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案”张维平终审死刑：曾三次因拐坐牢，查实至少拐卖幼童11名

　　澎湃新闻高级记者 朱远祥

　　死刑！2021年12月10日，广东高院维持了对张维平的一审刑事判决。

　　张维平是牵涉“梅姨”的拐卖儿童系列案主犯，曾先后三次因拐卖儿童被判刑，交待拐卖儿童共14人，其中经司法机关核实的案件11宗、被拐儿童11人。

　　15年前被张维平拐卖的孩子，大多是一两岁的男童。张维平通过“梅姨”介绍，将孩子拐卖到广东河源等地。2017年，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广州、惠州、东莞等地警方，成立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专案组。张维平、周容平等5名嫌犯落网后，广州中院、广东高院先后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2017年6月9日，张维平在广州增城的沙埔镇指认作案现场。受访者供图

　　法槌落下，被告人张维平面临最严厉的刑罚。“没办法的事，谁也救不了他。”张维平的父亲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儿子是个“屡教不改”的人；张的母亲也说，儿子“偷娃卖”干的是“缺德事”。两位老人现在头疼的，是如何教育抚养张维平的16岁儿子——学习成绩差，性格孤僻叛逆。

　　1971年出生的张维平是贵州遵义绥阳县人。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他，在村民眼里是个会帮家里干农活的放牛娃；初中辍学后，他南下广东务工。走出大山的他，如何从一名普通打工仔变成臭名昭著的“人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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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绥阳县城坐两个小时中巴车到一个叫黄杨的小镇，然后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步行约4公里，便可到达清溪村——张维平的老家。

　　清溪村是一个3400多人的行政村，村民们的房子零散地建在山坡上。这里曾是省级贫困村，成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脱贫之前，我们生活水平就是在国家低保线上徘徊。”清溪村委会主任尹际告诉澎湃新闻，现在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七千多元。

贵州省绥阳县黄杨镇的清溪村。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张维平的父母住在村口一栋一层的旧砖房——这是他们二儿子的房子，以前住的瓦房屋顶塌垮，早无法住人了。这对老夫妇有三儿一女，女儿嫁到外地，大儿子是小学教师，二儿子在遵义务工，小儿子张维平在广东“坐牢”。目前两老和读初三的孙子——张维平的儿子一起生活。

　　4月26日澎湃新闻记者来这里采访时，张维平的母亲吴正慧刚刚割了一竹篓的猪草回来。“现在背猪草都背不动了。”79岁的她叹道。家里每年养两头猪，年终“出栏”的几千元收入是两位老人全年的主要积蓄。山坡边的玉米地和蔬菜地，属于张维平父亲张孝荣坚守的“战场”。这位年轻时当过兵的老人，因手臂骨折成为四级残疾人，为了生活仍坚持干农活。

　　50年前，张维平出生在这个山村。出生的第三天，他的文盲母亲给他取了个名字——“桃平”(音)。“就是希望他平平安安。”吴正慧说，儿子在张家是“维”字辈，所以后来叫“张维平”。

　　在父亲张孝荣的记忆中，“老四”张维平小时候很听话，六七岁就开始帮家里放牛。后来在村里的学校读书，张维平会利用课余时间干农活，放学后经常去放牛、割猪 。

　　村民刘永宽当年做小学代课老师时，曾经教过张维平。在他印象中，张维平瘦瘦的，学习成绩不大好，但表现比较活跃。

　　初二的时候，张维平辍学了。19岁时，张维平和村里许多年轻人一样，怀揣梦想走出大山，去了一千公里外的南方沿海城市。对于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打工是一条比读书更现实的出路。

　　在东莞的厚街镇，张维平进了一家鞋厂打工，五年后他去了广州增城的一家化纤厂。张孝荣记得，张维平在广东打工的那些年，一共给家里寄过1500元。“开始几年他过年会回家，后来就回得少了。”张维平的堂婶李正学回忆，张维平回村都穿得不错，见到人会笑着打招呼，“他的嘴巴子能说，口才比他大哥还好”。

年轻时的张维平。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翻拍

　　做母亲的吴正慧则关心儿子的婚姻大事。在她印象里，张维平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位湖南姑娘，两人打工认识的，张维平带她回过两次老家。“姑娘嘴巴甜，会叫我们爸爸妈妈。”吴正慧说，那个湖南姑娘为张维平生了一个儿子，可惜孩子出生几个月就夭折了，后来两人分了手。

