了。吃过早饭，又一次检查了演出服、道具、化妆品等物件后，她拉着24寸的行李箱出了门。

　　她要赶去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当天下午，北京北大荒合唱团成立26周年纪念演出将在那里举行。

　　团里通知的集合时间是中午12点，刘静晶提前了近3个小时抵达，不过还是有好几名团员比她到得更早。

　　50多年前，十多万名十六七岁的北京知青陆续坐着火车奔赴黑龙江，在北大荒屯垦戍边，留下了近10年的青春。

　　如今，百余位已到古稀之年的“荒友”们因一个合唱团聚在一起，唱歌、跳舞、相互照顾。

　　从北京到北大荒，从北大荒到北京，年少时曾在东北的冬天抱团取暖的一代人，年迈时以同样的方式把岁月唱成歌。

　　现场有瑕疵，演出很完美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20分钟。

　　化妆间里满是人声和人影。吊嗓子，换衣服，涂口红……每个人都在抓紧时间做最后准备。为了遮住时光留在脸上的痕迹，女团员大多选择了浓妆。有几位男团员则特意买了乌黑油亮的假发，“代替”头顶稀疏花白的头发。

　　临到上场前，刘静晶换上一双粗跟高跟鞋，全套精致的装扮让她看起来很有精神。可她依然有些不满意，说自己现在穿不了跟太高的鞋子了。

　　下午两点，歌曲合唱《北大荒人的歌》拉开了纪念演出的帷幕。现场钢琴伴奏音乐缓缓流淌，大屏幕里闪现着北大荒特有的莽莽雪原、滚滚麦浪。

　　“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出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聚光灯下，60多位平均年龄逾70岁的老人一开口，时间就回到了荒火映黑土，铁犁卷泥浪的岁月。

　　刘静晶参演了5个节目。时间间隔短，每次下台，她都是一路小跑回到化妆间。外面正是寒冬，刘静晶的额头还不时有细密的汗珠渗出。换服装、重新化妆、戴头饰，所有动作一气呵成。为了快速切换角色，她早在一周前就把大大小小的物件按节目顺序叠放好，还在家里演练了几遍。

　　不到两个小时的演出，合唱团排演了近半年。受时有反复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团队一直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就连最后的演出地点和时间也调整变更了好几次。

　　演出算不上完美。现场音响时有杂音，让合唱节目的效果打了折扣。组歌节目《北大荒与祖国共命运》里，穿上知青时期服装的演员们重现了当年割麦子、拉犁铧的场景。虽然足够认真和投入，但大多数人依然难掩自己不再矫健的步伐和不再挺拔的腰板。

　　不过观众显然并不在意这些“瑕疵”。和演员一样，观众席里那些满头白发的老人也曾是饱含热血与激情奔赴荒原的少年。当熟悉的旋律再响起，过往的画面再出现，除了对台上的“荒友”报以热烈掌声，更多时候，他们都一边大声跟着唱，一边擦拭着不断泛出的泪水。

　　受疫情防控限制，纪念演出只发放了350张门票。即使是团员，每人也只分到一个邀请亲朋故交的名额。“不好平衡啊。”演出前几天，团长刘金良交给记者两张用信封仔细封好的门票，这是他唯一拥有的特权。

　　一些没票的老知青依然赶来了，他们守在场馆门前，只为听一听“动静”，或是与演员们见上一面。演出视频传到网上后，当天播放量就超过了两万次。

　　“大家都老了，可他们还在坚持歌唱北大荒。”一位看完演出的老知青说，一首首一幕幕，让她感动于自己的青春，更感动于台上呈现青春的那群人。

　　业余的组织，专业的水准

　　1995年3月的一个下午，一群四十来岁的人聚在北京市西城区一家超市的二楼。后来，那被认定为北大荒合唱团第一次排练。

　　上世纪90年代初，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不少机关团体、企业、学校有了自己的业余合唱队、舞蹈队。忘了最早是谁提议，一些回到北京后常联系的“荒友”也决定建立自己的合唱团。入团条件只有一个：曾是北大荒的知青。

