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3日是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梅贻琦先生以短短15分钟、不足1800字的就职演说，告诉了清华学子们抗日救国的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起过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曾指出：“教师承担着最庄严、最神圣的使命。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体会，这样的大师，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

　　今年10月30日，在首届丘成桐女子中学生数学竞赛开幕式上，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盛赞梅先生是20 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丘先生认为，一个好大学，光有大师远远不够，定要有好学生。梅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把好的师生关系形容为“从游”，老师如大鱼，学生如小鱼，“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大师没有好的学生，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大师没有水，过几年将不再是大师。学生本来是小鱼，有了大鱼的指导，慢慢也会成长为大鱼。

　　笔者长期研究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时的教育思想，今天的品读就讲述其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小故事，藉此纪念梅先生。

　　校长是个“寡言君子”

　　谁又能想到，创造了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最长时间纪录的梅贻琦先生，在年轻时就被人认为“不爱说话”！

　　梅贻琦在1889年出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士绅家庭，后来以全国第6名考取了清华首届庚款留美生。初到清华任教，是在1915年秋季，当时他被聘为物理学教师，住在清华园工字厅。梅贻琦给人的印象是“不爱说话”，以至于他未婚妻韩咏华的同学还跑去找韩：“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韩后来感叹说：“就这样，我便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共同生活了43年。”

　　1919年6月结婚后，梅贻琦在香炉营头条租了一个小后院。明朝时，外城宣北坊有香炉营，因制香炉手艺人聚居于此而得名。清朝时，自北向南依次将香炉营划分为1至6条。梅贻琦平时住在清华的单身宿舍，只有周末才回到香炉营的家中。直到1922年秋，他们才搬入清华的教工宿舍(南院)居住。

　　从1931年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直到1948年12月离开清华园，1950年赴美管理清华的庚款基金，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47年。他出任校长以后，在家中对公事只字不提，所以他夫人对清华内情了解很少，有时反而是从别的教授夫人处听来只言片语。

　　自1911年清华建校，迄今已110年，前后历经22位校长。1931年12月梅贻琦接任时，已是清华建校20年以来的第11任校长。在他之前，平均每位校长任期不到两年，长的三五年，短的一两年，甚至几个月。颇为称奇的是，任期最短的校长还没进校门就被学生拒之门外，该人名为乔万选，是阎锡山的亲信，阎老西在中原大战时曾把势力扩张到北平，并于1930年6月任命乔万选为校长。由于历史原因，清华大学曾隶属国民政府外交部、教育部分别管辖，还成立了强势的校董会，加上教授会和学生会，而且当时政局在各大军阀掌控下，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校政并不稳定，甚至出现连续三任校长被师生驱赶的乱象。在梅贻琦上任之前，清华已经有11个月没有校长掌舵了。

　　然而，自梅贻琦履职后，至1948年底离开清华园，整整17年，中间经历艰难万分的抗战，他有惊无险地率领着清华师生，在时代风潮中乘风破浪。终身尽瘁清华的梅贻琦，被海内外校友一致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即便在1935年底清华学子呐喊出“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的学潮澎湃期，学生与校方矛盾激化时，学生也要声明一句：“拥护梅校长”。

　　为什么梅贻琦任校长后，会受到清华师生的一致拥戴，不仅稳定校局，而且成就清华的高光时刻，成为任期最长的校长？这与梅贻琦的道德风范有关，他以忠诚、刚直、清廉、公正、谦和的人格精神春风化雨，用大师论、通才教育、自由学术、教授治校等理念施校政，爱护师生，钟爱教育，热爱家国。

　　梅贻琦主政清华和西南联大时，大师云集，英才辈出，涌现出李政道、杨振宁等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世界数学大师陈省身、林家翘和逻辑学大师王浩等；在1955年至1980年中国科学院三次选出的473位院士(学部委员)中，有194名清华或西南联大师生入选，占41%；23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14名清华或西南联大师生。能够交出这样施教育人的卓越成绩单，清华师生怎么会驱赶他？