　　大概在2004年，33岁的张维平在广州增城认识了一位姓宋的本地女孩，姑娘比他小8岁，两人恋爱并同居了。吴正慧说，当时因为正值农忙季节，她和老伴都没去广州参加儿子婚礼，后来孙子出生时她才去广州呆过几天。

　　吴老太太皱着眉头说，那位南方城市里的儿媳妇，从来没有随儿子来过清溪村，她与张维平相处多年后分手，然后改嫁了。

　　鲜为人知的是，张维平结婚之前，至少与两名失足女性有过交往。这两段隐秘恋情，也将他与“拐卖儿童”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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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张维平没去厂里上班——或许是厌倦了流水线式的劳作。他几乎整日游手好闲，实在没钱了，就骑摩托车出去转悠，搭载客人收些车费。

　　不知从何时起，张维平染上了赌博，经常去一些场所玩“老虎机”。他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有时会去嫖娼。据他后来交待，2003年，他在增城荔城街的汤屋村认识了一位四川籍失足女性，两人交往频繁，“我称呼她‘小妹’……我感觉跟她已经产生了感情”。

　　张维平称，交往约一年后，“小妹”先后抱过两个一两岁的男孩交给他，让他“帮忙”去联系了买家。

　　其实，在认识“小妹”之前，张维平还与一位姓陈的失足女性交往，并帮她拐卖了一名男童。正是因为此案，张维平第一次被判了刑。

　　那宗案件发生在1998年，案发地点是东莞市石碣镇。

　　当年8月14日，石碣镇务工人员陈德某的7个月大的儿子被绑架。判决书显示，被拐的孩子转移到广州增城后，四川人陈英找在增城务工的张维平“帮忙”。

　　“当年她20多岁，在石滩镇做小姐。”张维平交待，那时他与陈英关系密切，两人曾经同居，“她跟我相处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她就住在我化纤厂的宿舍里。”

　　陈英抱着拐来的孩子找到张维平后，张维平通过老乡联系了一位姓谢的买家，将男婴以9500元的价格卖给了对方。张维平称，事后陈英仅给了他500元“介绍费”。

　　案发三个月后，张维平等人被警方抓获。1999年7月东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拐卖儿童罪对张维平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3000元。

　　张维平第一次入狱是因拐卖儿童被判刑六年。图为当年的判决书(部分)。 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该案并非张维平第一次拐卖儿童，当年他隐瞒了更早的一宗案件。在司法机关后来查实的犯罪事实中，张维平第一次拐卖儿童是在1997年——案发12年后被警方侦破。

　　1997年8月6日，在东莞市高埗镇北联村的建筑工地上，工人钟玉海八个月大的儿子失踪了。当时拐走孩子的，正是26岁的张维平。

　　据刑事判决书记载，张维平当年拐走钟玉海儿子后，带至增城市新塘镇，通过老家黄杨镇的老乡胡治乾联系到买家，非法获利1万元。 案发12年后的2009年底，张维平被警方抓获。第二年，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对他判刑七年并处罚金4000元。

　　张维平被押到广东英德监狱服刑，这是他的“三进宫”——除了第一次因拐卖儿童被判刑六年，他还在2007年因盗窃摩托车(未遂)被判刑十个月。

　　2015年8月张维平出狱后，曾去增城找他熟识的那位“小妹”借钱，未能如愿。此后，他便回了贵州遵义市，凑钱经营一家麻将馆，但生意并不好。几个月后，他去了省会贵阳市，在那里干起了他以前做过的老本行——骑摩托车拉客。他的儿子也转学到贵阳一所小学读四年级。

　　“我听说他为了省钱，带着儿子租了一间地下室。”张维平的母亲吴正慧说。

　　大概是2016年三、四月份的一天，几名警察带着张维平的11岁儿子来到绥阳县清溪村的吴正慧家。吴正慧夫妇这才知道，儿子又被警察抓了。抚养未成年孙子的重担，从此压在两位老人肩上。

　　张维平是在贵阳市云岩区被警察抓走的，时间是2016年3月11日。一周之前，他的同村老乡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等人被警察抓获。他们均被押至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

　　张维平和他的4名老乡被抓后，发生在11年前的拐卖儿童案终于浮出水面。作为这一系列案件的主犯，张维平在三年时间内，至少拐卖了9名儿童。

　　这是张维平的“四进宫”——其中三次是因为拐卖儿童。

　　死刑犯：作案前成为“邻居”，交待拐卖儿童14人

　　张维平2016年3月被警方带走，是因为牵涉同村周容平等人的案件。

　　原来，2005年1月4日，在广州增城务工的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四人联手，冲进出租屋捆绑控制一位妇女，将其1岁儿子申聪强行抱走。此后，周容平将孩子交给其表弟张维平去交易，共非法获利13000元。

