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工业化，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和追求。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新中国获得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我们党适时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统一了党内外的思想认识，坚定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信心和决心。依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中期计划，是完成工业化主体任务的重要步骤。党中央审时度势，集思广益科学论证，反复研究编制与实施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一五”计划的编制实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51年春天的首次试编，到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期间五易其稿，经过反复的修订、调整、补充，最终才完整勾勒出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蓝图。之所以历尽艰辛，是由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缺乏编制经济建设计划的经验，以及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非常有限、国内各方面的资源情况一时难以弄清楚。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编制工作只能采取边制定边执行和完善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中推进。
上图为1958年拍摄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资料照片）。这里生产了第一批红旗轿车；下图为2019年4月9日，在一汽红旗总装车间内，职工在对生产的红旗轿车进行静检作业（许畅摄）。（新华社）
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关系
编制“一五”计划的起点，是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梳理清楚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步骤，也就是解决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比例严重不平衡的问题。
当时，社会上存在一种声音，认为我国刚刚打完仗不久，一穷二白，需要休养生息，不适合发展重工业，应将重点放在轻工业方面，并呼吁政府要“施仁政”。对此，毛泽东于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分析指出，仁政有小仁政和大仁政之别，前者是为了人民当前利益，后者是顾及长远利益，重点是大仁政，也就是更多关注重工业。人民生活固然需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不可以因为照顾了小仁政妨碍了大仁政。如今，当我们回望昔日争论，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目标导向的战略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是实事求是的务实之举。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现实情况。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工业产品的产量远远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赶不上某些亚洲新兴独立国家。历史数据显示，在13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印度有8种高于我国，钢与生铁的产量高出5倍至7倍；从国内的工业结构来看，当时我国手工业产值比重偏高，重工业所占比重过低，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仅占约27.3%，而不少轻工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设备利用率偏低的关键，就是由于缺乏重工业所能提供的机器装备和现代技术设备；从地域构成而言，我国的工业分布很不合理，3/4以上的轻工业集中于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等少数几个沿海城市，内陆地区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工业，半数以上的重工业集中在东北地区。
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的中美军事力量的悬殊，也切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业实力和武器装备落后对战局造成的制约和影响。发展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任务，越来越紧迫和艰巨。正如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所言：“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综合种种因素，党中央及时果断地明确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的比例问题，开足马力、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建设，同时也丝毫不忽视轻工业、农业等事业的发展，准确把握好“度”，避免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确保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和均衡。
上图为20世纪50年代建设中的中国一重（资料照片）；下图为2019年8月27日无人机拍摄的中国一重厂区局部（王建威摄）。（新华社）
赴苏调研学习建设经验
编制“一五”计划遵循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党中央经过集体调研和决策之后形成的智慧结晶。制定好重大规划，切实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未来生活质量和水平，党中央为此专门派出一个代表团出访苏联，征询意见，寻求援助。
1952年7月，“一五”计划的第二稿《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形成。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决定以这一稿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要求的基本依据。同年8月中旬，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宋劭文、王鹤寿、汪道涵、刘亚楼等为顾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8月17日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热烈欢迎。代表团将翻译好的“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并附表八种及中国国防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送给苏方。9月3日，斯大林与代表团会谈，就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进行探讨。关于这次会谈，周恩来在写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这样描述道：
“关于五年计划，斯首先问：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百分之二十，是勉强的，还是有后备力量的。周答以我们对此尚无经验。我们许多计划常常对潜在力量估计不足，故今后五年计划，可能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还要看苏联能否供应我们这样数量的工业装备。斯说：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五年计划中，每年要超过百分之一，其数量总是比过去大的。次之，在五年计划中，你们未将民用工业与军事工业和装备计算在一起，这是不应该的。只有将它们放在一起，才便于掌握情况和调度。在你们的材料中没有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肯定意见，需要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之后，才能说可以给你们什么，不给你们什么。据我们自己的经验，五年计划至少有一年准备，审查方案还要两三个月。即令如此，也还可能有错误，预先估计到各种情况和困难是不可能的。谈到最后，斯具体指出：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百分之十五，每年生产计划应定为百分之二十，要动员工人来完成和超过这一计划。意外情况总会有的，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
9月8日，中国代表团与苏方进一步晤谈，确定了下一步的安排。9月22日，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之后的近10个月时间里，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有关部门广泛接触，就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重工业建设规模以及具体的援建项目等方面进行征询商谈。1953年5月15日，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确定了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的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确定援建的50个项目以及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又增加的15个项目，这156项重点工程成为“一五”时期苏联协助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工业化的起步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些项目的选址、布厂是颇费心思的。资料显示，一个重要项目的厂址，要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方案，经过反复勘查比较后才能确定下来。当时，国家建委负责审批大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和初步设计，审查厂址后，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驻扎在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国防和安全因素，是当时确定厂址的主要标准。此外，选址还充分考虑到地区的资源集中度以及加快改变经济落后地区的面貌，因地制宜，主要布局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合理平衡了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
回顾编制“一五”计划的历程，与苏联的这一段故事是值得记住的。这些宝贵的历史事实表明，要编制出一部令人民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通过周密细致的内部和外部调研考察，虚心学习和借鉴，对我国国情了然于胸，找到真正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指南。苏联提供援助的事实，也促使党中央对于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辩证思考。当时，面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苏联对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帮助起到的作用十分巨大。与此同时，党中央也提出了以国内力量建设为主体的指导方针，在政治上保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自力更生，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明确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凡能自己解决就不依靠外援，从而进一步处理好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保证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上图为1959年，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工人在建设九号集油区（武纯展摄）；下图为2019年1月15日，新疆油田公司风城油田作业区员工孙晟（前）和王晓东在重18井区对油井实施增产措施（吴小川摄）。（新华社）
开工建设奠定良好开局
经过多方反复论证和细致打磨，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计划》指出，这一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计划》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
很快，全国人民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积极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工人阶级一马当先，站在工业化建设前列，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努力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料材料，降低产品成本，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管理水平，保证全面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广大农民积极向国家交售粮棉，供应各种农副产品，保证城市居民和工矿区职工的生活需要，积极参加农业互助合作组织。不少青壮农民离开生养他们的土地，迈进工人阶级队伍，直接投身于国家工业建设。不少知识分子同工人一道奋战在生产第一线，一起进行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大批毕业生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奔赴祖国各地的工厂矿山。一批海外的华人科学家，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力，先后回到祖国参加伟大的建设事业。
“一五”计划不论在发展速度还是建设规模上都比较谨慎，留有余地。在执行中，各方面的配合和衔接比较好，整个计划得以提前和超额完成，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数据显示，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67.8%。其中农业总产值537亿元，增长24.8%，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倍多；从工业总产值构成而言，1957年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下降至55%，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上升至45%。经过五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以农为主、工业以轻为主的旧局面开始出现明显改变。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编制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也是我国实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要开端。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在之后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初心，不断攻坚克难、百折不挠，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取得了史诗般的进步。这是党正确领导经济工作的充分体现，也是党和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结果。