　　有人曾问梅贻琦：“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笑着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就职演讲首提“大师论”

　　“不爱说话”的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以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同学们发表了一场拉家常式的演讲。也就是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其核心教育思想——“大师论”。

　　1930年至1931年间，经过“三赶校长”风波后，清华师生对校长人选自有一番考量。学生心目中的校长有五条“硬指标”：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

　　反反复复，一再物色，已在清华任教16年的梅贻琦，走进了师生的视野。

　　之前，梅贻琦正在美国纽约出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之职。1931年10月8日，国民政府电令他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时年42岁的梅贻琦到达清华园，接受校长大印。

　　现在再让时光回到90年前的12月3日，清华园。

　　“本人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罢。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我当时的回复说，招收女生这件事，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在事实上，我认为尚须有待。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有许多方面，必须有特别的准备，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方能举成。现在，在我出国的三年内，当然准备齐全，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

　　梅贻琦发表的这篇让后人时常念起的就职演讲，语言质朴，言简意赅，然而意义非凡。

　　他的演讲为清华教育定下基调：“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他心目中的清华应该有特殊地位，不是说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而是要在学术研究上有特殊的成就，应致力于高深专精领域。他提醒，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要做高深研究，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设备，二是教授。在教授方面，梅贻琦道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大师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语道尽教育真谛，这一理念不仅使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受益匪浅，也成为所有好大学的标准。

　　当时，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不到三个月，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梅贻琦冷静地告诉师生，“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

　　这篇演讲，在次日的《清华周刊》上刊发，算上标点符号，不到1800字，以梅贻琦一贯和缓的语调说出，也不过15分钟。全文质朴无华，道理清晰，堪称清华史上最朴素的就职演说。

　　生活也曾穷困潦倒

　　抗战之前的清华，因有庚款基金支持，在大学里算是富有的。一般教授的薪水大概在400到600块大洋，就当时的购买力而言，绝对是高薪。当时的稀罕电器冰箱，是教授家里的标配。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曾回忆，他的姐姐那时在北大上学，一个月伙食费5块钱就足够，一学期的学费也仅10块钱。梅贻琦每月校长薪水600块，再加200元校长津贴，月入800大洋。北京当时一座普通的四合院也就一两千大洋而已。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生活都毁于一场罪恶的侵略战争。长达数年的惨烈抗战，使中国百姓和社会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富，战时百业凋敝、经济萧条，物价就如脱缰野马般狂飙暴涨。据西南联大教授的统计，与战前相比，1942年底昆明物价上涨了156倍。到1943年，上涨了404倍，而教职员工们的薪水仅涨了十多倍。

　　物价初涨时，教授们的薪水尚可支应，后期每月薪资仅能支持三周生活，而最苦的日子月薪仅够一周的生活开支。无钱买肉，教务长潘光旦教授一家捕鼠当肉吃；入不敷出，闻一多教授治学之外不得已治印赚外快；许多师生在校外兼职以纾时困；教授夫人们早已不能像战前那样安心做太太，相夫教子，不得不放下身段，使出浑身解数，各显神通，能织补的织补，能烹饪的烹饪。

　　当时窘况，陈寅恪教授有诗记载：“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朱自清教授在感叹“米盐价逐春潮涨”的同时，“剩看稚子色寒饥”。中文系副教授萧涤非的境况更加悲惨：“妻行骨立欲如柴，索命痴儿逐逐来。却笑蒙庄方外客，也缘升斗要人哀。”