　　此事过去11年，周容平等人以为平安无事了。在此期间，周容平、陈寿碧夫妇和杨朝平在贵州老家合伙做起了钢筋生意，杨朝平还当了两年村委会主任，“80后”刘正洪买小车挂靠出租公司“生钱”。这几个人都成了清溪村的“能人”。

　　儿子申聪失踪后，河南人申军良从此踏上寻子和控告之路。警方通过侦查和网上追逃，终于在2016年3月将周容平、张维平等5人抓获。

　　2021年3月26日，参加二审开庭的被拐儿童家长申军良、钟丁酉在法院门口接受采访。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落网后张维平交待，除了申聪，他还拐卖了11个孩子。加上他此前两次判刑涉及的2宗案件，他一共交待涉拐案件14宗、拐卖儿童14人。

　　张维平交待的上述案件中，有3宗因证据缺失等原因无法核实，包括他交待的与“小妹”一起实施的2宗拐卖儿童案，由于无法查实“小妹”身份而未能侦破。最后法院认定张维平在2003年至2005年作案9宗，加上1997年和1998年作案的那2宗，张维平共涉案11宗，拐卖儿童11人。

　　张维平作案期间的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广州、东莞和惠州三地。他拐来的男童大多通过“梅姨”牵线，交易到河源市紫金县、梅州市五华县等地。

　　2003年至2005年是张维平作案的高发期。那时的他30多岁，皮肤较黑，身材有些瘦削，身高一米六五出头。他听得懂粤语，一般说普通话，也会说一些四川话——他打工时认识不少四川籍工友。有时为了掩盖身份，他便自称四川人。

　　作案前，张维平经常到工厂附近的出租屋“闲逛”，他的目标是年幼男童。“我当年有赌博的习惯，”张维平后来交待，“拐走小孩，就是为了将小孩卖掉换钱花。”

　　受重男轻女封建观念的影响，一些农村地区出现“收养”男童现象。“市场”需求和利益驱动之下，有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拐卖儿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公安机关陆续开展“打拐”专项行动，但拐卖儿童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屡禁不止。

　　有拐卖儿童“经验”的张维平，时常在厂区附近寻找下手目标。外来务工人员结婚生子后，一般不在工厂宿舍居住，而是租住在厂区附近的廉价民房。白天，打工的男人去工厂或建筑工地上班，孩子母亲或老人在出租屋带小孩、做家务。

　　张维平通过“踩点”锁定目标后，一般不急于动手。他会先电话联系上“梅姨”，由她寻找买家；然后他以找工作、租房为名，成为目标男童家的邻居，就租住在小孩家旁边、对面或楼上楼下。平常他会有事无事地与男童家人套近乎。他喜欢自称“小王”，说自己是四川人或广西人，让那些从外地来粤的打工人叫他“老乡”就行。

　　“他平时见人就打招呼，好像自己家里人一样熟悉。”被拐儿童钟彬的母亲谢水英记得，当年租住在她家附近的张维平“很喜欢小孩”，经常给孩子买零食吃，比如包子、甜筒、糖果。

　　“我跟孩子混熟，就是为了以后抱走他的时候不哭不闹。”张维平供称。

　　2004年12月31日中午，在征得谢水英的同意后，张维平抱着1岁多的钟彬去外面“买糖吃”，便再也没有回来。

　　另外三名被拐儿童刘鹏、欧阳佳豪、李成青，被张维平拐走的情形也与钟彬类似。

　　2003年10月7日，在惠州市博罗县一出租屋，59岁的付仁会抱着外孙刘鹏在屋内“磨油巴”，租住在隔壁的“老乡”过来帮忙，结果抱着1岁的刘鹏不知去向；2005年5月26日，欧阳春玉在广州增城的出租屋内做家务，5分钟后从厨房出来，发现此前在门口玩耍的2岁儿子欧阳佳豪不见了——后来才知被隔壁“四川人”抱走了；2005年8月7日，欧阳艳娟在出租屋内带1岁的儿子李成青，丈夫的工友“小王”过来，说抱孩子出去“买包子吃”，从此不见踪影……