　　那时候通讯不发达，合唱团成立的消息传得也慢。直到1997年，张建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了合唱团早期的演出，才知道它的存在。

　　在北大荒当了6年知青，张建于1975年返回北京。她先是当了两年工人，1977年参加高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国营电子产品进出口公司工作，直到退休。对她来说，上山下乡很像是一个从人生主干道上伸出去绕了一圈又回到主路的岔口。

　　可这并不影响这个岔口刻骨铭心的程度。张建很快联系并加入了合唱团。那几年间，北大荒合唱团的规模扩大得很快。很多“荒友”只是听人说了一次，就不厌其烦四处询问报名方式。

　　参团的人并不都是一开始就喜欢或擅长唱歌。“那是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退休音乐教师陈爱平这样描述。

　　在北大荒待过的知青数以几十万人计，在合唱团里遇到的，往往是不在一个师甚至不在一个兵团的陌生人。但只要是“荒友”，哪怕第一次走进排练场，随便跟谁都能热热闹闹地聊上一会儿。东北冬天零下40多摄氏度的冷，一个大通铺睡三四十人的挤，来自不同地方知青的“互掐”……所有甜的苦的、友好的不友好的回忆都成了有趣的谈资。

　　面对热情有余但歌唱能力参差不齐的“荒友”，怎样让合唱团成为一支有一定水准的队伍，成了摆在首任团长冯智禹面前的难题。

　　分声部、学简谱，练发声……冯智禹四处联系，请来包括指挥家、歌唱家、作曲家在内的专业人员到合唱团指导和授课。不过由于经费有限，更多时候，曲目的演练都是靠团员一个教一个，一个带一个来完成的。

　　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次纪念演出前，男低声部长佘时箭花了不少时间给唱得稍弱的男高音、男低音们“补课”。除了讲乐理和发声技巧，他还对每个团员的演唱部分进行试唱示范。

　　1995年10月，成立不久的北大荒合唱团在当年“全国职工业余合唱大赛”中获得一等奖，打响了名声。

　　2007年底，受在美国的知青组织邀请，49名北大荒合唱团团员赴美演出。时任副团长的刘金良记得，当时新增排的女声合唱《雪绒花》和《铃儿响叮当》有三四个声部需要用英文演唱，这对于那时候已年过半百且英语基础普遍薄弱的团员们来说是一件很费劲的事。但在不长的时间里，参演者通过日复一日练习，从学单词到念句子再到唱歌词，真把两首歌给拿下了。

　　在美国的18天，合唱团共进行了5场演出，场场座无虚席。有一场演出地点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一个来自异国的业余合唱团能受邀到那样的场所演出，在当时是破天荒的”， 时任团长、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江逊之说。

　　台上是团友，台下是家人

　　参加合唱团成立26周年纪念演出，是唱女中音的张建时隔18年后再次在团里开嗓。

　　加入合唱团6年后，张建的声带出了问题不能再继续唱歌。不过此后十多年，她依然经常参加团里的“团建”活动，每次有演出，她都能收到团里赠送的门票。后来，合唱团的表演形式扩充了，张建又跟大家一起排演了不少舞蹈节目。

　　曾有人建议张建把合唱的演出服卖了，她没同意。“大伙儿没嫌弃我，万一嗓子能再练回来，我一定还去团里唱歌。”

　　没想到，这个“万一”，真的实现了。

　　不同于许多文艺团体有淘汰制度，北大荒合唱团成立以来，从没因能力、身体等原因劝退过任何人。“唱得不好不要紧，只要愿意来排练，我们都会尽力提供帮助。”有一副热心肠、被大家称为“政委”的刘京遇到过新团员由于能力不够、状态紧张，越练越达不到要求的情况。刘京主动找到这位团员，又是教她发声技巧，又是跟她聊过往聊家常，甚至还约着她一起逛街看电影。“心理负担放下了，唱歌水平很快也就上去了。”