　　师生生活难扼，校长也一样穷困潦倒。有学生亲眼看见梅贻琦有时拿包衣物到典当行去当钱应急。他的夫人韩咏华就和教务长潘光旦教授的太太学做南方米糕，取名定胜糕。为顾全校长声誉，韩咏华只得隐姓埋名，穿上佣人服饰，提篮上街售卖，以贴补家用。他的儿子在昆明为躲避日机轰炸，跑警报时跑丢了眼镜，居然无钱再配。晚年的韩咏华也曾聊起在昆明时的困顿：“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能够吃上一碗菠菜豆腐汤，就是改善伙食了。”每次西南联大师生申请到政府救济补助，梅贻琦总是先让师生领取，而且不准自己在校的两个女儿和儿子领取任何补助。

　　1948年离开清华园后的梅贻琦，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改善。1950年他前往美国管理清华庚款基金上百万美元，长期资助在海外求学的华人学者，每人每月300美元，他自己也只支取300美元。夫人来美后，只能去美国盲童学校打工看孩子，直到66岁不得不退休。他不仅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家产，反而因患病而负债，穷到自己住院时付不起医疗费，最后连丧葬费都是学生们合捐的。

　　梅贻琦的穷困，在清华史上所有校长当中无疑是极致的，甚至在世界大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民族英雄岳飞曾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梅贻琦全神贯注于教育，且一生又如此清廉洁净，被学生称为“万世师表”，当之无愧。

　　鲜为人知的中外合作

　　朗朗上口、传唱至今的清华校歌，“中西文化，荟萃一堂”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是梅贻琦掌校期间致力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提升中国学术水准，取得不俗业绩的生动写照。

　　1935年，梅贻琦聘请著名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维纳到清华任教一年。1936年，聘请法国数学家、时任世界数学会副会长哈达玛到校任教，他是首位来华任教的法国科学院院士。

　　而梅贻琦聘请世界航空航天技术泰斗冯卡门先生来清华，协助国民政府筹建新空军，则是最隐秘的一段中外合作往事。

　　1934年，清华设立航空讲座教授，梅贻琦邀请时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冯卡门来华任教，后因冯要回德国不能来华。但他热心引荐美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华敦德博士，1936年2月，华到清华担任航空讲座教授。

　　乍看起来，这是清华当年一起普通的学术合作。其实不然，冯卡门事后回忆道：“谁知后来戏剧性的高潮迭起，涉及中国的军机大事……”

　　原来这是一项绝密计划——国民政府在南昌组织、训练一支新空军，因应日益逼近的战事。新空军的骨干设备都是外国飞机，多向美国或意大利购买，常出故障。因此国民政府决定，自造飞机，原材料配件就地取材。由清华大学负责飞机的设计、兴建及操作，华敦德担任科学与技术指导。冯卡门回忆，华敦德开始也不知道他应邀来华的这项重要任务，直到他到达好久之后，中国政府觉得他可靠，才告知真情。

　　华敦德接受委托后，工作得力。他建议建造一个大风洞，直径15英尺，长200到300英尺，以便容纳飞机的翅膀、引擎或机尾等组件，可试验外国飞机的性能，发现缺点而改进它们。

　　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风洞之一，这类工程当时在中国尚属首创，没有建筑公司敢承包。华敦德就让学生设计风洞，同时监工兴建，这样还“破除中国人不会独立治事的迷信而建立信心”。

　　设计工作始于1936年秋。华敦德回忆，中国学生在设计时的表现，使他终生难忘：“开始那天，25人找来了25套绘图板，每个人左手扶丁字尺，右手拿铅笔。这天法兰克进教室，班长一声立正，全体肃立，一动不动，各人两眼含泪，静候指令，以开始这项伟大的工作，作为对中国救亡运动的具体行动。”

　　仅用半年时间设计即告完成，清华派华敦德与张捷迁两位教授留驻南昌督造。建造过程中，建筑技术比较落后，但工人们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他们连夜工作，晚上实在顶不住了，就睡在竹床上。

　　1937年5月，在风洞建造过程中，华敦德邀请冯卡门从美国来华指导。冯卡门是航空界天才级的权威，当他要来华的消息，无意中让一个以“工程师”身份在美国参观的苏联空军将领知道了，就执意拉他取道欧洲，以便移步苏联指导。因此，冯卡门来中国之前，耽搁了大约一个月。