　　案发至今已逾15年，包括李成青、钟彬在内的上述4名被拐儿童，至今仍未找到。2019年11月以来，广州增城警方通过DNA比对等“智慧新警务”技术，陆续找回被张维平拐卖的另外5名儿童。

部分家长出示被拐儿童的照片。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2018年12月，广州市中级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对张维平判处死刑。两年后，广东省高级法院维持了对张维平的死刑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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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平被判死刑，作为被拐儿童母亲的欧阳艳娟感到欣慰，但她又有些忧虑：如果张维平死了，那他的中间人“梅姨”，以及通过“梅姨”交易的孩子，会不会更难找到？

　　15年前认识张维平时，欧阳艳娟夫妇真心帮过他，没想到“农夫和蛇”的故事在身边发生。

　　那是2005年7月，湖南人欧阳艳娟和丈夫李树全在广东务工，租住在惠州市博罗县。有一天，一个自称四川人的男子“小王”来串门。

　　“他说他家里穷，出来找工作。”李树全当时同情“小王”，看他脚有些受伤，便带他去诊所，自己掏钱让他治伤，还让他在家里吃住了一星期；“小王”说找不到工作，李树全便帮他在工地上找事做，让他成了自己的工友；“小王”说没钱租房子，李树全让他与自己出租屋对面的工友一起住。

　　没过多久，“小王”带着李树全的1岁儿子出去“买包子吃”，再也没有回来。直到11年之后，李树全夫妇才知道，当年抱走孩子的“小王”不姓王，真名叫张维平。

欧阳艳娟的儿子李成青被拐前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2017年11月2日一审开庭时，坐在法庭旁听席的李树全站起来，愤怒地质问张维平：“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来？”坐在被告人席上的张维平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当天在法庭上，广州市检察院一位女公诉人以及原告人申军良，先后陈述了张维平拐卖儿童带来的伤害。申军良哽咽着坚持读完发言稿——他的妻子于晓莉没来法庭，儿子被拐后，她患了精神分裂症。每个被害人家庭都因孩子被拐受到沉重打击。被拐儿童杨佳鑫的父亲杨江，在广东寻子三年无果后，返回四川途中在火车厕所里跳窗自杀身亡。

　　那天临近庭审结束时，张维平突然说：“希望法院从重判决，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也算对被害人家属有个交待。”法官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悔罪的？”“就今天。”他说。

　　“四进宫”的张维平，习惯了警察和法官的审讯，却无法面对被拐孩子父母们的眼神。

　　2016年3月落网后，张维平起初否认自己犯罪。经过多轮审讯，他才供认拐卖儿童的事实，但对一些重要细节和涉案人仍有意隐瞒。直到一年后的2017年3月，经多名被害人家属指认和相关证据佐证后，张维平才交待了更多犯罪事实，并供出这一系列拐卖儿童案的重要人物——“梅姨”。

　　据其交待，2003年至2005年他拐卖的9名儿童，都是通过“梅姨”完成交易。每次他会从12000元左右的非法所得中拿出1000元，作为“介绍费”付给“梅姨”。

　　广州警方曾根据张维平的描述，绘出“梅姨”的模拟画像并在网上公布。“‘梅姨’是真实存在的，”张维平在广东高院二审时说，“但是之前对‘梅姨’的画像，都不大像。”目前，“梅姨”尚未归案。

“梅姨”的模拟画像。左图为广州警方公布，右图为画像专家林宇辉绘制。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张维平喜欢看倪萍主持的央视寻亲节目《等着我》。“每次看这个节目我都流眼泪，尤其是亲人团聚的场面。”他后来告诉警察，“我看了那个节目后，也想了很多……”

　　对于自己的结局，张维平显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审开庭时，他请求法院判处死刑；二审时他说，服从一审的死刑判决。

　　张维平“偷娃卖”和判死刑的消息，如今在他的家乡——贵州北边的清溪村，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八旬父亲今年5月中旬致电澎湃新闻说，希望张维平“最好别死”，“他的儿子，我们两个老人怎么养？”

　　采访中，清溪村的村主任尹际告诉澎湃新闻，民政部门已将张维平的儿子纳入低保，每月会发给他四百多元生活保障金。这位村干部还说，张维平已经成了村里法制教育的“反面教材”，“我们要提醒村民，无论在村里还是去外面，都不能做违法的坏事”。

　　从西部大山到沿海都市，从打工仔、“人贩子”到如今的死刑犯，50岁的张维平走至人生末路。“反面教材”，或是他一生贡献的最大价值。

【编辑:陈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