　　刘静晶差点错过了期盼已久的纪念演出。两个月前，她在排练时接到电话，自己已100岁的母亲身体突发不适需要入院检查治疗。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医院规定病人只能由护工照顾，家属不能在病房停留。

　　虽然向护工千叮万嘱，但走出医院后，刘静晶心中仍是止不住地慌乱。像是条件反射般，她又回到了排练场地。

　　一进门，团友们就围了上来。有人问情况，有人出主意，还有“过来人”用自身经历安慰刘静晶。“其实道理就是那些，可经别人之口说出来，就变成了一种开解。”刘静晶当场又投入了排练之中，“唱起歌来，也能暂时放下担心和烦恼了”。

　　那天下午，医院传来好消息，老母亲并无大碍，刘静晶也松了一口气。

　　一人有喜，大家同乐；一人有难，集体相助。年少时的经历，让北大荒合唱团的成员在共同爱好之外，更多的是靠家人般的情感长期连结在一起。

　　1998年，在一次去哈尔滨参加合唱比赛前，当时团队指挥关序的妻子提前临产。指挥如果不到现场，比赛就没法参加。就在大家左右为难时，女团员唐芸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照顾过家里好几个产妇，服务水准绝对专业。指挥的爱人交给我，保准没问题。”

　　就这样，一直积极排练的唐芸自愿留在北京，陪着关序的妻子顺利度过了生产期。

　　纪念演出时，被大家称为“小毛”的毛建清大概是最忙的人。他既要参演节目，还是整场演出的副总导演。演出前，不少杂事也由他负责。“我年纪小，理应多干点。”

　　出生于1958年的毛建清是最早一批“荒二代”，比大多数“荒友”小了五六岁。他从小在北大荒长大，见证过那片土地的火热和变化，也见证过开荒人的青春与激情。1998年，因为家庭原因，毛建清来到北京。他当过公务员，下海经过商，成功过，也遇到过失败和欺骗。起起伏伏后，人到中年的他对曾经在黑土地的时光越来越怀念。

　　2010年，毛建清经人介绍进入了北大荒合唱团。第一次排练后他就认准了这是自己在北京的“根”。他说这不仅因为团队水平高，更因为只要跟大家一说话，就能感受到一股久违的来自骨子里的不服输、不相信极限的劲儿。“那是从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劲儿。”

　　逝去的十年，永恒的青春

　　2021年12月13日，纪念演出活动前两天，北大荒合唱团的几位骨干聚在一起最后一次商议细节。

　　人还没走到包厢，团长助理季仰予爽朗的声音已经传了进去，“大家都到了吗？”随后，一个风风火火的身影闪进了门内。

　　季仰予被团员们唤作“阿季”，是这个大家庭里类似管家的存在。阿季做事跟她走路一样干脆利索，刚坐下没几分钟，她就把最后一次联排的时间地点、道具准备、门票发放形式等工作向在场的相关责任人一一做了交代。

　　可就是这个思路清晰、头脑清醒的阿季，被记者问到年龄时，却顿了好几秒钟。“我今年72岁了。”她说出了一个与外貌不相符的数字，紧接着又自言自语了一句，“怎么就70多岁了呢？”

　　合唱团里像阿季这样“忘记年龄”的人还有很多。聚会那天，刘京穿着连衣裙、小短靴，头发烫成精致的小卷，她说在外面没人相信她已经70岁了，“我自己也不信”。

　　五六年前，出生于1980年的敦晓磊受聘成为北大荒合唱团的指挥，也从此成了“团宠”。每次参加排练，“叔叔阿姨们都用掌声欢迎我，桌上也总有一杯温度刚好的水”。遇到演出，除了在开头滚动指挥和钢琴伴奏者的照片，每唱罢一首歌，两人都要被隆重介绍一次。