　　1937年7月初，华敦德去山海关火车站接冯卡门。在车上，华敦德才告诉冯卡门，邀请他到清华指导只是表面理由，实际另有文章，要帮中国建立一支新空军。

　　7月5日，冯卡门到清华参观，被梅贻琦正式聘为名誉教授；6日，冯卡门、华敦德和国民党军方人员、梅贻琦和清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开会。7月7日，华、冯搭上了京沪特快(抗战前最后一班京沪快车)南下。车刚到济南，“站上人声鼎沸，喧闹不已，月台上人们跑来跑去，因抢购报纸不易到手而互相叫骂。我问车上服务人员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战争爆发了……”冯卡门回忆说。

　　到达南京后，他们见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一起飞赴南昌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所在地。随后，一架三引擎的意大利飞机，送他们到九江，乘“滑竿”登牯岭去见正在召开庐山谈话会的蒋介石夫妇。在餐桌上，宋美龄亲任翻译。谈话内容主要由蒋、宋提问，冯卡门解释并陈述，如何快速地、有效地发展航空事业的途径。

　　今年恰好是冯卡门诞辰140周年。学海思源，他曾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和郭永怀的导师。这位航空航天界的泰斗级人物，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战时办起“三产”

　　抗战后期，西南联大师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保障师生基本生活，1943年6月，梅贻琦决定成立清华服务社，利用清华人才和技术优势，开展社会化服务，增加战时后方生产，创造经济价值，以弥补清华与西南联大师生生活的亏空。

　　清华服务社设立管理委员会，工学院院长施嘉炀教授为主席，工学院教授阎振兴出任经理。服务社下设机械工程部、应用化学部、电机工程部、土木工程部、矿冶工程部、无线电工程部、理化部、农艺部等八个业务部33组。

　　该社成立半年来，机械工程部机制木材组发展特别迅速，单为供给美国陆空军供应处建筑材料一项，营业数目达数千万元，而且各锯木厂彻夜工作，尚供不应求。应用化学部的化妆品制造厂，牙水、发油已在市上流行。农艺部除碾米厂外，增设酿造组，制造味精酱油及普通酱油等。自6月至12月终，赢利200万元。梅贻琦说，“一面可以调剂本校及联大同人生活，一面可以帮忙社会生产，在这个抗战期中，本校同人，可算各尽其力了。”

　　当时的清华服务社，颇类似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高校校办企业，实际上就是利用学校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创办的“综合实业技术开发公司”。这无疑是清华最早的校办企业，创办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用以改善清华和西南联大师生当时极端困苦的物质生活，也是战时环境所逼，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从教育思想看，则是梅贻琦因时因势因地制宜、学以致用的一项创举，同时也体现出梅贻琦面对困境，勇于开拓，不拘一格的治学办校作风。清华服务社虽然由清华主办，但收益分享却是西南联大，梅贻琦心中之“大”不言而喻，这也是西南联大能够珠联璧合九年的主因之一。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完成，清华服务社的任务也结束了。梅贻琦没有因为清华服务社能赢利而视作宝贝，他始终坚信，大学的要务一是发展学术，二是培育人才，这是不能偏移的。正如俗话所说，大将军赶路不追小兔。

　　当下人们缅怀梅贻琦先生，往往惊叹于那些教育勋业。的确，梅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地服务清华，尽瘁教育，开创出清华黄金时代和西南联大奇迹的教育盛景，将本是“落后生”的中华民族教育，带进世界教育“优秀生”的行列，为民族、为国家培育了大量杰出英才。

　　当然，梅校长的教育思想并不深奥，不过，被誉为“寡言君子”的梅校长却是一件件去做，最后得到的一项项功业，扎扎实实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钟秀斌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