　　关于这件事，敦晓磊提了好几次，说待遇“超标”了，但老人们坚持要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专业的尊重。

　　敦晓磊与多个声乐团体合作过，即使是专业队伍，也很难保证每个团员都能保质保量完成所有练习作业。可在北大荒合唱团，每一次联排，敦晓磊都能感觉到大家是有备而来。后来他才知道，老人们不仅自己回家练习，各声部部长还会召集人员一起排练、磨合。

　　再后来，敦晓磊随团回到北大荒演出，团员们全情投入地唱，台下观众全情投入地听，演出结束后多年未见的“荒友”抱在一起又是笑又是哭。“那种感觉，就像是他们把青春留在了北大荒，北大荒也回报了他们永恒的青春。”敦晓磊说。

　　聊完正事，纪念演出的筹备会很快变成了关于青春的聚会。“到了北大荒，我下车就一脚踩进泥里，一只鞋没了。”68岁的郑宪临是合唱团的“编外”秘书长，也是纪念演出的执行导演。“我唱歌不行，可曾经也是农工团演出队的创作员。”“铁粉”李秀人20多年来一直关注合唱团，还多次客串了演出主持人。

　　一道酸菜白肉上桌，话题切换到了当年什么时候能吃上杀猪菜。有的兵团是过年，有的是秋收会战结束，有的是欢迎或欢送队员时……总之，都是难得一吃。尝了尝桌上这份，大家很快达成了共识——还是北大荒的猪肉香。

　　衰老的，不变的

　　按惯例，26周年纪念演出结束后，合唱团召开了全员会议，总结演出效果。会上有团员提出，虽然大家都很努力，但团队的整体水平并没有新的突破。

　　这一点，敦晓磊也有察觉。最近几年，有人的声音变得颤抖、摇摆，也有人的腰背明显弯曲得厉害了。“年龄的增长，可能是老人们唯一无法克服的困难。”

　　与团员们一起老去的，还有他们的观众。2013年6月，在北京的北大荒知青组织过一次大聚会，参与者超过3300人。这几年，不断有老知青去世的消息传来，健在的“荒友”有一些也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再外出活动了。

　　说起未来，“唱到唱不动为止，唱到没人看为止”是大多数团员的想法。

　　阿季在团里唱了20多年，丈夫牛哥也为她做了20多年的后勤保障工作。除了在排练时给妻子当司机，牛哥还经常给合唱团当免费劳动力。“他很羡慕我有这样一个舞台和一群老伙伴。”阿季说，人到古稀之年，歌唱得好不好真的没那么重要了，“有事做，有念想，才是最关键的”。

　　像前两任团长一样，合唱团的发展是刘金良心里每天都牵挂的事情。吸收“荒二代”和对北大荒精神有认同感的年轻人加入，是目前看来最可行的解决方案。现在在团里担任女声独唱的郎滨就是团里为数不多的“荒二代”之一。

　　说是二代，郎滨也是50岁出头的年纪了。从老家随军到北京，在伺候老人、养育子女、照顾孙子等家务事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直到站在舞台中央，郎滨才感觉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样子。“这也是合唱团能吸引这么多人从40多岁一直唱到70多岁的原因。”刘金良说。

　　很多老团员都还记得第一次入团的情景。当时，曾经的知青们大多人到中年，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

　　和20年前在北大荒时有人家里条件好有人家里条件差一样，每个团员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日子平淡安稳的，有跟着时代潮流下海经商大起大落的，也有回城后没考上大学顶了父辈的班后来又下岗的。

　　不管得意还是失意，只要进了合唱团，现实就会暂时消失，所有人又回到了故事开始的地方——50多年前，在现在改为北京南站的永定门火车站，拥挤在去往东北的火车里的年轻人开始很兴奋，车开动时有人哭了，但没过多久气氛又在相互推搡和打闹中热闹起来。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